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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tu[原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此时此刻,笔者一边写贴,一边听看北京电视台正在播着的毕福剑专题,北京电视台将跟着毕福剑将大赚一把!相信此片将在全国公演!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正义之身,正义之影,正义之音,穿云破雾,顶起巨石,毕福剑的高大形象重现电视屏幕,不是在中央电视台,而是在全世界!

     

    [转载]毕福剑出现在北京电视台!

    wutu 于 2016/2/8 6:59:4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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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莱州成立国术馆,教授太极、形意、八卦,聘修丕勋任教务长兼太极拳教师。形意拳教师林占
    令(1874年一1958年)为莱州王门村人,15岁在北京拜形意八大家之一的白西园的高足“打虎英雄”齐德元为
    师学形意拳,一学10年。齐见林天资聪颖,能成大器,又将林送到山西师叔伯处,由白西园、车毅斋、刘奇
    兰、宋世荣、郭云深等形意宗师精心指导他6年。林成一大名家,枪、刀、剑、棍无一不精,尤以铁杆花枪见
    长,号称“铁枪林”,艺成后在山西太古县(车毅斋家乡)为州府官家护院保镖6年,纵横无敌,当地传有“铁
    枪林、形意王,白龙马,梨花枪,黄河两岸是家乡”歌谣,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经营祖上麻刀铺。一次拉板车送货,林遇7位日本武士挑衅,他徒手将其打败。一天,林遇一位一手能将一块火石头碾成粉末的拳霸在北京砸一伙街头卖艺人的场子,他跳到圈中向拳霸发一空掌,拳霸被他的掌势震跑。林占令与王茂斋同乡,在北京时常到王茂斋的“同盛福”玩。一年夏天,他见吴鉴泉露着凸凸的肚皮,就一拳打向吴鉴泉肚子说:“这么大的肚子还能练武?”可是,拳触吴肚皮,便被吴的肚子发出,腾腾腾退出好几步跌倒地上。他起来后问吴用的什么劲。吴说后,林又一拳打吴肚子,吴鉴泉又用同法发他,林只腾腾腾后退了几步没再倒。吴鉴泉称林占令悟性好,功夫好。林占令年龄长修l8岁,小王茂斋12岁,对修丕勋任教务长不服。林、修两人宿舍仅隔一壁,一天晚上,林见修在屋,对着壁子大声说:“我叫你摸,我叫你摸(群众说太极拳像摸鱼)。”说一声向墙壁发出一拳,击得墙壁“咚”、“咚”山响。修丕勋知林占令欲与自己比试比试。第二天学员放假,早饭后,修与林走了个碰头。修见四周无人,对林说:“林老师,你是不是对太极拳看不起?现在院里一个人没有,咱俩个交流交流。”林占令心里巴不得比比真功,嘴上却说:“说哪里话,教务长肯定真功在身,不必交流。”修说:“光咱俩在,交流交流吧。”两人遂拉开架式,修让林出招,林进步一个蹦拳打向修。形意出手快,蹦拳是他的拿手。可是,林一出手,修丕勋立即将其黏住并拿了起来。林抽手抽不出去,打又打不出。修说:“林老师,你那里不有一只手闲着,怎么不进了?”林说:“好了,服了。”修立即放手。两人遂成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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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六十多年来,土共把中华民族中好文化、传统给消灭了,把最丑陋、低劣的糟粕给发掘、发扬光大。阿毛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大骗子、大流氓,而且是极坏、极恶劣。。。

    春节期间有各类温馨和怀旧故事,我要写的故乡杂记却显得些许残酷和悲戚,可惜这并非杜撰虚构,而是真实的写照。田园故乡不止是在生病,而是有关于忠孝道义的一切伦理气息彻底死去了。

    连我自己也费解,在讯息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创新的现代社会里,为何这群人的生活竟会如此?可惜,这便是赤裸裸的人性,无论你愿不愿意,它都摆在那里,真实地发生,并伴随着时钟的摆动继续而又变本加厉。

    如果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经,那么,我的故乡如此沦陷的方式,以及这首难唱曲的哀婉程度,都显得荒诞不经。

    这是装满了我童年记忆的东北故乡,尽管家人早已搬迁,但我还是每年都回到这里,光顾老宅,在年节中拜访族中长辈老人,并对死去的亡灵焚纸烧香尽一点绵薄的传统孝心。也可以说,多年来,故乡从未离开过我的视野,并因为爱它,才为它的人情嬗变而心疼,为生活在这里的村人遗憾而痛心。

    这一切的爱与痛之中,自己无能为力,仅能摘录其中的片段,并筹划着有朝一日立此存照,记录民风遽变、家族由盛转衰,以及一个村庄的死亡全程。

    新时代老人的“旧社会年关”

    故乡还在,但村子的魂魄早已死去,宗族家训的血脉早被抽空,只剩下碧水青山难得好景致的一张皮囊。

    春节期间,村里一些高龄老人正在东北的火炕上忐忑地活着——他们因活得高寿而倍感内疚。自杀之心早已有之,有着同龄老人的彼此宽慰、相劝,死心虽然没了,但活罪难逃。

    准备年夜饭时,村里一位年过8旬的阿婆刚刚被骂,幺儿的媳妇掐着细腰、抱着孩子,把她“祖宗八代”骂了个遍。

    几天前,老人被家人推倒,摔在院子里的台阶石下。带着淤青的伤,拄着柴火拐棍,老人弯腰生起了灶火、烧热了火炕,因为做的一顿饭菜不合口味,七碟八碗的饭桌子被儿媳妇猛力掀翻,椅子上的一盆酸菜被扣翻落地,冒着热气,滚着汤水。收拾碟碗碎片的过程,老人不敢言语一句,头垂得很低。

    此时,老人的小儿子正在村里小卖部的麻将桌上酣战了两个昼夜。当然,即便在家里,儿子也不敢发声,至多是默默帮助母亲收拾散落了一地的碗筷残局。

    在东北,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也最喜庆的节日。因为节气使然,每年农耕一茬玉米,按春种秋收的时令,瑞雪隆冬正是村民农闲之季,也本该是众亲友朋团圆、几代人同享天伦之乐的时刻。可在村里,春节越近,老人们的生活越发孤单和悲催了,挨骂被打的间隔也更短了。频率最高的一句诅咒是——“老不死的东西,你怎么不早点走(意指去世)了”。

    受此待遇,正是因为老人活得太高寿了,“老了就不中用了,也是小辈们的生活累赘”,老人这样告诉我。偏偏这又是东北地区一个闻名全国的“长寿之乡”,90岁以上甚至过百寿命的健在老人还有很多。根据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这里出过一位寿享164岁春秋、经历了“两朝七帝五总统”的老人。这名老人被家乡的政府部门作为光鲜的外宣名片,而长寿老人的现实生活却鲜为人知。

    在我的故乡,类似邻家阿婆的故事不是个案,而是一群老人的镜像。几年里,我曾利用回乡之时,去拜访过村里年逾75岁的一些老人。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堪,更远未享到晚年之乐。他们并非膝下无子女儿孙,并非老无所倚,讽刺的是,子孙满堂都在村内,却老无所养。

    田婆(化名)已经89岁高龄,在大年初一的清早,她盼着能有儿孙们来探望她。直到炊烟日暮,她终究还是失望了。儿孙算起来超过30人,没有一个人选择在这一天陪她安静地聊聊天。几年前,老伴因病去世,让她更为孤单。田婆患有多种疾病,以往因为治病的事,闹出了不可思议的笑话——在治与不治的争议中发生了打闹,儿子之间拳脚相加,妯娌之间早已素不往来。

    新年的第一天,最先来看她的,是村里一位比她小五岁、比她更孤独的老人。两个老人曾在几十年前因为一桩旧事生怨,曾发誓老死不相往来,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孤单。那个老人拄着拐杖,拖着老寒腿,尽管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却也要走走停停,经常来说话、打发彼此的孤单。

    直到大年初二,每个儿子分别送来了200块钱。这是老伴活着时定下的规矩——每一年,每个儿子给200元算是“养老费”。这个数额也是经过了多年的“拉锯”协商敲定的。因此,在一年的365天中,除了送200块钱以外,儿孙再很少出现。

    大年初三,田婆突发痢疾病倒了。前一天,他的一个儿子和儿媳除了送来200块钱,还带来了一箱牛奶。老人喝下后,频繁地去厕所——这箱牛奶过期了半年之久。这不是第一次,以前,田婆每逢生日时,有儿媳妇把家里吃不完、或者即将坏掉甚至已经腐烂的水果送来。

    村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年过百岁的老翁,儿子倒还孝顺,却意外地死在了不孝的儿媳手中。老人生前已查出患病,医生叮嘱过家属,发病时可及时送医就诊。然而,在老人最后一次发病时,最先发现的儿媳却故意紧闭屋门,未能及时告知当时就在院子中的丈夫,让老人错过了送诊抢救的黄金时间。

    出殡之时,儿媳比儿子哭的更为厉害,也是把一场孝顺戏演到最逼真的明星。她一会儿长跪在黑土上不起,一会儿又扑在坟头嚎哭,几个男人都拽拉不起身。在场的很多村民夸她孝顺,当然,也有人发现她一边假哭,一边用手从嘴里蘸着口水,不断地向眼睛上涂抹。事后,很多女人学会了这个招数。

    为了让老人死的迅速而又悄无声息,一些狠心的儿媳还会在食物上动动脑筋。通过在一日三餐上节食减量,让老人在长年累月的自然饥饿中走向死亡。明知如此,老人却不敢声张,否则家庭内战将会迅速引爆全村人的围观。

    婆媳之间的先天积怨生恨,在中国一些落后贫穷地区并不罕见,但是,毕竟是一家人,缘何如此视为仇敌、针芒相对?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思考。孝道礼教的殆尽,宗族传承的断裂,也许正随着这个村的民风凋敝而来。而且这恰如一场瘟疫,很快蔓延滋长起来。一些外嫁到村里的女人,从开始的不解,到入乡随俗的接受,再到变本加厉的效仿,最终很可能成为心藏蛇蝎的最恶毒之人。

    每次回到故乡,附近的阿婆阿公总愿意找我聊天,也许是因为孤独太久,又没有一个适合倾诉的对象。约在十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做记者时,邻家的阿婆对我说,“你这个写字的,应该写写咱们村不顾忙闲、不务农事的麻将风气。”

    而最近几年,每次春节归乡,阿婆的说法又变了,“你是做记者的,你应该曝光一下村里的不孝风气,这群媳妇们作(意指“折腾”)翻天了”。

    群山遮住了村人的眼界,而素质与修养的缺乏,又让他们并未学会正确使用工具。城市中的刀具,传入村内,但村民并未用它切菜,而是无师自通地发明了用它来扼杀生活。包括有限的娱乐方式,也在被歪曲利用着,成了村里老人眼中的糟粕,流传甚远。

    未有节制的娱乐

    从2015年开始,微信在村里的男女圈里流行起来。可是因为村里太过偏僻,家庭座机入户尚不足十年,联通网络至今在村里还没有信号,移动网络信号只在个别地段时断时续。即便日常通电话时,也会经常掉线。

    这并不影响微信的使用,他们不会抢红包,只用微信通联外界,并企盼着外人能拯救自己。因为打字慢、识字有限,使用的习惯是按住说话。最急人时,刚说了几句,未等按发送键,信号中断了。于是,村里时常会看到这种特殊的场景,有人在房前屋后往返很多遍,双手高举着手机。

    2016年春节,在家里的老人们生不如死、正遭活罪之时,几个农家妇人在密谋着一场向外省远征的组团“约炮”:通过微信,她们在陌生的群里与自称“很有钱”的外地人夸夸其谈,不知道对方什么来头,但已被“有X套房子、有X辆车、有大把花不完的钞票”的条件所吸引,她们也刻意地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几岁甚至十几岁,并时刻准备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见面”——如果对方条件好,她们便不计划回村。

    最早先,村里的娱乐方式是略显单调的麻将与扑克。这个风气在长达20年的时光中长盛不衰,年老者负责操持家务、照看孩子,而坐在麻将桌上的是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女和一群敢于下赌注的年轻人。若是农忙时,白天种田,在家里吃过晚饭,一路小跑地直奔牌局,奋战到后半夜。

    如农闲时节,麻将牌局会持续几个昼夜,直到把兜里的钱输光才肯回家。中途只停歇片刻,泡一碗方便面、吃几片面包或者撬开一瓶啤酒填肚子。为了就地取材、节约时间,这些赌局常设在小卖店中,赌家们一手搓着麻将,腾出了另一只手啃着面包就着香肠。

    春节期间,从年初一,直到月末,都是牌局的最盛时光。走门串亲的外地人多起来,新旧牌友们云集一决高下。

    两年前,村里个别时髦的女人将广场舞带回了故乡,风靡至今。邻村的小学互相合并,我童年读书的小学已废弃多年,跳舞者将学校的教室打通、粗糙改造一番,如到夜晚,拉上路灯,歌舞升平。一些村民刚从田地里放下锄头和铁锹,未顾得上洗手和吃饭,迅速加入到舞队中,直到体力不支,方才散去。

    城市里,多数人无暇娱乐,即便娱乐也视为业余休闲、有所节制,但在我的故乡,更多人是将其作为一种长期寻乐的事业,并为之努力践行、奋不顾身。有时因为赌注太小“不过瘾”,一些人会选择去十公里外的乡镇上或者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中找棋牌室、结交牌友。

    娱乐逐渐鼎盛,男盗女娼的不良之风也继而蔓延。村里的离婚者越来越多,令人费解的是,除了年轻夫妻,有的离婚者甚至年近60岁,孙子也不小了。一些年轻人认为这是新女性主义的觉醒,而在老年人看来这是有辱祖宗的伤风败俗。 

    在两种价值观的对撞难决胜负之下,一位我称之为叔字辈的远亲便离婚了。离婚之前,夫妻两人每天坚守牌局,不顾农事,家中经济窘迫,一处茅草盖成的房子因年代久远成了危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但是,两人无心修葺房屋,只顾牌桌上的输赢。他们也因为牌技过人,而常常被绰号以“常胜夫妻”。

    在村里,一些人因为胆量过人,囊中羞涩,敢于“借高利贷”用于赌博,而这样的家庭最终妻离子散,或者远走他乡、避难躲债。

    远亲叔叔家的儿子学习成绩很好,没能读完初中便辍学打工。原因很简单,家境贫穷。以往的多个春节前夕,那对“常胜夫妻”的远亲叔叔在牌局上酣战之时,他那年过8旬的母亲多次到乡镇政府的民政部门,为儿子争取低保。在长年累月的哭诉之下,这对已经离散的“常胜夫妻”,还是享受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福利待遇。

    在攀比和竞赛中的春节

    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时,村里最穷的一个农户再传噩耗,男主人因病去世;大约两三年前,他的小儿子也因病过世了。

    男主人去世的几天前,他的大儿子在一群农民的陪同下,乘着当天的早班车去了乡镇上。当天上午,这个低保家庭一次性取出了全年3000多元钱的低保费。这群人刚出政府大门,就转身走进了乡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点上最贵的酒水和饭菜,将全年的低保费花费的所剩无几。

    这户村民很穷,也始终被村人视作“傻子”对待。大儿子知道,即便是只有一天可以行乐痛快,撑足了面子,哪怕剩余的364天都在听天由命地喝着西北风,也很值得。

    “面子”是村里最为讲究的声誉,攀比是村人生活中的必需品。杀年猪在攀比,如果谁家的年猪杀的最早、体重最大,家人走路也跟着趾高气昂;而谁家的年猪很小,在村民的打探中连走路都不肯抬头。

    按东北规矩,每年刚过元旦,村人陆续杀年猪,族人和邻居会前来帮忙,然后在土炕上堆满菜盆,摆上几桌。村人之间在比拼着,谁家的年猪膘肥体壮,谁家的待客方式比较周到,谁家因为吝啬而在菜盘光了之后不再添菜。可能刚从你家放下碗筷,很快,你家待客的不热情和吝啬便会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堡子。

    可是,在我听到的众多故事中,没有哪一家村民是真正大方的。即便童年记忆中比较忠厚老实的人,如今也被认为是不喜欢添菜、故意将肉做不熟的“滑头”了。

    放鞭炮也在攀比。在农村,每年春节都要燃放爆竹,以前放鞭炮,近些年来流行城市中常见的烟花。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春节期间不时会有火灾发生。在东北的森林山区,一年四季要靠烧土炕取暖和做饭,燃料就是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每家农户都在院内外堆起来足够燃烧一年的巨大柴火垛。以往的年俗中,谁家的柴火垛堆得高,摆放整齐,被认为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这也是农村年轻男女相亲必看的一个物件。

    但春节期间,总会有一些不受控制、火花四射的烟花爆竹,钻进柴火垛中,从一个微弱的小火苗燃烧成一团扑不灭的火球。当然,村里也有一些火灾是人为纵火导致的,如果邻里闹了矛盾,彼此最常见的报复手段便是趁着月黑风高,把一根点燃的火柴丢进柴火垛中,并快速地隐匿跑开。

    临近春节,每户农民无论穷富,都要购买烟花,每户花销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超过千元。这笔开支相当于户均年收入的1/10。

    村里罕有外出打工者,即便打工的,也都是男人离家,留下妻子照顾老人和孩子。因为进城能做的活计不多,而且常年讨要不到工钱,是否外出打工也让不少村人在2016年的春节犹豫不决。春节前夕,村里有年轻人在工地上索要工钱没能返乡。当天,他的家里杀年猪,村人为此摆宴庆祝,酒桌上没人关心这个年轻人最后是否讨到了工钱。

    通常,选择进城打工的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而更多的人留在村里,进行了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需要赔笑送礼,给在村里滥砍盗伐的老板们做工,砍伐森林按日计价,如果每家有两个劳动力,年收入约2万元;另一部分人只能把浑身憨力用在几亩农田上,年收入只有几千元。

    但无论收入高低,春节燃放烟花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使命。按传统,爆竹声中辞旧岁,这不仅是新春吉利的表征,更关乎着未来一年的财运时运。于是,村民们也攀比着:谁家燃放的烟花多、买的烟花贵,这是可供炫耀的谈资,胜者脸面有光,意指全村一年的好运都聚集在他一家。

    除夕夜里23时,是各户烟花整齐绽放之时。这时的竞赛,变成了谁家的烟花漂亮,喷射的高,绽放的美丽。全家人一边院内欣赏,一边与别人家墙内外绽放的烟花进行比较。落败者,会心有不爽地暗下发狠,明年我一定在烟花上超过你——只有这样,我的日子才会超过你。

    礼崩乐坏的村风

    村内对子女的教育观,始终处在一种盲从和摇摆状态。十多年前,我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时正是“读书无用论”在村内盛行之时。一个成绩很好的儿时玩伴,在家长劝说下初中辍学。当我大学毕业后靠一己之力打拼,在北京工作、安家,又一度被视为村内标杆,很多家庭心甘情愿砸锅卖铁供孩子读书。近几年情况生变,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村民心目中“赚钱多”的好工作,一些不够自立的子辈,工作后还要时常依赖父母的继续补贴。因此,村子里的教育价值观再次紊乱了,在“孩子是否读大学”的问题上显得左右为难。

    不久前,一名在读大学生,被父母劝导准备中断学业,要么回家,或者选择留城务工。劝说的理由是一笔简单的农民账:“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大学毕业后也不是分配,要自己去人才市场等着人要,这和打工没有太大区别。工作难找、赚钱又少,而读书又太费钱了,家里供不起。”

    大山隔绝了村人的视野,他们不知道、更不关心外界发生了什么,日久变得难以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在村人眼中,好与坏、是与非的衡量标尺和参照系,是比他们相对富裕的几个村民。这群一夜暴富的聪明人,是靠胆量起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

    在村人的思维中,宗族传统权威早该被打破,唯有自身钱包很鼓的人,说出的话才具有分量,才能服众,才理应被推崇为德高望重。而不用关心所讲内容是对或错,更无须计较发言者的年龄大小和辈分高低。这种逻辑极为简单:有钱人,就是成功的,也一定是最正确的。

    这也是一个局限的天地。全村不足百户,拥有20万元以上家产的农户寥寥无几。四面深山环绕,只有一条土路通向乡镇,每天有早晚两班客车通行。很多村民,一生未出远门,还有更多的老人,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大山、进过县城。

    没见过世面的老人,却是大山中最后一批宽厚仁慈之人。可惜,这些老人越来越稀缺了,我认识的老人也渐次过世了。此后,一个儿孙满堂的家族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越加败落,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一个尚未成家的小辈不仅可以辱骂父母,甚至还敢随手抓起一把农具冲向他的父母。犹如一棵大树,尽管枝叶繁茂,高耸参天,掏空树根后,树干和枝桠也开始枯落和腐烂。

    田婆家的阿公在世时,曾有一个遗愿,子辈能将族谱在春节这天请回来,然后全年烧香祭品供奉。这个提议一再拖延,七八个子女互相推诿。

    按农村的祖上规矩,幺儿要和老人生活在一起,长子要替父母分忧解难、操持家族责任。一番争吵过后,长子被迫接下了这个任务。

    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因为本身的不情愿和后续生出的怨气,长子将族谱砸个粉碎。让他怨气的是,在请回族谱、准备祭品的仪式前后,族人中没有一人前来帮忙,而大年初一之后,族人们拖家带口蜂拥而来,叩头祈福,求祖宗们能佑护他们大发财源、家丁兴旺,而在离开时只会丢下一两块钱的零钱,而在外被传言“发展很好、赚钱不少”的子孙后代在下跪叩头后,丢下的也不超过十块钱。

    当然,不再供祖祭祀,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长子一家在为祭祀忙碌的一年中,他发现,祖宗们并没有赐予给他这个最孝顺的人任何的好运。他似有所悟,原来祖宗不灵了。

    后记:

    无论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还是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自古以来,乡土文学不乏经典,但这些都只是故事。而我家乡正遭遇的,不是故事,而是一场升级版的事故。

    故事是正常人之间的家长里短、生活百科,而事故的主角则是一批非正常人,但他们神智健全,没有任何的精神疾患。这场事故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人性与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情味却无比缺失的时代产生的激烈对撞。

    小智小慧的农民式思维,自私趋利和数典忘祖的人性丑陋,在这个村中被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勤善礼孝的祖训宗规已然荡然无存。四面的盘山峻岭遮蔽了他们的眼界,信息的闭塞、交通的不便,也切断了他们和外界的通联和交融,又加剧了这场无知的荒诞悲剧以野蛮的方式继续上演。

    事故发生在东北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县城,县城中最为偏僻的村庄。在这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现代社会中稀缺的碧水青山,与礼崩乐坏的人文环境,极为不符。

    追溯村史,祖上一位丧夫的老奶奶用篮子挑着几个幼儿,从山东出发的闯关东中途,路过这一片肥沃黑土,犁地开荒,停留生活。孩子长大后,逐渐形成了村落。

    在村内,从一个个至亲,又衍生为多个家族,从祖上追溯都是亲属友朋。祖上起于一枝,本应相亲相爱,而结果却相害相残,在言传身教之下,子辈们也加入其中,斗争更甚。根据村里年长者的回忆,从建村起,到民风蜕变前,一直是民风淳朴、宗族礼教井然,族人也始终被认为是周边乡镇中最传统、憨厚善良的一批农民。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为村里自愿修路搭桥这样的乐善好施行为不胜枚举。

    然而,近十多年来,风气每况愈下,几代祖先努力营建的乡村秩序毁于一旦,利益崇拜,砍树刨根,贪利图逸,不思进取,宗族约束力完全凋零,传统礼教全线崩裂。

    我经常在想,中国的多数乡村已被城市化的步伐碾压的“空心化”,很多人在为消逝的乡土文明而呼吁反思,这是因为它走的太快、把文明丢的速度过快。而我的故乡,它却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因为笨重的身躯和闭塞落后,走的太慢了,本该为此庆幸。但不幸的是,它却走向了另一种根脉断裂的的病态极端。

    几年来,我始终思考着“缘何至此”这个问题,可惜,至今不能得出那个最准确的答案,况且问题的原因也极为多元和复杂。现在,唯一能做的,以“零度情感”略记一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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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政府如弃妇,常常说"“中国人民的感情”被某某国伤害了,其实是土共政府的感情被某某国伤害了。说道中国人民的感情,应该是““中国人民的感情被自己的土共政府伤害了”,才对。

    中国援助的数十架战机 被贱卖换钱


    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在苏联阵营当中,并不受重视,原因很简单,主要是体量太小,帮不上多大忙。苏联只需要控制住其邻国南斯拉夫就已经足够了。

      6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走到了一起,成为具有兄弟感情的友好国家。并且同时成为对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


    中国陆续为阿尔巴尼亚建设了142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化肥,电力,煤炭,纺织,石油,建材,玻璃和军工等轻重工业项目。另外还援助其180万吨粮食。

     

      耿飚将军回忆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价值90亿-100亿人民币的各种物资,按阿尔巴尼亚200万人口计算,数额还是非常巨大的。(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人民币)。

      中方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规模也不断扩大。自1962年开始,包括歼-5,歼-6,歼-7战斗机、歼教-5,初教-6教练机,轰-5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在内的大批国产战机出口阿尔巴尼亚。一共援助战机180架,还为其修建了各种军用机场。

      但是阿尔巴尼亚对中国援助物资非常浪费,其使用中国高标号水泥修建了数十万个碉堡,使用优质钢材修建电线杆.......


    最近,阿尔巴尼亚开始廉价出售那些中国战机。第一批拍卖的包括40架歼7,运5和直5等飞机,价格非常便宜,起拍价只要8000美元。预计总销售额可以达到50万美元。

      这些装备,引发了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热烈关注,预计,这些收藏家们将包圆这些极富收藏价值的老式中国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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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共前天津市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案详情,再被媒体深挖,引起外界关注。有消息称,车峰目前被拘于湖南长沙,所涉案情“牵扯人员级别很高,案情绝对保密。”车峰涉嫌与西方某些国家情报机构有联系,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交换情报”。当年温家宝重大金融决策被洩密,内鬼隐现,仅90分钟损失约37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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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2016年开年中国股市狂跌,背后原因扑簌迷离之际,去年6月被带走调查的车峰案被陆媒深挖。报导称,车峰目前被拘于湖南长沙,所涉案情仍在调查,尚未被提起公诉,〝牵扯人员级别很高,案情绝对保密〞。

      外界观察发现,在车峰被调查之初,大陆媒体报导车峰案比较隐晦,用迂回方法暗示案件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秘密。但经过外界媒体毫不避讳的曝料,近日大陆媒体已开始不再忌讳提及车峰的岳父,就差直呼其名。

    有媒体在揭示某个参与车峰资本运作的民生银行主要领导时称,〝早前在另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工作时,为车峰岳父的下属〞;另有媒体则称,〝从传奇到传说,只因为车氏身上背负的‘红色’烙印,从坊间到圈内,关于其岳父家的身份并不是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

     

      车峰是内鬼?

      据编辑部在北京的海外多维网透露,外界普遍认为,车峰被查是因涉及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及北京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郭文贵一案。车峰涉嫌利用国安部的旗号在海外胡作非为,并与西方某些国家情报机构有联系,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交换情报”。知情者指温家宝时期国务院的关金融政策的重大决策,文件刚出中南海,还没发到省部级,西方国家就已完全洞悉。

      据港媒早前报导,2005年人民币升值,温家宝称国务院的相关决定是〝出其不意〞。但人民币升值的决定公布前,大陆高达228亿美元在同时间段被兑换人民币,仅仅90分钟内,就使国家损失约37亿元人民币。

      据查,相应时间段内,兑换集中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福州、大连、武汉、南京、珠海、重庆、济南、厦门等13个城市的金融机构、党政部门小金库、国企和私有富豪账户。

      外媒分析,泄密者在高层,而且泄密者绝非一人。据称,温家宝听了报告后怒斥:〝有鬼!鬼就在内部。一定要追查。〞但之后一直没有下文。

      车峰案爆发后,媒体联想到,2002年至2007年间,戴相龙先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代市长、市长等职,被媒体称为〝金融市长〞,2005年发生的人民币流失与曝料的案情高度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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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建议非常好,谢谢。另外,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我们的民族才会进步。我也认为孙氏是有真功夫的,这点我们之间不矛盾。但这与是否尊重历史还是伪造历史是两回事。问题是从孙禄堂起就开始伪造历史,这是问题所在是的,许多人与先生一样。不过孙剑云女士在八十年代初对台湾人的口述还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但后来遇到童旭东后就改变了。以后就彻底神话了 李洛能37岁开始随师学形意拳,十年后大成。孙禄堂31岁开始随李魁元学形意,三年后大成,说明孙比李洛能还厉害。但这不是本文的论点,本文论点是把孙说成是郭的弟子,及自幼练形意等,不符合事实,说明其人之言缺乏诚信与可信度李洛能什么时候学形意的他很诚实,他的人品及话是值得称赞与信任的。另外维基百科上李存义可能没有你了解的准确:李存义自幼家贫,以帮人赶车、保镖为生,周游各地,学习拳术。20岁拜刘奇兰为师,学习形意拳完全赞同先生的意见!我们应该根据原始文献资料,任何作假的人都不可能在多年前就安排好,原始文献资料便是最好的证据关于叙述孙先生早年武学经历的著述当首推1994年第46期台湾《力与美》杂志上刊登的《孙禄堂氏太极拳学研究——孙公福全大宗师行谊》一文。此文为王嘉 祥先生撰写,其内容与孙剑云女士1982年底在北京口述其父生平的内容(见于《文化娱乐》总第41--46期承志撰《太极孙》一文)基本一致,那时候的人还比较诚实,孙女士也不认识童某后来认识了人心变坏的童旭东,于是开始造神。。。对那些神说,想必孙女士也一定会很不安,罪过其实谁也不想谈这些事,早在民国初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武林界人士都懒得理孙。只是上世纪末开始孙被神化,说他打败了包括他师父在内的所有武林名师,是武神,五百年来第一人,孙存周是亚神,五百年来第二人。。。在内家拳旧闻中更是胡编滥造,于是就有还原孙的本来面目的必要了,否则谁也不愿搭理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呀。孙锡堃能够有把握来指责并挑战孙禄堂,还应该与他的师父程海亭告诉过他孙禄堂的情况有关,对于孙禄堂的八卦掌书,孙锡堃肯定拿给程海亭看过,程海亭便指出其中谬误及孙禄堂随其父学艺是半吊子,:或者程亭华发觉孙禄堂人品有问题,没有好好传他。总之,孙锡堃从程海亭处了解到孙禄堂学八卦掌的底细,孙禄堂在孙锡堃面前不敢弄虚作假,只得认命遇到克星,虽然孙禄堂年长一辈。武林界人士都懒得理孙。只是上世纪末开始孙被神化,说他打败了包括他师父在:内的所有武林名师,是武神,五百年来第一人,孙存周是亚神,五百年来第二人。。。在内家拳旧闻中更是胡编滥造,于是就有还原孙的本来面目的必要了,否则谁也不愿搭理先生,这世道常常是本身自己属于流氓,却指责别人是流氓。不过这很落后,因为人民的认知能力已经提高了。: “为人民谋利益毛泽东主席在三年大饥荒时没有学古代不为人民服务的封建帝王去开仓放粮,拒绝世界伸出的援手,还把粮食支援其他国家,还要争气用粮食加速还苏联的债,尽管苏修明确提出可以不还,当然还有继续办5千人国宴、造行宫。。每一个有良知的,都会为千百万饿死的人民发问:这难道就是:“为人民谋利益?!!不发问的,是那些对人类没有了基本感情的东西。:这不仅是不对,而是空前绝后的邪恶!毛先生可是把日本人当作父亲一般,有历史证据的。你被愚弄得黑白颠倒了,想想看日本人只轰炸重庆,却从来不去延安?延安那时莺歌燕舞,你应该是个智商健全者,想想。::无知无耻的汉奸流氓应该是你首曝抗日期间 毛通敌卖国和冈村宁次签署密约 有图为证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23a83c50102v9jv.html  :这个问题对缺乏教养的你太深奥,本人不想浪费时间。 你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仔细一想又是全不对。第一没有什么辱骂,只谈事实,所以你错。第二,孙篡改学形意拳的年龄与师承,很不诚实。证据都在,所以你又错。第三,本人从来不躲,如果你要找本人切磋,本人十分乐意,请先报上大名。因此,你再错。我只要用事实证据来驳斥童的谎言即可,我哪有那闲工夫去北京找他,你太高看了他,所以错。我对孙门的工夫从来不予以注意,怎么会值得我花时间去上海找孙门的人,除非他们约我。所以你错。我哪有闲工夫去什么河北望都县,拿出事实证据驳斥一下已经足够。你也可以拿事实证据反驳我呀。现在又不是一言堂的社会,大家都崇尚民主,如果你觉得我不对,你可以拿你的证据,甚至可以起诉,你要切磋,你也可以公开提出,总不能用流氓社会的方式,所以你错。 本人一直在做正经事,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应该是你或者你应该对撒谎者说的话,你搞错对象。本人历来坦荡,谱曰这心意无处无时不在。。这不能怪你,因为你不懂什么是心意。: “做人要先学会噤口,然后修身。。这是你该对童某讲的话,你又搞错对象。对谎言、谬论、造假的揭露是读书人的本色,你却是非不分,对歪风邪气还要人噤口,不是糊涂,就是痞子做法。所以你谈修身。。令人喷饭。: “孙禄堂先生的事我比你清楚。。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果真如此,你的罪孽就大了!童氏等胡编滥造了那么多年,你却噤口,说明你丧失做人起码的正义感与责任感,或者就是个习惯与被愚弄、早已麻木的对人、事、物缺乏基本感情的人。 你适合去北韩生活,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变化,习主席强调民主宪法,依法治国,你除了习惯流氓社会外,中国的变化你已经不适应。: “最后送你点儿东西是可惜了,你应该早点出生,能够及时送给孙门父子,或许他们能够长寿到现在,所以你送错对象。: “能静心的时候翻翻书,查查出处,会思考吧?自己琢磨琢磨!还是别逗了。这世道常常是本身自己属于流氓,却指责别人是流氓。不过这很落后,因为人民的认知能力已经提高了也一起送给你吧,现在是将文明、将道理。所以你全错。而楼主所说的证据也是听别人说来的,有的也无处考证如果先生能具体指出哪一条,我将不胜感谢。 :应该说我把孙禄堂早期书中自序、孙剑云早期的两次说话内容奉为金科玉律,除非他们原来就错。我再次强调,文章的目的是以事实证据,而且主要是来自孙剑云女士的八十年代初两次谈话内容,以及孙禄堂先生各书中的序之对比来说明一些人不诚实的人品及对武术史所造成的危害。对于孙门也没有工夫,本人认为练过中国武术的人都应该有些工夫,但不是本文的目的。 我们现在不是在流氓的社会中,请拿事实讲话。颜紫元在哪里自称精通八卦心意太极拳,是前无古人第一人?自称武术大师?先生出语不文明,是因为缺乏教养?有理说理嘛,逻辑也混乱,薄在重庆报道中人人欢迎,不准有反对意见,现在被判无期。。。你应该拿出具体几条来论证说明颜先生怎么不如,而不是表现得无教养,那样,凡是有智商的人反而会认为颜先生是敢于坚持真理的,你说对吧?还是一条也拿不出,就是表现极不文明,极无教养,唉,可怜的功夫熊猫!颜紫元要证明自已,有胆量找个孙的后辈弟子验证一下如何?” 你可别吓我,呵呵。我怕,怕他的后人或你是纸糊的。 一个无赖挑战买状图,一直跟着买身后骂,村民围观,买回到自己院子里关上门,买祖母不乐意了,买说,他说纸糊的,不能碰。。。。哈哈哈在浅陋不堪、没有一句实话的孙禄堂徒孙童旭东神编的《内家拳旧闻》中,说孙氏得仙术。。。可是得仙术的孙氏不仅没有把自己的长子、季子救了,不到四十岁两人都死了,而且孙也没有能够救上自己,被人点穴,不久就一命呜呼了。还是谈谈禄堂先生自述,他被郝为真当婴儿玩似的。这可是禄堂自述啊,你可不要说他撒谎。他31岁开始练形意八卦,遇郝氏时已经练了24年,还被当小儿玩,考考你:是形意八卦不中用,还是禄堂没有练好,还是如孙锡堃说的程庭华没有好好传禄堂?关于孙禄堂沽名钓誉,没有什么真功夫的情况,还可以从他的亲传弟子陈健侯先生之子陈端孙的回忆我的父亲陈健侯先生一文中可以看出。。。父亲1895年出生于南京,那时祖父庆年公正任南京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副馆长。。。父亲自幼就爱好武术,练少林拳武术上的开蒙老师姓张,名字我记不得了。他两腿常绑铅锭,练习轻功,身手敏捷,能手擒过堂烈燕。父亲后来拜江苏省国术馆的副馆长孙禄堂先生为师。那时父亲虚龄三十四五岁,我上小学,大约八九岁,他们两人都爱好《易经》,谈得很投机。后来父亲又治好了孙师多年不愈的内伤,。。父亲学拳的天赋很高,跟孙师学拳,从站桩到走趟子、练字手,到练三十六手套路总共只用4个多月。孙师为了测试我父拳技造诣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两人进行比武结果是一胜二负。。。(《少林与太极》2006年第3期)
    可见只在小时候练过几天武术的陈健侯,只跟孙禄堂学了4个多月就打败了孙禄堂(孙禄堂本来想讨个巧,想陈只学了四个月,容易打败,打败后更可以从此,孙师经常光临我家,有时还把夫人、儿子、女儿、孙女儿、侄儿带来。去陈家蹭饭吃了,想不到一赢二输。当然这难不倒在师承、学艺年龄上不诚实的孙禄堂,他的脸皮早已练得很厚了,照常带一家子人去蹭饭),孙氏功夫如此差劲,难怪孙禄堂见王子平、孙锡堃挑战,自然不敢迎接,赶快卷铺盖走人!孙禄堂先生著作《八卦拳学》第一版的时候,里面有 程有龙等师兄弟们的审订。若程有龙不认可的话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至于孙锡坤基本还轮不到他叨叨上辈人的是非曲直。”--书中的程有龙是程庭华的幼子,其父亡是他还是个童子,孙禄堂讨巧去找有龙,而不是对他历史清楚的程廷华长子程海亭先生。孙奸得不一般!程有龙字海亭好不好,不是两个人。程有龙就是程廷华的长子。”--谢谢指出,但鉴于孙禄堂为人奸猾,有龙未必知道自己的名字在书上,或者未必看过孙的书的拳照内容,直以为孙在宣传其父,而不知其拳照在严重歪曲。而孙锡坤则看到了出版书中的拳照,觉得程家父子被利用了,故怒先生还是颇有礼貌讲理的,不似那些无教养的不讲理的无素质之辈,所以紫元愿意解答您的问首先,据孙剑云弟子北京的中医于大夫早年记载的孙剑云自己的话,孙禄堂出生在1862年,把他出生年说成1860年或1861年是不诚实的,你说对吧另外根据早年对孙剑云的访谈,孙禄堂是婚后第三年才开始学形意的,而且只学了三年,他没有随郭氏学过,。。说明孙禄堂人品上存在不少瑕疵,主要是不诚实,你说对吧:本人在万维网及万国武术网上的回复被删除了,所以就只得花时间重写一次,请你到本人的博客里,是新发的文章,标题是:二水《惊世骇俗的大明万拳谱》一文中的误区 颜紫元,看完你便明了:吴公仪比孙禄堂功夫高许多是肯定的,吴的道德比孙也要高许多,如孙生于1862年,却说1860年,其余撒谎不 王禧奎老师也见之叹服之至,王白拜师学了,竟然一个旁观者孙禄堂的玩意,竟然让王叹服之至,早知道也当旁观者了,何必被骗那么多钱?孙禄堂人品真的无法知道,但孙剑云的人品的确有问题。要不,为什么没有把李玉林列入传人孙门的素质就是这样,一旦被揭露,就恼羞成怒,满口喷如果假历史充斥在武术界,那么,中华武术绝无振兴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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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3分钟的片子拍摄于1929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受外电访问,背景是北伐刚刚结束,老蒋顺利坐上国民政府主席之位,心情奇好,用浓重的宁波口音重申要继承孙中山遗志其后他的夫人宋美龄则用很流利的英语申诉新时代女性权益。 
     
    42岁蒋介石和32岁宋美龄     在一起的绝版视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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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元按:阿毛是大骗子、大恶棍的事实随着历史的公开越来越清楚,大陆的坑蒙拐骗打砸抢把生命不当回事,都从阿毛身上找到根源。又见下文:


    内地着名「老右派」、前新华社记者的戴煌(图)因病去世,终年88岁。他的女儿表示:「家属商议,父亲的后事一切从简,预定下周四进行遗体告别仪式。」戴煌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作者。

    戴煌的女儿表示,昨日下午4时13分父亲去世,此前他因肺炎心衰在宣武医院治疗内科治疗,后来因病情恶化大量内出血,有四、五天未得到输血,「医生也尽了最大努力,但没有血输父亲就非常危险,最后没有办法,家属只能在网上发出求助的信息。」

     

      在家属向社会发出求助O型血的信息后,很快就有朋友联络来捐血,家人于是就去医院血液科要捐血申请单,但血液科没有给申请单,表示有血液。她不满「既然有血液,为甚么四、五天没有给父亲输血?我们不知道为甚么!」

      戴的女儿说,父亲因为是老右派而一生遭遇悲惨,受了22年煎熬,到最后也没有平反,因此家属希望父亲工作单位新华社复印一下父亲的档案,留作资料。在新华社老干部前日到病房探望时,家属也口头提出这一要求。

      戴煌,原名戴澍霖。江苏阜宁沟墩镇人,中共老党员。着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等。他是中国最着名的「老右派」,也几乎是老右派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曾多次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戴煌,在2007年反右50周年接受亚洲自由电台访问时,曾直斥毛泽东是个大骗子:「毛泽东是一个大骗子」,骗了中国也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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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地址:毛泽东反革命罪证举要     82岁老朽 邵正祥于2010年12月25日《观察》首作者:
     罪证一,毛泽东亲自主持领导的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一般党团员都打成反革命,有的甚至予以镇压、杀害。而毛泽东本人不但参加过国民党成为国民党正式党员,而且曾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和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五个委员之一。并多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所以根据毛划反革命的标准,毛泽东本人更具备反革命身份。
      
       罪证二,1930年,毛泽东为了铲除异已,铲除不同意毛残忍行为的红军干部战士,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将10多万为革命而参加红军的干部战士诬陷为AB团予以杀害,比国民党杀害的红军都多。
      
       罪证三,革命的目的是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别,而毛泽东1958年却制定了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扩大了三大差别,所以毛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罪证四,鉴别社会变革是不是革命,主要就看它是否解放了生产力,保护和发展了生产力(反之就是反革命)。1956年第八届共产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共1026人,作出两个决议:一、反对个人崇拜;二、将阶级斗争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生产力、保护和增加生产力。这两个决议被历史实践证明是革命的决议,可是不久就被毛泽东完全推翻了,所以毛泽东不仅反对了党的决议,也反对了革命的决议,其性质既是反党分子,也是反革命分子。
      
       罪证五,马克思一直肯定无产阶级是由脑力无产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两部份人组成,而脑力无产阶级即是靠工资生活的知识份子,可是毛泽东却把脑力无产阶级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毛泽东是反马克思的,因而也是反革命分子。
      
       罪证六,中央已定性四人帮和林彪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可是凡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广大人民,都知道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是由毛泽东亲自组织、提拔、培养而成。两个反革命集团每次行动都请示毛泽东,得到毛的批准后才行动。所以毛泽东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因而毛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
      
       罪证七,被毛泽东残害致死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张闻天等人……已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无阶级革命家,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国民党反动派都没能损害他们毫发,而毛泽东为维护自己错误决定和权位,而把他们都残害致死,害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顺理成章地可以定性毛泽东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罪证八,经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定性,江青和毛远新是反革命分子,而毛泽东生前还想将领袖位置传给江青和毛远新这两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毛泽东自然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罪证九,毛泽东生前全国人民平均存款不足10元,而毛泽东仅稿费存款就有1.3121亿元,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党校三单位联合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毛选四卷》真相,只有12篇是毛泽东自己执笔写的其他150篇稿费都是毛泽东贪污所得。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讲反对改善人民生活:“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反推回来中国当时最富有的毛泽东是最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
      
       罪证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五仟万农民,文化大革命打死了两仟多万无辜人民;历次冤假错案害死了二仟柒佰万无辜人民,总共被毛泽东害死了九仟万人民,相当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1.5倍。毛泽东在饿死两千多万人的1960年,全国六亿多农民挨饿的情况下,在毛的授意下,在韶山、武汉、密云水库边、上海、卢山、济南等六处修建他的别墅,毛泽东共有61处别墅,仅杭州刘庄别墅就占地800余亩,折合50多万平方公尺。61处共占地数以百万平方公尺计。当时全国城市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积都小于3.6平方公尺。毛泽东曾在8届二次会上说:“死人是喜事,是白喜事……”因为人是解放生产力和保护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毛害死这九仟万人,对生产力的伤害之大是可想而知。所以毛的行为完全是反革命行为。
      
      
       82岁老朽 邵正祥于2010年12月25日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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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老歌绝版珍藏系列: 龚秋霞专辑26首


    龚秋霞专辑介绍:龚秋霞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亦歌亦影,用现在的话说,属于“两栖明星”。她的歌喉甜润婉转,有“银嗓子”的美誉。与当时的“金嗓子”是周璇一起名列“上海十大歌星”的前两位,并率先在电影中自演自唱,开创了影歌风气的先河。她那温婉纯朴的歌声吸引了不少当时的名家为她作曲。龚秋霞从事唱片录音以来,大部分歌曲都由百代公司录音出版,到香港后,仍跟百代保持密切关系,且与也是电影演员和歌手的陈娟娟成为搭档,灌录了多首二部合唱歌曲。 

    龚秋霞演技出众,她一生拍摄过90多部影片,是位卓有成就的著名影歌明星。在银幕上,龚秋霞以扮演温柔善良的女性和慈祥的母亲见称。而她的最后两部电影,是1978年演出的《铁脚马眼神仙肚》和1980年的《胭脂》。

    《春节》上海爱乐民乐团专辑1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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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前苏联部分历史档案公开,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逐渐显露了出来。

      失去东北的张学良军心不稳财源断绝

      918事变后的张学良虽然挂着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职务,但是和东北少帅时代相比已是大不如前。地盘没有了,财源没有了,兵源地也没有了,远离家乡的部下们也是军心不稳,士气低落。直到张学良在南京看到了一部纪录片“基辅争夺战”,一部苏军空军,陆军大演习的纪录片后,张学良深深的感受到了苏联的强大实力。仅仅看完这部电影,张学良就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见面会谈,开始对苏联大有好感。

      1935年秋季,东北军骑兵第3师,第6师,步兵第110师,第109师分别在吴起镇,直罗阵等地遭到长征到陕西的红军严重打击。在战斗中,红军几乎都不用开枪,就从四面八方用高亢的喊杀声和刺刀把东北军赶的东一堆西一堆,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跑。大多数毫无斗志的东北军都丢掉了比红军先进的多的武器投降了。

      这时损兵折将的张学良内心苦闷,本想可以得到蒋介石的安慰,但是蒋介石却并没有任何表示,反而嫌东北军第110师打得不好,把番号给取消了。

    图为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信,建议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张学良倾向中苏同盟 形成西北大联合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关键的人物杜重远出现了。他告诉张学良为了东北同胞,东北军的前途和个人荣誉,应该有所改变。现在东北军就驻扎在甘肃和陕西,而新疆的盛世才是亲苏联的,杨虎城思想也是进步的,如今应当与包括红军在内的各方势力组成联合政府,形成西北大联合。从外界论,苏联是支持中国抗日力量的可靠力量。

      这一切都最终让张学良和红军走到了一起。经过36年4月的延安会谈,红军提出,首先应当停止内战,其次组建国防政府,建立联军。再派出代表赴苏联请求与苏联联手。在会谈中,红军告诉张学良,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领导全国抗战能行得通吗?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

      张学良也表示,如北上抗日,红军如去河北恐怕不利,在山西也难立足,不如去绥远。另外东北军可以向红军提供子弹,代办军用品等等。

      红军愿意推张学良为西北联合政府大帅

      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新桂系宣布反蒋抗日。称将出兵北上。红军对这个消息感到很振奋。红军认为一旦西南、西北乃至华北同时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甚至分崩离析。因此,红军专门通电二、四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称: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而共产党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

      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西北发动的时间,并将前此与张学良商定和进一步向张学良提交的计划书内容,于6月16日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电称:“我们与东北军间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宁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们与苏联地理关系的重要关键….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红军以决心在兰州建立西北联合政府,并且愿意推曾经的东北少帅张学良为主席和总司令,成为西北大帅。”

    1936年,蒋介石入住的华清池的五间厅。



      张学良出面联合国内各派力量准备反蒋

      张学良本人对这个提议很有兴趣,随后也全身心的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张学良首先找到山西的阎锡山,阎锡山表面上表示同意。同时,张学良的代表分别去了新疆联系盛世才,广西联系白崇禧,四川联系刘湘,山东联系韩复渠,河北联系宋哲元。邀请大家到西安开会,共同商讨大计。张学良,杨虎城计划,逼迫蒋介石停止军事镇压两广事变,如蒋介石出兵两广,他们2人将组成联军南下增援两广。

      很快,“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义。”的报告就送到了蒋介石的桌子上。蒋介石开始并不相信,他电报张学良询问。张学良回电: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蒋介石对于这个回答很满意,复电说:彼此始终肝胆相照,事事开诚直道则谗间之言误会之事,皆无从生矣。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为盼。

      蒋介石要求张杨要么进攻红军 要么让路

      10月,蒋介石在王曲向东北军和西北军第17路军军官训话说,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只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就无法抗外敌。现在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这些言论引发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极大不满。也更加坚定了扣蒋的决心。

      12月,平息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来到西安,告诉张学良,杨虎城。现在只有2条路,要么你们集中主力全力进攻红军,如果你们不愿意就调往福建和安徽。让开道路,由中央军的30个师开进陕甘对红军进行最后的总攻击。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都不可能牺牲自己的部队给蒋介石打头阵,更加不可能离开西北这片已经被他们两人内定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地方。西安事变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了。

    图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结束后,国民党军重新占领西安,此照片为国民党宣传人员,第一时间拍摄了事变发生现场的环境,蒋介石华清池行馆的墙壁上,留下了枪战的血迹。


      东北军机枪压制住蒋介石只有手枪侍卫

      当时在西安的杨虎城第17路军有特务营,炮兵营,教导营,卫兵队和警备第2旅等8千人,东北军有警卫第2营在城内。

      蒋介石的力量有宪兵第2团1000人,公安局警察大队,保安司令部等。张杨最后的计划是警备旅和炮兵营负责监控和突然解决好不防备的宪兵第2团,卫兵2个连抓捕跟随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大员。如果行动中打死了蒋介石,那么东北军和第17路军将联合红军在陕西咸阳,渭南阻击中央军的大举报复性进攻。

      12月12日凌晨2点,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领2个连的卫兵向华清池进发。卡车开到华清池门口时,卫队营的东北军士兵们一起跳下车,首先开枪打死了门外的岗哨。随后东北军冲进大院内,瞬间乌黑的院内子弹乱飞。

      蒋介石带来了大约30名侍卫,其中的武装侍卫听到枪声干嘛披着棉衣起来,躲在房间和墙壁旁,特别是在蒋介石卧室前的平台石栏杆后的侍从最多。蒋介石的侍从们都使用全自动驳壳枪猛烈射击抵抗。东北军除了使用机枪进行压制射击,还利用近战优势,投掷手榴弹压制蒋介石那些只有手枪的侍从。

    图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结束后,国民党宣传人员第一时间拍摄了蒋介石被扣留的山崖,山崖上留下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所书写的“蒋委员长蒙难处”,是西安事变后的第一现场照片。

      激战中蒋介石2个侄子一死一伤 外甥残疾

      随后东北军卫队营的全部部队已陆续抵达,东北军在人数上有绝对优势。混乱中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打伤,跑出去送信的蒋介石侄子蒋孝先被白凤翔抓获后就地枪决,蒋的外甥竺培基被打成残疾,蒋介石的另一个侄子蒋孝镇也负伤,很快孙铭九就在假山上抓获了穿着睡衣的蒋介石。此次交火蒋介石的侍从有17人死伤。抗战爆发后,孙铭九和白凤翔都投降了日军做了汉奸。

      其后红军代表抵达西安,以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为基础,与蒋介石协商。其中规定,东北军每月军饷从200万仍然由蒋支付,第17路军每月军饷由100万元增加到150万元,以后每月还要给红军50万经费。中央军12个师全部撤出西北地区。另外要重新组织政府,包括红军在内的联合政府,何应钦,张群这些人都要遣送出国,还要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红军担任正副主任。

      苏联认为张学良没能力拖住日军 必须保蒋

      但是从事变当天开始东北军和第17路军也出现了军心不稳的现象,先是东北军炮兵第8旅宣布投蒋,接着17路军的一个旅投蒋....洛阳,潼关,渭河门户大开,中央军部队迅速大量西进。张学良提前联系好的阎锡山,宋哲元,李宗仁,刘湘都不是犹豫不决,就是口头积极响应,没有一个出兵的。

      苏联实际上也不支持张学良,虽然张学良有愿意投怀送抱。因为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无论是在军阀内战,还是918事变当中都没有体现出强大的势力。苏联面临着西方世界,纳粹德国对苏联欧洲部分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在远东地区现在也面临着日本的武力威胁。

      苏联不能承担两线作战的巨大任务,只有中国才可以利用其面积广大,地形复杂的领土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在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有限援助下。可以有机会拖住日本。

      但是无论怎么看,张学良都不是领导这艰巨一任务的领袖。而且一旦蒋介石被处决或长期监禁,中国内战不可避免。如此,苏联还怎么指望中国去拖住日本?现在能领导中国抗战的只有蒋介石。

    图为西安事变大功臣孙铭九,时任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抗战前是坚强的抗日派,1936年7月,张学良在军中成立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亲任主席,以孙铭九等人为首的少壮派军官是其主要成员。孙铭九带领卫队营抓捕了蒋介石。抗战爆发后,孙铭九投靠日伪成为汉奸。图为解放后出席政协会议的陈铭九。

      张学良扣押国民党要员为人质送蒋回南京

      在各方面情况的压力下,张学良在经过思考,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张学良抵达南京后表示,愿意接受责罚。蒋以国法军纪皆难免为由将张学良送上军事法庭,主审官是辛亥元江西督军老李烈钧。

      实际上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时,东北军还扣押着众多国民党大员的。所以东北军只有张学良回到西安,才能释放被扣在西安的国民党要员,谁知东北军的实际负责人王以哲、何柱国屡违众意,释放了全部国民党大员。张学良从此就真的被拘禁了。

      东北军全体向中央军投降 杨虎城也被扣留

      1937年1月底,中央军精锐宋希濂的第36师抵达西安。2月2日,东北军内部爆发内乱,大批军官在内乱中被杀。杀戮后,东北军第106师,骑兵第10师以及第17路军下属警备第3旅等宣布投蒋。

      1937年2月8日,东北军大佬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迎接中央军进入西安。杨虎城第17路军被迫接受中央军改编。

      1937年11月出国考察的杨虎城回到武昌,在车站外遇到了戴笠亲自来接站。杨虎城已经发现事变不妙。1949年国军从中国大陆败退时,被囚禁的杨虎城,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及一个女儿被军统特务使用匕首处决。

    应德田,张学良的抗日文胆,张的许多抗日口号,都出自他手。他编写的《抗日理论与实际》小册子一度很受欢迎。此人还有件事值得一提:那封已被戳穿子虚乌有的蒋介石命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文字,就出自他的回忆录。此人在抗战爆发后也成为了汉奸。

      西安事变实际上是中日双方提前摊牌了

      当时,日本方面认为蒋介石首次公开宣称要武装抗日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西安事变和随后的国民党三中全会,蒋介石虽然在字句上并未刺激日本,仅作漠然抽象之记述,但实际意思已经很明显。日本认为,“日本必须认识到,今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只能越来越走向抗日这一途径,且其战线也将更加扩大。相反,其依赖英、美、苏联的政策也将愈益加强,中国一定会用逐步推进的方式收复满洲。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西安事变实际上是中日双方提前摊牌了。从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到,蒋的方针是学勾践卧薪尝胆,“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蒋介石要等着和挑拨天天喊北进的日军去和苏联在冰天雪地的远东西伯利亚打,日军灭不了苏联,但苏联要想把日军赶出去,也要掉一层肉,等双方都打够了。国军再以最小牺牲,收复东北。

      中日提早摊牌,让中华民族在二战中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并直接导致了苏联对中国事务的政治和军事干涉,由此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名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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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37位抗日名将的抗战宣言,悲壮得让人想哭!

     

    01、“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之后,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如上通电,十九路军全军三万官兵奋起反抗日军七八万人的猛攻,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与敌血战33天,死伤约万人。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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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背景:武汉会战前夕,陈诚视察户口要塞炮台,发表了战前宣言,称“湖口要塞,是武汉门户,官兵必须树立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与全体官兵高呼“誓与倭寇决一死战,誓死守卫湖口要塞。”后炮台阵地均被敌机和敌大炮摧毁,将士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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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陈怀民
    (1916~1938,江苏镇江人,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
    背景:在1938年武汉“4.29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猛拉操纵杆,战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本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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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有我无敌,有敌无我!”
    -陈文杞(1904~1941,福建莆田人,时任24师少将高参)
    背景:中条山之战,陈文杞率部在闻喜,夏县等地与敌激战。日军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我军死亡惨重。后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遭日机狂轰滥炸时,陈文杞身先士卒,不顾生命危险,穿梭于枪林弹雨,指挥官兵坚守阵地。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振臂大呼上述口号。后不幸壮烈殉国,终年仅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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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人格。”
    -寸性奇(1895~1941,云南腾冲人,时任第3军12师师长)
    背景:中条山之战,鬼子集中重兵攻击12师,寸性奇师长在接受军长的命令率部突围后,发现军部未能突围,寸又率部冲入重围营救军部,后身中八弹,拔刀自杀,这是临终前的遗言。其父寸大进老先生恨自己已经88岁高龄,已经无力报国,遂绝食而亡,死后双目不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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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人,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
    背景:1942年初,戴安澜率所部200师万余人赴缅参战。在东瓜保卫战前,他留给妻子上述遗书。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号令全军:“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终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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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
    背景: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讲话。邓锡侯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后邓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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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时任29军副军长)
    背景:南苑之战爆发前夕,宋哲元已经下令,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佟麟阁应首先撤离,此时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重,佟执意不撤,回信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曰:“此杀敌报国时也!”后终于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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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小日本钢军,夺回昆仑关,打出第5军的威风来!”
    -杜聿明
    背景:1939年11月,日军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为了夺回昆仑关。杜聿明向所属各师下达如此作战命令。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日军被击毙4000人,被俘1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被打死。取得了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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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肝脑涂地,亦所不惜”

    -范筑先(1882~1938,山东馆陶人,时任山东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背景: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两次要范筑先率部南撤,范筑先向全国发出如此通电。他的次子范树民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他强忍悲痛说:“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后聊城失守,范筑先身受重伤,不愿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终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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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时任河北省主席、29军代军长)
    背景: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我驻军第219团第三营拒绝,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当地驻军向冯治安请示,冯当即做出以上指示。之后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我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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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
    背景:1936年10月,蒙古分裂分子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傅作义召集所部进行军事部署。傅作义通告全军:“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并示了上述抗日决心。后指挥百灵庙大捷,击毙日军千余人,俘敌200余人,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13、“家仇国恨,等待何时!日机炸我同胞,向其讨还血债”
    -高志航(1907~1937,吉林通化人,时任空军第四大队中校大队长)
    背景:凇沪抗战爆发,日木更津航空队百架轰炸机开始轰炸江、浙,8月14日,敌机八架进入杭州市区上空轰炸。航委会当时命令不抵抗,而高志航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他下令起飞,并首开第一炮,击落日领队机。此战击落敌机六架,两架负伤逃跑。后高被日空军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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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
    背景: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之前,郝梦龄如此鼓励官兵。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亲自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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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南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各位好友来生再见!”
    -黄樵松(1901~1948,河南尉氏人,时任第68军第143师)
    背景:1945年3月18日,日军三路大军进攻南阳。黄樵松受命死守,横下一条心,誓与南阳共存亡。与好友握别时他发出如此悲壮言辞。黄还派人赶做一口棺材,搁置在师部门口,亲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柩。”后日军猛攻,黄亲临前线指挥,随身卫士全被打死,他只身到前沿阵地督战,阵地最终力保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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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黄启东(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
    背景:徐州会战爆发后,23师奉命从鲁西南移驻郓城、菏泽,日军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该师官兵奋起抵抗,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殉职后,黄启东亲率余部冲锋10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颤抖着说出上述话,最后壮烈牺牲。

     

     

    17、“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时任国民党总裁、委员长)
    背景: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并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这极其悲壮的讲话。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造成日军10 多万人伤亡,中国军民付出40万人伤亡的代价,但粉碎了日军一战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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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时任第19路军总指挥)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当时驻守上海的为第19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全体将士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日军兵分5路进攻闸北,19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日军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蒋光鼐这样表达他的抗战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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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
    -姜玉贞(1893~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66军65师196旅旅长)
    背景:1937年,日军7万人直扑太原,姜玉贞奉命死守原平等待援兵。他和5000官兵下定决心,血战到底。与日军在此血战十日,反复进行拉锯战,姜玉贞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后阵地上只剩下二三百人,姜玉贞奉命突围,但在突围途中中弹牺牲。原平死守为忻口会战歼敌2万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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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时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
    背景:1932年4月,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后被国民党亲日派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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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阚维雍(1900~1944,广西柳州人,时任31军131师师长)
    背景: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八个师团十余万人猛攻桂林,阚维雍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进攻,双方损失惨重。日军使用了毒气,6000抗日将士被残害于岩洞中。在中正桥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后阚维雍将军亲自指挥敢死队,奋勇逆袭夺回阵地。后桂林陷落,阚维雍自杀殉国。

     

     

    22、“汤兵团正在南进,很快就会进庄,你们不能后退半步,组织敢死队,发动反攻!”
    -李宗仁(1890~1969,广西临桂人,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背景:台儿庄战役最惨烈时,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3个师基本打光,孙来电哽咽着请求“撤到运河南岸去吧,给我们留点种子吧!感谢长官大恩大德”,李宗仁做出如上答复。孙连仲悲壮地说:“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兵团打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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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李必蕃(1892~1938,湖南嘉禾人,时任第23师师长)
    背景: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部迎战,获胜后兵分两翼作钳形追击。日援军赶到,进行疯狂反击,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有如上字样。

     

     

    24、“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李家钰(1890~1944,四川蒲江人,时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
    背景:1941年2月,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来灵宝县李部驻地劳军,李家钰亲笔书写如此字幅。1944年5月21日,李率集团军总部官兵左右冲突,卒在秦家坡陷入日军伏击圈。在敌寇密集火力射击下,总部官兵200余人全部殉难,李家钰头额及左腋被子弹和枪榴弹破片击中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中国37位抗日名将的抗战宣言,悲壮得让人想哭!

     

     

    25、“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
    背景:“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刘湘准备带病出征,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最终在前线吐血病发,死前留下如上遗嘱。

    中国37位抗日名将的抗战宣言,悲壮得让人想哭!

     

     

    26、“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
    -刘茂恩
    (1898~1983,河南巩义人,时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
    背景:中条山战役,刘茂恩率部被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如此答复。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被侍从死死拉住。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已做好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所幸风雨狂作,山洪滚滚,刘终于趁机脱险。

     


    -罗芳珪(1907~1938,湖南衡东人,时任第89师529团团长)

    背景:台儿庄血战打响后,双方反复拉锯战,汤恩伯军团快速驰援,89师罗芳珪团冲杀在前,以上述话号召官兵。全团上下土气大振,连克敌阵地三处,杀进台儿庄。在敌从台儿庄溃退的时候,罗芳珪头部和胸部中弹,临死前还以微弱的声音说:
    “我死不足惜,你们要杀敌前进……”年仅3l岁。

    中国37位抗日名将的抗战宣言,悲壮得让人想哭!

     


    28、“我马占山心意已决,就是要和日本拼命!要是我打错了,给国家惹下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领罪。”
    -马占山
    (1885~1950,河北丰润人,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背景:“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致使日军轻易攻陷辽、吉,后又进犯黑龙江。日军在嫩江江桥制造事端,并向马占山下达武力通谍。马召集军政绅商人士开会商讨对策,面对部分下属的软弱,他拍案说出上述话,并表示“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为异族。”

    中国37位抗日名将的抗战宣言,悲壮得让人想哭!

     

     

    29、“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马本斋(1901~1944,河北献县人,时任回民支队司令)
    背景:为了招降马本斋,消灭回民支队。日本人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日军对马母威逼利诱,让她写劝降信说服儿子“归顺皇军”,享受“荣华富贵”,但马母坚贞不屈,并以绝食的方式进行抗争,最后光荣牺牲。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马本斋强忍悲痛写下上面的话。

    中国37位抗日名将的抗战宣言,悲壮得让人想哭!

     

     

    30、“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马玉仁(1875~1940,江苏建湖人,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
    背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玉仁拉部队抗日,他的幕僚劝他保存实力,抗日不如降日。他大为震怒,下令溺死他,称“谁当汉奸,我就打死谁!”1940年 1月,他的部队与日军战斗中,马玉仁腹部中弹,壮烈牺牲,终年65岁

     


    31、“余献身革命……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国家。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憾。”
    -彭士量(1904~1943,湖南浏阳人,时任73军暂五师师长)
    背景:1943年底常德血战,73军被四面包围,军长汪之斌命暂编第五师留下坚守石门阵地,军主力向西突围。彭士量率部从14日夜晚到15日黄昏激战一天一夜,后敌机飞来,投下重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年仅38岁的彭士量身中数弹,永远地倒下了。部下在装殓他的遗体时发现上述遗言。


    常德会战:又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3年秋,日军集中8万余人的兵力和130余架飞机,对常德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集中28个师约19.4万人、飞机100余架,进行防御。11月2日,会战打响。在50余天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付出重大牺牲,3位师长阵亡。日军虽然曾攻占了常德,但中国军队二线兵团随即展开反攻,日军仓皇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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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
    -齐学启(1900~1945,湖南宁乡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副师长)
    背景:在缅甸卡萨之战前,齐学启向部下叮嘱。后他身负重伤被俘,他决心以一死报国,拒绝换药和进食,敌旅团长询问有关情况,他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并猛力向前夺刀自刺。两年以后,汪伪政权派陆军部长叶蓬等前去劝降,他怒斥叶蓬等“认贼作父,不知人间羞耻事”。后伤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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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时候,我们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
    饶国华
    (1894~1937,四川资阳人,时任川军145师师长)
    背景:1937年11月,145师师长饶国华受命固守安徽广德以拱卫南京,他亲率435旅刘儒斋团据守广德前五里阵地,在阵前振臂高呼此宣言。但孤军奋战,几被全歼,广德失守。遂挥泪写下绝命书,称“驱敌出境,复我国魂!今自决于城,虽死无恨。”然后开枪自戕,慷慨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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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资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萨师俊
    (1895~1938,福建闽侯人,时任中山舰舰长)
    背景:1938年10月,中山舰奉命开赴武汉上游26公里的金口迎敌,遭到日机狂轰滥炸。中山舰重损不可救矣,萨师俊左臂、左腿皆重创,右腿不知所踪,化为一血人。然其继续指挥,不离岗位,部下劝其离舰,萨师俊作此答复,最终与一代名舰共沉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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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宋哲元
    1885~1940,山东乐陵人,时任29军军长)
    背景:1933年初,日寇出兵侵占山海关,宋哲元率领军队奋勇投入长城战役。29军将士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喜峰口大捷”轰动了全国。芦沟桥抗战枪声打响之后,宋哲元便命令师长以上的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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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河,杀无赦!”
    -孙连仲
    1893~1990,河北雄县人,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背景:在台儿庄进行最惨烈的拉锯战时,死守北门的第31师伤亡惨重,眼看抵挡不住,且援军迟迟不至。师长池峰城来电请示孙连仲准予撤退,孙做出了如此答复。池师长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后迎来台儿庄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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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孙立人
    (1900~1990,安徽庐江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师长)
    背景:1943年10月,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连续占领新平洋、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面前时,他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向参谋下达上述命令。之后他与美军联手,把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打得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孙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

    中国37位抗日名将的抗战宣言,悲壮得让人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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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深度,彰显的是人生的阅历,胸怀的宽广;是进则天下,退则田园的进取与淡薄;是舍我其谁的态度与责任;也是面对世事变迁生命无常的淡定从容。一言以蔽之,男人的深度是一种生命的厚度。人说四十而知天命,五十而从心所欲。

     

    一个深度男人,不光要知性,还能具备生活的智慧,能知天命而不庸人自扰,能从心所欲而在繁杂的世事中能进能退,这才是大丈夫所为。真正的魅力男人,源于他的精神深度。本质上,深度是一种历练和道行,彰显的是人生的阅历、胸怀的宽广。

     

    深度男人的脸上有沧桑感,有一双洞穿一切的眼睛,有时,他像山一样的沉默,海一样的深邃。男人的深度也是一种生命的厚度,就像是璞玉,不经过打磨就不会呈现盈润光泽,即使再聪颖再努力的男人,沒有时间的打凿,也无法像大海深沉广博。

     

    深度男人不是速成品,十年磨一剑,慢工出细活。从稚嫩冲动的毛头小伙到成熟睿智的深度男人,中间必经历了无数坎坷和磨砺!男人应如山一样厚重,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是一般肤浅之人难以为之的。

     

    所谓有深度的男人,无不在举手投足,言谈举止间,透出一种风趣、冷静、沉稳与睿智。一定要富有严谨、认真与果敢。这样的男人,一定是颇富感染力与感召力的,让人百“阅”不厌。犹如一本韵味十足的书,越读越耐人寻味!并不是吹毛求疵之人,或者沾沾自喜之人,徒有一副空空的“皮囊”,所能斩获的。

     

    然而,这样的深度,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经过千锤百炼,凤凰涅磐,脱胎换骨。男人的深度,某种程度而言,可以说是经历磨练的程度,非经九九八十一难,不足以成之。因之,这样的男人,也许经历了太多的大喜大悲,或者路转峰回,甚至死去活来;这样的男人,有着太多的故事演绎与蜕变;这样的男人,有着太多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这样的男人,有着太多的曾经与过往!

     

    然而,这样的男人,也毅然决然摒弃太多的抑郁与沉沦,而挥手向前,义无反顾。这也许就是成其深度的必然,也是男人最闪光,最耀眼之处。也是男人魅力之所在,撼动女人心扉的地方。

     

    男人的深度,绝不是城府极深,也不是老谋深算,它实际上是男人的一种气质和底蕴的载现。一眼洞穿的男人,充其量是一个简单的男人,普通的男人。男人的内心世界,应该是极丰富多彩的,它既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有阳刚不阿的一面。

     

    “无情未必真豪杰”,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男人,一定是一个怪物了。做一个真情的男人,做一个热情的男人,做一个深情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深度,才会像陈年老窖,历久弥香,醇香醉人。

     

    “山不在高,有神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男人,其实并不难达到这样的深度,只要有情,其深必达。情深意茂的男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应该算是当今社会有深度的男人了。

     

    男人喜欢用“深”评价自己,目光深邃,感情深沉,思想深刻,那么男人的“深”表现在哪呢?男人的“深”首先表现在思想深度,他能从普通生活现象中看到不普通的人生哲理,他能把别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看出不合理,不正常的根源,使人醍醐灌顶如梦方醒!

     

    男人的“深”在于他对生活的认识,对于人及人性的了解,同时他又更能理解人,宽容人,因为他懂得人性缺陷一般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多是环境或生活使然,所以人们大多愿意和有深度的男人交往,以寻求理解和帮助。

     

    男人的“深”在于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又融会贯通,他懂得“站在巨人肩膀”上有可能比巨人看得更远。他没有眼高手低的轻狂,没有志大才疏的张扬,始终保持虚怀若谷的人生态度,向书本学,向社会学,向生活学,向比自己强的人学,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他懂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学中思,在思中学,久而久之造就了自己独到的深度。

     

    男人的“深”在于他深厚的涵养,有真知灼见,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会受益匪浅。男人的“深”在于他情感深沉,他懂得不管地位高低,职位不同,人格都是平等的,人需要相互尊重,也需要相互支撑。他内心有热烈的爱,会珍惜别人的爱,会为你赴汤蹈火矢志不渝。

     

    真正有深度的男人自信,坦荡,友善,大度,还谦恭,男人的“深”不是天生的,是学习、思考、历练的结果,甚至是磨难、痛苦的结果,“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其中甜酸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有深度的男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轻易诉苦,再苦再难的事在他面前不过是一次新挑战,跨过这道坎前面又是一片天!失败了不要紧,跌倒了再爬起来,男人可以被打败,但永远不会被打倒!

     

    嫁一个有深度的男人,就像依靠着一棵大树,能给你挡风,给你遮阳;就像依傍着一口深井,给你甘霖,给你滋养;就像依偎着一张暖炕,给你温暖,给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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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洞通背拳和陈式太极拳亲缘关系”是荒谬之文    颜紫元  2016--02-24


    最近,友人发来一篇“洪洞通背拳和陈式太极拳亲缘关系”的岳剑峰先生的文章,读后,紫元觉得这位岳先生不是无知,就是太无耻,整篇文章荒谬之极。

    这是篇极荒谬的文章,陈奏庭在千载寺太极宫学了通背拳(缠拳)及十三势软手太极,把这两门拳的拳谱带回了陈家沟;而太极宫所在的乾隆年间的河内县(今博爱县)七方寸人郭永福也是学了太极宫通背拳(缠拳),并且只练通背拳(缠拳),与明末陈奏庭以学十三势软手太极为主,兼学通背拳(缠拳)不同,所以郭永福带到山西洪洞的通背拳及拳谱比陈奏庭带回陈家沟的通背拳及拳谱要完整得多。通背拳创始人正是怀庆府与河内县相邻的武陟县小董人生于明嘉靖初的董成老道,其五世传人周淮颖从明末崇祯年间开始写清初才完成的《通臂拳谱》、及董成老道耋耄之年传人泽州府太行山许圪道村(与山脚下太极宫相距约20里地)村民许守禄(包括董成晚年创的”通背柔拳49势“)一支至今在太行山脚下的传人(许伟战为代表)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因此陈家沟通背拳谱与洪洞通背拳谱为什么相同,答案很清楚。怎么会荒谬到认为是陈卜明初从山西带来河南怀庆府?郭永福怎么又成了陈家沟弟子了?暂不论太极宫旁唐村李氏家谱记载,就是乾隆年间及道光年间太极宫旁王堡枪谱记载的博公道长、董秉乾老道年龄分别可以是陈奏庭的祖父、父辈,他们都精十三势软手太极拳及通背缠拳,陈奏庭怎么能够成了太极拳创始人了,难道他创了十三势软手太极拳后开始教比他年长几十岁的人?太荒谬,太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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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首富王健林一直否认利用政府资源做生意 ,   果真如此吗???


      《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傅才德(Mike Forsythe)今天在推特上首次揭露大连万达集团内部文件照片,佐证该报去年4月报道万达集团与中共权商勾结的报道。文件显示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 兆国之子王新亮曾身为万达第四大股东,及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女婿李伯潭的五谷丰投资咨询公司,和艺人章子怡的母亲李涿生,均为万达股东。

      万 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为2015年全球华人首富,集团在中国的快速成长被认为背后有庞大的政商势力撑腰,纽约时报曾于2015年4月28日报导,包括中共总 书记习近平胞姊齐桥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前副委员长王兆国之子王新宇、中国全国政协前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等,都曾是万达股东。

      当时纽约时报指出:“公司记录显示,在北京新成立的一家公司——铭豪控股——获得了王健林名下的旗舰公司万达集团的2.5%的股份,成为最大的外部股东”,报导并说,这笔股权在报导刊登当时的价值已超过6.4亿美元。

    纽时所画万达政商关系图

      傅才德在报导中指出,王兆国的儿子王新宇是铭豪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上,王新宇在公司内担任董事与总经理职务。报导又说,该公司后来把万达股权转让给了一个名叫杨欣的年轻女子,她是王兆国的外甥女。

      记录中显示,第二家公司的所有者名叫潘永斌,63岁,他的公司地址、员工和电话号码与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在北京经营的一家投资公司相同。潘永斌还是李伯潭拥有的多家公司的董事,包括其名下的主要的投资公司。

      随着万达在此后几年的繁荣发展,这些早期投资的价值飙升。

      根据万达提交给政府的文件,王兆国之子控制的公司用不到50万美元购买了万达的股份, 不过该公司自己的记录中没有显示这笔交易。这些文件中关于第二家公司的信息更加全面,显示那家公司为万达的股权支付了约20万美元。这两笔股权目前的价值 已分别超过6.4亿美元和2.5亿美元。

      傅才德接着指出,2007年9月,另一家在北京新成立的公司——五谷丰投资咨询公司——获得了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1.53%的股份,成为万达的第五个股东。

     

    香港媒体根据纽时报道所列万达政商关系图

     

      傅才德表示,五谷丰的所有者名叫潘永斌,他的公司地址、员工和电话号码,与时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在北京经营的一家投资公司相同。潘永斌还是李伯潭拥有的多家公司的董事,包括其名下的主要的投资公司。

     

      2009年,万达再次向外部股东派发股份, 私下出售了公司8.5%的股权。万达的八名新投资者中包括一家北京公司,该公司由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以及她的丈夫邓家贵通过一个控股公司网络所持有。

      但是二人在万达持有的股份2013年10月8日转让给了一个长期商业伙伴,当时他们股份的估值达2.4亿美元,2009年二人买入时的价格是2860万美元。记录没有显示该名商业伙伴买入的价格,但此人曾与齐桥桥和邓家贵在不同的企业岗位上合作超过10年。

      万达的另一个新股东,是由清华控股部分持有并管理的一家投资基金。清华控股是北京名校清华大学的投资机构,当时它的主要负责人是胡海峰,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没有迹像显示胡海峰曾得益于万达的股份,也没有迹像表明他本人持有任何万达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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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兆国儿子公司赫然在列

      一些人获得了早期投资万达的机会,但他们的身份很难确定。其中之一是金怡,她在2009年获得了现在价值约2.5亿美元的股份。但她身份证上的地址并不完整,而且在该社区官方的居民记录中,也并没有她的名字。

      然而,公司记录显示,金怡是温如春的商业伙伴。温如春别名常丽丽(Lily Chang),是2003年到2013年在任的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三名合伙人当中,金怡和常丽丽均名列其中。

      不过,纽约时报过去并未公布与上述报导相关的直接文件证据,而今日这两份文件算是证实傅才德的报导正确。

      据傅才德披露的第一份大连万达集团内部股东会决议文件,时间是2007年7月28日,地点在北京万达大厦28楼会议室。其决议共包括四点。其中引发注目的是第一点:

      “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将持由的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160万股股份中的300万股股份转让给铭豪控股有限公司。”

    4.PNG

      万达股东名单大有乾坤

      同时,底下还有四家大连万达集团股东的签名与盖章,除了铭豪控股外,还包括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大连一方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另 外在2011年万达的第三次股东临时大会决议,时间是12月12日,其第一页所列的万达股东列表中,北京五谷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倒数第七,认购股份数为 3240万股,占0.867%;李涿生位于倒数第二,认购股份数为1800万股,占0.482%。傅才德特别用红笔注明,李涿生即为章子怡之母。

      不过,傅才德在推特上表示,不清楚为何李涿生会成为万达的股东。但据新浪财经网报导,李涿生是在2008年12月以自然人身份买入大连万达900万股的股份,在此后的增资扩股中倍增为18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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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上贼船--宋庆龄晚年悔恨交加

                              来源:灵魂雕塑师

     

        1949年,蒋介石和宋家姐妹轮番劝宋庆龄离开大陆,宋拒绝了,留下了与推翻丈夫亲手建立的政权的人合作,匪夷所思,除了开始那几年的尊重,宋更多的是被冷落,被当做政治花瓶点缀,宋见证了这个独裁政权的各种谎言与荒诞,心中的苦闷是不能言说的。1994年11月,中共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1949年后32年经历的材料。

     

        这份材料的内容提要如下: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当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与后悔。

     

        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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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

    撰文/郭又惊   摄影/袁蓉荪

    浙江沿海历史上曾有过连绵漫长的“倭患”,被认为是“明朝时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一场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史实却也透漏出无法掩盖的微光——所谓“倭寇”,实际上是被误读的一群中国海商,而在他们被掩盖的身份和命运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落败……

    舟山双屿港,500年前“世贸中心”的覆灭

    2011年的隆冬,我来到了浙江舟山的六横岛,与建设速度日新月异的舟山主岛相比,这里冷落而偏僻,海面的寒风仿佛吹得透骨头。山坳中坐落着一个名叫涨起的村子,冬天的田野衰败而空旷,只残有零星的绿色。



    明代倭寇侵扰地区范围图

    从明代“倭寇”侵扰范围图可以看出,所谓“倭寇”侵扰的地区,范围极广,且深入内地。更公允地说,明朝倭寇尤其是嘉靖时期的倭寇,乃是一场由残暴海禁而激起的中国沿海激烈民变和巨大动乱,而不是一场“外敌入侵”的战争。

     

    奔波近千公里来到这里,是为了追寻一个久远的传奇。500多年前这地方有着一个声震中外的名字——双屿港,史籍中,这里中外商船云集,白银滚滚,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然而,与岛上的出租车女司机谈起双屿,她却一无所知,说到倭寇才听懂了:“听说岛上以前有许多。”这并不能怪她,因为就在双屿港最繁荣的岁月里,曾遭遇了一场极为惨烈的镇压和荼毒——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右副都御史朱纨派遣2000多官兵直扑双屿港。在风雨和海雾中,双屿海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官军大胜。战后,朱纨又下令将岸上房屋、港中船只全部焚毁,并用沉船、木石等淤塞了入港航道,实行了“三光”,令这个“世贸中心”成为一片废墟。此后,在漫长的明清海禁期间,这里都只是一座空岛,直到清康熙年间方有移民迁居。那时,淤塞百余年的双屿港已变成一片低洼的谷地,被开辟为田园和池塘,而那个曾闻名中外的港口徒剩下一个空洞的地名,直到今天,其具体位置仍有争议。



    逝去的大港辉煌

    六横岛上的港口简陋冷清,让人难以想象它五百多年前的繁荣——当时,这里诞生了声震海内外的双屿港,它悬居海洋之中,地理位置优越,山抱海绕,易于船只隐蔽出入,曾一度成为亚洲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港。然而在明王朝残暴的海禁之下,这个“世贸中心”最终烟消云散,仅在史书中留下了一段辉煌。

     

    这场惨烈的双屿港之战,便是主流史籍中所记载的,最著名的“抗倭”战役之一。它像是一支锚,被深深抛入大明“倭患”的岁月之海,任何重要的追溯都无法绕过它。而对于这场漫长的战乱,正统史观给出的定义是:由日本海盗主导的一场外族入侵战争,在时间上几乎贯穿整个明代,在空间上北起辽东,南至广东雷州、海南,遍及中国沿海各省。

    可是,只要稍微深入地研究一下双屿港之战,便会发现许多疑问和不寻常之处——

    首先,这个被凶残善斗的“倭寇”盘踞了二十多年的大巢穴,竟然于一昼夜间灰飞烟灭,可见并非坚固的军事堡垒,更像是和平的贸易港。至于其战斗成果,根据官方著述《筹海图编》的记载:“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看名字,这伙海盗首领都是中国人,至于被焚毁的天妃宫供奉的乃是妈祖,更是典型的中国水手信仰。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沿海最大的倭寇巢穴,竟没有抓到一个有名有姓的日本人。


    极盛时期的双屿港

    这张古画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双屿港极盛时期的场景——岛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中西建筑鳞次栉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数不清的白银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曾有历史学者称:“双屿港邻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借助浙东运河可与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京杭大运河连接,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

     

    残暴海禁,拉动了“嘉靖大倭寇”的引线

    对于明朝倭患的研究者来说,双屿港之战有着重要的时间意义和反讽意味——朱纨认为双屿港乃“正门庭之寇也,此贼不去,则宁波一带永无安枕之期”。而事实上,双屿港的覆灭仿佛拉动了一个巨型炸弹的引线,此后不久,江浙乃至整个东南沿海陷入一场空前的血雨腥风之中,史称“嘉靖大倭寇”,其侵扰沿海次数之多、程度之烈、规模之大、地域之广,令其他阶段的“倭患”根本无法望其项背——据历史学者陈懋恒的研究统计,倭患在明初较轻,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的15年内骤然加剧,共计609次,占到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80%左右,及至隆庆与万历年间又骤减,平均每年不足1次。可以说,嘉靖倭患乃是明朝倭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高潮的阶段。

    为什么,双屿港如同潘多拉的魔盒般,启动了如海啸般不可遏制的沿海战乱?

    为什么,这场纷乱如巨大的黑洞——数位立下显赫战功的抗倭将领自杀、下狱,更多的大明官员则视“抗倭”为畏途,避之不及?

    为什么在嘉靖皇帝驾崩,隆庆新帝宣诏开放漳州月港后,“倭患”便迅速缓解,甚至销声匿迹?

    要追溯这场奇特而惨烈的嘉靖倭患,要从明王朝开国时说起。出身农民,对蓝色文明无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许入海”,仅剩下一种扭曲的官方朝贡贸易,因其能带来“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而存活下来,为中外交流留下了一道逼仄的门缝。

    在中国的海洋贸易史上,宁波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它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段,扼南北水陆要冲,洋流和季风条件优越,宋元时与广州港、泉州港并称我国三大外贸港。我来到宁波的那天,正是月全食,夜晚散步到三江口附近,遇见一座别致的建筑,三面墙上各敞开一个亭形大门,就像嵌入了一个空亭子。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来远亭。海外贸易繁盛时,“凡番舶商舟停泊,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其“青江相间,夜燃樯灯”的夜色,曾是宁波之胜景。

    明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先后接待了两拨日本朝贡船,为争夺“正宗贡使”的身份,他们之间相互残杀,殃及平民,酿成了极为恶劣的“争贡事件”。这让朝中海禁派找到了一个口实,上疏“祸起市舶”,闽、浙市舶司遂遭废止。从此,朝贡贸易这道门缝也被封禁了。

    然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却无法停止。时值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很快,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双屿港扎下根来——此岛悬居浙江外海,扼多条航线之要冲,明初时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内迁,遂成为走私船泊聚交易的风水宝地。不久,以双屿港为基地,以许氏兄弟、李光头为首的几股势力较大的海商集团羽翼渐丰,葡萄牙人则在岛上修路建房,开辟市镇。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曾访问过双屿港的葡萄牙人平托在《远游记》中以略带夸张的笔调描述了它的壮观富饶,称这里有“上千所房屋,包括教堂、医院等;居民3000多人,其中有1200名葡萄牙人”,而同时代葡萄牙人所著的《中国志》一书中,亦称海商在双屿“是如此自由”,“除了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

    在双屿港崛起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走私严重,但浙海堪称宁静,海商志在利润,并不打家劫舍;为了保护贸易安全,往往还剿灭小股海盗。而朱纨在战后上岛勘查时也发现,40余里长的宽平古道寸草不生,足见人货往来之多,且由于双屿战事事发突然,外海不知,以至于战后的一月间,陆续来港商船竟达一千二百九十余艘之多,其贸易规模之大可想而知。泉州名宦林希元便曾公允地说:“佛郎机(指葡萄牙人)未尝为盗,且有利于吾民也。”

    然而,这份安宁并未维持多久,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终于,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

    谢氏血案触痛了大明王朝敏感的神经,嘉靖皇帝派遣干将朱纨前来镇压“倭寇”。这位出身进士的官员个性耿直,军事经验丰富,乃铁血的海禁派。临危受命,他誓以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随后他颠覆双屿港,并挥师入闽,继续追杀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屿后又赢得走马溪大捷,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

    几次大捷之后,朱纨在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全闽海防,千里清肃。”

    然而,他没有想到,这短暂的胜利,正是巨大动乱之前最后的平静,当海禁的口袋愈收愈严,手段也越来越残暴之后,被颠覆的海商巢穴却变成了巨大的马蜂窝,捅掉之后,不知从哪里迅速涌出了成千上万的“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掀起了嘉靖大倭寇的滔天巨浪。



    明代倭寇首领名录

    此倭寇首领名录的出处为上世纪30年代由陈懋恒所著的《明代倭寇考略》,此著作被视为倭寇研究的经典代表著作,汇集了几十种史料和地方志,可信度高。名录按照倭寇首领的重要性、影响力、所处时期等为标准进行了排序,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所谓的重要“倭首”都是中国人,即便是在中下级的首领中,日本人的名字所占据的比例也非常低。也就是说,所谓的明朝倭患,其领导人基本为中国人。

     

     



    “世贸中心”双屿港的覆灭

    双屿港繁盛的海上走私贸易令明王朝日益无法容忍,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率官兵围剿双屿港,斩杀中外海商数百,逮捕了大量俘虏,还烧毁了岛上建筑和港中船只,随后用沉船和木石将双屿港水道填塞,以斩草除根的手段将这个大港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双屿港退出了世界贸易的舞台,而500多年前的中国也因此与第一次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机遇擦肩而过。绘图/徐卢男

     

     



    大港故乡的新姿态

    几百年过去了,当严酷海禁、“抗倭御敌”的硝烟散去,曾经的双屿港所在地,舟山六横岛也焕发了新的生机——由于其海运条件优越,岛上正在筹建大型的煤电企业。图中,第一艘满载着海外煤炭的20万吨巨轮正在六横岛新港中停靠。双屿港的故乡正在以开放的姿态重铸辉煌。

    摄影/仝兴海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反海禁的中国海商与海盗

    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倭寇”词条,将其明确定义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在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强盗,戚继光则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严谨的态度来钩沉史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与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双屿港的主角其实是中葡商人,而谢氏血案的肇事者则主要是葡萄牙人。最早闹出争贡事件的虽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却是中国船:嘉靖时期,日本根本没有能力造出横渡东海的海舶,抵达中国的那两艘朝贡船也是早年永乐皇帝赠送给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的礼物。况且,明朝时蒸汽机尚未发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风,一年间往返次数受到极大局限,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期,各地领主混战不止,在这重重阻碍下,连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没有的日本人想要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那么,在嘉靖大倭寇风起云涌之后,其参与者究竟又是谁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所谓的“倭患”中领导者的身份。嘉靖年间,御倭官员王忬曾上奏朝廷,历数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随后的《筹海图编》详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名字及籍贯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明朝官员,福建长乐人谢杰则在《虔台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领的真实身份:“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可以说,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

    再者,中下层的“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据《嘉靖实录》称:“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已经是史籍中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其他文献的估计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以上这些记录,皆出自倭寇同时代人的直接观察,拥有很高的可信度。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中国国家地理》2012.2期“浙江专辑”下第41页截图

     

    解释这一沿海动乱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困难——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

    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抗倭官员谭纶则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会被老鼠穿破。嘉靖时边防政论家唐枢更是洞若观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

    这也合理解释了朱纨的悲剧——他颠覆双屿港,断了普通民众生路和豪门势族的财路,很快遭遇到闽浙权贵之朝中势力的围攻和弹劾。他不肯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留下了“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服毒自杀。


    沥港平倭碑,自由港之殇

    双屿港覆灭后,王直收集余部占领了舟山沥港,继续开展海上走私贸易。1553年俞大猷率官军攻克沥港,并放火焚烧,王直败走日本。事后,朝廷在此地竖立了“平倭碑”以示纪念,沥港自此亦称“平倭港”。从此,明清时的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

    诱杀王直,浙海再无海商

    谈到“嘉靖大倭寇”,“倭寇王”王直是必然要提及的重要人物。官方的《明史·日本传》里“嘉靖倭乱”几乎一半全是他的记录,各种纪略、方志和相关的民间传说更是浩如烟海。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早期不过是许氏兄弟的僚属,双屿港之战后,王直收集余党,转移到舟山烈港(沥港)重振势力。他读过书,深谋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国裕民,其最大的梦想便是朝廷能改变国策,通商互市。

    双屿港之战后,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前者为继承双屿港传统的王直集团;后者则为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

    开始时,王直仍对朝廷抱有极大的期望,在地方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他主动配合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然而,面对王直的诚意,官府却背信弃义——1553年闰三月的一个深夜,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王直败走日本。双屿港和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自此,明清时代的浙海再无和平经营之海商的容身之地。

    此后数年,王直居留于日本平户,他带来了中外商船,使平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深受当地领主欢迎。在遥远的东瀛,他自称徽王,以信义取利,控制了东亚海上贸易,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大海商。其“东方商人”的精神风貌被日本商界视为典范,被尊为“大明国的儒生”。史料描写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仪——“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舰可容纳两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海上帝王般的王直,在大海的这边,在他的故土和祖国,却被视为“东南祸本”,名列通缉令榜首。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东南沿海的抗倭统帅职位落到了王直的同乡,徽州人胡宗宪的身上。此人博学深思,文韬武略,面对茫茫大海,他准确地判断道:“海上贼惟(王)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为了招降这位关键人物,对徽商心理极为了解的胡宗宪先将王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并让其儿子写下血书,劝王直早降。又派了两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许愿,并答应通商互市。

    在如此凌厉的招式面前,王直果然招架不住。当其得知亲人无恙,他不禁喜极而泣,并谦卑地向来使诉苦曰:“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而对于通商互市的承诺,他更加无法抗拒。为了表示诚意,他先派义子毛海峰领军回国助官军剿贼,随后率精锐千余人,乘“异样巨舰”回到舟山岑港,大兴土木,预备开市。胡宗宪要他来接受官职,他坦然前去,没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宪虽扣押了王直,但坦率地说,他最初的确是主张招抚的,并认为朝廷若能善用王直,便可使倭患不剿自平。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明王朝根本无法容忍这位“海上帝王”,早先为擒斩王直,便曾开出“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的惊人厚赏。入骨的忌恨很快兴风作浪,称胡宗宪接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等谗言诬陷如潮而至。在这样的处境里,胡为求自保,不得不改变了态度。他很快在奏疏中表态:王直乃是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

    实际上,将王直视为整个嘉靖倭难的背后总指挥这个说法是十分值得商榷的。中日间距离遥远,又受季风限制,往返沟通难度很大。又据学者考证,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陷黄岩攻郭巨的主犯是林碧川集团,而次年所谓王直勾诸倭大举入寇的动乱,也有很多证据显示乃是萧显集团所为。这些海盗团伙本互不统属,甚至彼此劫夺,远在日本的王直要全盘操纵如此众多的海寇集团,指挥成千上万的海盗效死,也着实难以实现。

    就王直本人来说,他至死也不肯承认勾结倭寇入侵之罪,早先面对胡宗宪的指责,他便反驳道:“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下狱时亦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在狱中还写下《自明疏》,理直气壮地申辩:“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并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当然,这一切都是妄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直在杭州被斩首。临刑时他不胜怨愤地说:“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

    如此说来,倘若王直真的没有主使海盗劫掠沿海的话,那么他最大的罪状也不过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而终其一生卑微而终极的梦想,也不过是成为一名海上的“红顶商人”。

    王直之外,其他中国海商和海盗的命运亦十分悲惨——如徐海投降后仍被官兵围歼,走投无路,在平湖林埭镇独山塘投水而死。在当地,《林埭镇志》的主编陆伯鑫将我带到一座名叫清溪桥的古桥上,桥下的碧水就是独山塘,眼前的田野仍是一片青翠。“没什么遗迹了,”他说,“原来有座东岳庙。老百姓都说,这里人死太多了,东岳庙是管鬼的。”那近万名已经投降却仍被屠戮的中国海盗,早已化为尘土,年年滋养着稻菽。而在徐海、王直死后,倭患也并未平息——诱杀王直,让朝廷在海商和海盗中信义尽失,他们由绝望、怨恨而至彻底堕落,王直临死前所说的“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一语成谶,很快“新倭复大至”。在俞大猷、戚继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据岑港坚守,后突围南下占据福建浯屿,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沿海县城纷纷沦陷,天下震惊。古来杀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后不久,胡宗宪也被反复弹劾并下狱,最终含恨自杀。

    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万千中国“倭寇”人头落地,而连绵的动乱和镇压也极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东南沿海富庶之区遭到严重的破坏。朝廷逐渐意识到这一点,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后,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依稀透进一线曙光。而诸多找到生机的中国“倭寇”亦很快由寇转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缓解和平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嘉靖倭难”实乃一场能避免而又未能避免的历史悲剧。

     

    一场虚构的异族入侵

    综合以上诸多史实,再参照中外历史学家的众多论著研究,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就会发现,倭寇历史可大致归纳为前后两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纪进犯朝鲜半岛,以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为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时与方国珍、张士诚余部勾结犯山东的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基本为来自日本的“真倭”。而后期倭寇,即16世纪的“嘉靖大倭寇”则为“假倭”,确切地说是“中国之寇”。

    然而,历史的诡异在于,既然如此多的史料都证明所谓的嘉靖倭患乃明朝内部民变,为什么史籍仍混淆是非,不加区分,一概称之为“倭寇”。而这个巨大的谎言竟然延续了数百年,直到今天仍混淆不清,迷雾重重?

    答案是复杂而微妙的。

    考察嘉靖朝的社会环境,在残暴严厉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发,便可能株连九族,从沿海民众的角度考虑,冒充“倭”可以保护家人。至于那些沿海官军,遭遇动乱时,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报为“倭乱”,就可以把问题“政治化”,失败了容易推卸责任,赢了则奖赏更高。而对于庙堂之上的统治者来说,将沿海民乱定义为外族入侵,将其极端仇视的海商力量与叛国者画上等号,镇压起来也更为便利与合理。想想看,连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都能被大明知县上报为倭寇,又有哪个中国人不可以是倭寇呢?于是,一场因海禁而导致的海滨民众的抗争和叛乱,便被各怀目的的几方,共同虚构、共谋为了一场异族的入侵。

    而到了现当代,虽然不少中外学者,如林仁川、王守稼、戴裔煊、山根幸夫、田中健夫等纷纷在研究中指出“倭寇”的真相。可由于上个世纪日本发动了罪恶累累的侵华战争,对于“倭寇”概念的厘清和拨乱反正,便又被掺入了诸多复杂的民族情绪,变得更为敏感和艰巨起来。而随着岁月流逝,当谎言被重复了千万遍之后,那些曾代表中国走向海洋、融入世界潮流的中国海商,便真的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倭寇”,而那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沿海民众的反海禁战争,也终被扭曲为一场被“民族英雄”最终击退的罪恶侵略。

    中国错失大航海时代

    王直死后8年,福建月港开放,他的梦想似乎终于实现了,可地点却不在浙江。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被逐出浙江后,亦辗转在澳门扎下了根。此后的3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海上贸易中心遂从浙江转移到福建和广东。

    就这点上来说,浙江错失了空前的历史机遇,不免令浙江人感到遗憾。而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对整个中国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江南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假如双屿港“世贸中心”的地位得以保全,假如隆庆开海在宁波,中西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应该会是另一番模样。当然,这也正是统治者害怕的,如果迫不得已要打开一点国门,他们也总是选择把门开在帝国尽量偏远的地区。

    而那些在大航海时代与欧洲人同时起跑,甚至一度领先的中国海商,在历经双屿、沥港之殇、诱杀王直、“抗倭”等等残酷的镇压之后,已是元气大伤。及至明末清初,立足闽台的郑氏海商集团依赖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北拒满清,东驱荷夷,再度将中国民间海洋力量推向巅峰,却也在不久之后又被清廷扑灭。明清两朝的残酷海禁和连绵不断的打击,终于使野性、坚韧、强悍的中国民间海洋力量彻底失败。中国与大航海时代失之交臂。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我来到了沥港,一块高大的“平倭港”碑矗立街衢,纪念着明军的赫赫“战功”。由于舟山跨海大桥通车,沥港的客运航线已停航,只剩下与对面大鹏岛的渡轮,半小时1班,船票5角。“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渡船是天下最便宜的?只收单程,你回去不要买票了。”一位渔家女孩顽皮地对我说。

    湾流浊黄湍急,渡轮在寒风中孤独行驶,我陷入了沉思。

    沥港人不知道,这个如今破落的小小海港,在王直为首的中国海商手中,曾差一点撬开大明帝国的国门。然而王直失败了,随后,在他和他的众多追随者们被唾骂为“倭寇”、“叛国罪人”的漫长岁月里,在国人的帆影和海上控制权在中国沿海渐行渐远的时候,西方列强的海上霸权却已羽翼渐丰,他们的强悍和野心正如拜伦名诗《海盗生涯》所咏唱的那样:“尽风能吹到/海波起沫的地方/这全是我们的帝国/它的权力到处通行。”

    终于,在19世纪,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将中国东南海疆变成这个国家最孱弱、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边疆和肚腹,而那些曾经强悍却无法复活的中国民间海洋力量,仿佛是一场遥远而沉默的海啸,只能徒然拍打着岁月的海岸,却再也无力荡涤和冲刷这个老大帝国的百年屈辱。

     

     

    附录1

    专家视点——倭寇研究重要著述观点摘录

    大陆学者

    《明代倭寇述要》  杜鸣治  1930年

    嘉靖“奸民冒倭人旗帜,群起为寇”。“寸板不许下海之禁,影响于倭寇之猖獗者至大也”。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 尚钺 1955年

    嘉靖年间,“明帝国的统治者不明世界大势,遂以它的封建权力实行禁海”。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作的报告》  吴晗 1955年

    “明朝中叶16世纪前期,通商热潮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高涨。平民乃至官僚要求打破海禁,恢复市舶司,和反对派形成政治斗争”。“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形成政治上的新兴力量——商业资本家和代表内地农业封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形成两个敌对的派别,进行拼死的斗争”。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 韩大成 1957年

    “明中叶,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也便越来越强烈。经济的力量决不是任何强力所能阻止的。因此,尽管明王朝一禁再禁,但是私人海外贸易却在不断扩大,并日益显示出不可遏止的趋势,嘉靖时朱纨的死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 林仁川 1980年

    “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嘉靖时期的倭患》 王守稼 1981年

    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

     

    《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戴裔煊 1982年

    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

     

    台湾学者

    《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陈文石 1965年

    嘉靖年间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凡违禁私贩出入海上者,官府皆以海盗视之,严予剿除。彼等既不能存身立足,自新复业,则只有往来行剿,或奔命他邦,开辟生路”。

     

    《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 吴大昕 1999年

    “倭寇应属于明代中国华南社会史的一部分,而不为日本的侵略问题。”

     

    日本学者

     

    《明帝国与日本》 山根幸夫

    后期倭寇的主体是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后期“倭寇”的最高领导者、徽商出身的王直乃是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

     

    附录2

    中日辞书中的“倭寇”之辩

    《中国历史大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年版

    倭寇词条

    “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浪人到明朝沿海一带走私抢掠,进行海盗活动。从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嘉靖以后,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在封建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明朝东南倭患大起。明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但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嘉靖后期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在广大军民支持下,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日本史大事典》 日本平凡社 1994年版

    倭寇词条

    “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其含义为“日本侵寇”或“日本盗贼”。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倭寇的含义和组成是多样的,作为连续的历史事件的倭寇是不存在的。”

    此词条的撰写者——日本历史学者,倭寇研究专家田中健夫在他的其他著作进一步做了解释。他称,倭寇是以东亚沿海各地为舞台的海民集团的一大运动,其构成人员不只是日本人,也包括朝鲜人、中国人和欧洲人。因此,倭寇的问题与其说是日本史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东亚史或者世界史上的问题更合适。因为由于时期、地域、构成人员等规准的不同,可分为“高丽时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中国大陆沿岸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王直一党的倭寇”等。其中,“嘉靖大倭寇”时期日本人参加数量很少,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及其追随者。这个时期,在东亚的葡萄牙人也被当作倭寇对待。而被局限定义为“日本侵寇”或“日本盗贼”的名词“倭寇”,一般见于中国与朝鲜文献,在日本文献中并不这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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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薄袭来余孽借批判任志强来抹黑习大大   颜紫元


    表面上看,那些批判任志强的人,如对任志强先生说过的话


      对中央提出“八荣八耻”,说“一条都不符合现代的价值”;对团中央发布一个“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有关“信仰”的微博,却说这口号骗了他几十年;针对社会公认的英雄,说“雷锋是一剂麻醉剂”;针对中国国体、政体的专制制度、权贵资本、官商结合制度(首先让红二代先富起来,再官二代富起来,再商人,。。。最后再老百姓),更是呲必不休,竟然在公开场合说“把我们面前的墙推到”“中国是专制加垄断,美国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

     对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却在当晚连续发表“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批判为“反动言论,公然把党和人民对立”、“反党份子”、“又一次地攻击、抹黑我党”、“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任志强丧失党性甚至人性,严肃党纪请从任志强们开始”、“狗急跳墙出来嚷嚷,”、“反党言论”,“资本翻天派”,“譁众取宠,用心险恶”,“妄图通过资本控制政权”,“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等等,大有文革般的造势,表明上好像维护习大大,实际上是存心让习大大背上复辟文革的形象,用心险恶。



    习李中央来自左右的对手,都不甘落后和清净。近期大陆股市崩溃,香港发生旺角冲突,春晚“带有政治目的”的节目安排,“阳颂阴损”习近平的“献媚诗”等,被一些分析看成对习近平的“故意挖坑抹黑”。因为官媒和网上指责任志强的左派,也并非真心维护习近平的权威,更多是煽风点火、阳奉阴违的人。


    总之,谁是腐败集团的总后台?媒体是人们的,更能打击腐败集团,面对腐败集团喊出提出党媒姓党,全然不顾百姓民众,无异于黑社会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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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党天下与党媒天下是有区别的,党天下是你的一切都属于土共的,土共就是你的生身父母,你的衣食住行都是土共给你的,你所处环境中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土共的,包括你的性权利、生育权利。阿毛只容许自己最富,最自由。阿毛根据他手下奴才们的表现,给与较好的特权与生活奢侈品。阿毛绝不容许奴才们蓄积自己的财富与势力。至于工人农民老百姓都是被阿毛“为人民服务”的奴隶,他们越被阿毛服务,越贫、贱、愚、弱,他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被党控制,必须依赖土共提供。这是阿毛对两千多年前的商君书的当代真实实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阿毛最好的狐朋狗友是金胖子,金二、金三得真传,所以要知道什么是党天下,看金三胖的北朝鲜就可以了解。当年对阿毛治国核心思想--商君书,理解的只有两人:周恩来同志与郭沫若同志,他俩看透阿毛的本质,认了,同在贼船,身不由己,配合演戏,当好了一个合格的奴才。当年被阿毛宪正”之许诺欺骗而误上贼船的国民党人士、知识精英、以及参加土共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元帅,甚至包括“国母”宋庆龄,凡是要求阿毛兑现诺言的,或提出质疑的,都不得好死。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猛批蒋介石的储安平就质疑阿毛搞党天下,结果他被弄死前确实体认到党天下比蒋介石专制天下要厉害千万倍,他的尸体至今没有找到。


    刘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没有周恩来同志与郭沫若同志的悟性高,虽然少奇、小平二同志更极左,却没有看透阿毛的本质--商君书般的治国之策---压根就不希望老百姓生活好或者受多元化教育,只容许受愚民教育。他俩还积极努力包产到户,希望让老百姓生活过得好一点。这违背了阿毛的统治之术,结果一个惨死,一个九死一生。

    小平同志时代,他与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老同志商量: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打倒地主自己做更大的地主、打倒资本家我们做更大的资本家么?我们要先富起来,再带动老百姓富。陈云、薄一波同志说,对,先让我们的子弟富,再官员及其家人富,这部分人都姓党,富起来自然会维护党,老百姓也可以得到一些残羹分享,总比阿毛时代饿死或半饥半饱好。反正中国老百姓被阿毛虐待几十年,现在虽然依然得不到善待,但有一点变化,他们就会感激涕零。

    习近平同志的党媒天下的今天,还有微信、网络的限制级老百姓声音,比毛的党天下进步多了,这个大家应该看清楚。紫元还是看好习近平同志,他不会忘记自己少年被迫失学,自己与父亲都做大牢,绝不会愚蠢到开历史倒车的,那些借任志强抹黑近平同志的薄袭来余孽们,把任志强的“ 反对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多党制行不通”的历史结论,声称要反复试验,公然鼓吹打破一党执政,称共产党是垄断的皇权,当今中国是专制加垄断;公然称习近平这届新班子,让车轮倒转,军队枪口对内,鼓吹军队国家化;称被共产主义口号骗了十几年;为美国的种族歧视洗地,认为美国梦更加优秀,鼓吹中国梦和美国梦都是宪政梦,等等。 -”说成是任志强成“国内外颠覆势力代言人 ”等,迟早会被丢进历史垃圾堆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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