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不敢面对的历史：

唐朝是突厥在中国建立的朝代

　很多人误以为唐朝是汉人建立的朝代，历史上经常把唐朝跟汉朝并称“汉唐”，这容易让历史知识欠缺的人产生误解，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

　　那么唐朝是农耕民族汉人建立的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历史资料证明：唐朝建立者的民族属性毫无疑问是胡人(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外国人的称呼)，即李 唐王朝的统治者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一言以蔽之，唐朝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经过高度汉化、但是仍保留民族特色的朝代。——这一点唐和辽相似。

　　一、唐王朝统治者家族的血统

　　唐王朝的血统已经清楚显示出他们属于突厥阿尔泰游牧民族。当然这里说的突厥人是当时北亚蒙古人种、信仰萨满的突厥，也就是后世蒙古人的前身，而并不是 现在伊斯兰化且长相波斯化的那些突厥旁支。唐高祖李渊的七世祖名叫李暠，就是晋末张掖地区(月氏故地)西凉国的“凉武昭王”。西凉国是“鲜卑秃发”，后为 南匈奴单于沮渠蒙逊吞并。

　　《魏书·列传》记载，西凉灭后李暠的后裔李翻投奔了阿尔泰山的柔然，曰：

　　“翻，字士举(休屠)，小字武疆(无者)，奔伊吾(阿尔泰山)，臣于蠕蠕(柔然汗国)。

　　李翻的儿子后来投奔了拓跋北魏，为“镇西大将军”，从此在北魏一朝“大享名器，世业不殒”，世袭贵族名号。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另有“唐国公”称号。西魏的“八柱国”与后世努尔哈赤的“八和硕”有一样的文化内涵。

　　史载李虎娶妻“独孤氏”，独孤是西魏鲜卑帝族。李渊的皇后即李世民的生母也来自鲜卑，史称“窦皇后”。李世民也娶妻鲜卑，称“长孙氏”。唐帝室难觅一丝汉民族血缘成份。

　　李渊起兵并非一人，这是与突厥始毕可汗联手干的。当时始毕可汗与李渊是君臣关系，他们可能还有血缘关系。史载李渊与始毕可汗有约，曰：“若入长安，民 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皆可汗有之”。他们联手内侵，遵循着匈奴以来结盟南下的传统。由于有突厥可汗的武力撑腰，李渊顺利取得关中重地，突厥则满载而归。

　　二、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

　　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是明白无误的。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时突厥颉利可汗率军攻入渭水便桥，秦王李世民迎战。在桥边李世民屏退左右，单独一人“与颉 利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旧唐书》)。其时李世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有诱之以利，于是突厥人抽身引 退，并相约几天后便桥再会。其后他们如约而至，“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

　　李世民说突厥语明矣，否则怎么可能“临水交言”呢?他们是完全的同类，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有同样的文化背景。《隋唐嘉话》说，单雄 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李元吉小字亦叫三胡;《旧唐书》也说，李渊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就是说其状貌类同胡人。

　　史载突厥薛举可汗及部下常与李世民共同围猎，“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于是突厥部众“咸愿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时说汉语就不可能出现“无所间然”的情况。李世民频频狩猎，“狩与尧山”，“狩与岐山”，“狩与骊山”，不绝于史，这显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李世民策划宫廷政变，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夺得皇位，史称“玄武门事变”。参与事变的五个主谋人物的姓名，也明白地显示出民族背景：

　　长孙无忌，此人是后魏献帝之兄的后代，与李世民祖先一样也是世袭“柱国”，原姓拓拔，后改姓长孙，长孙无忌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

　　房玄龄，此人是后魏镇远将军的后代，与长孙皇后是同宗。

　　尉迟敬德原为突厥一骁将，善骑射，后来归降了李世民，成心腹。

　　屈突通，原为突厥将领，以勇武著称，后归降李世民，啜是“矢”的注音异写，一种贵族称号。

　　秦叔宝，此人悍勇异常，自称“不习文法”，可能一个汉字也不识，一句汉语也不懂。

　　《阙特勤碑》中有这样的话：“突厥的伯克们听命了可汗，为之征战了50年，向东征战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国，向西征战到铁门，降服了那里的所有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在突厥人看来唐皇帝不过是入主汉人的突厥可汗。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他就与突厥贵族结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颉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鞑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 (蒙古语“兄弟”的读音)，这些可汗死讯传来之时，太宗都为之摆朝举哀。如果李世民不是突厥人就不会与之结拜，这是由游牧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的。

　　三、唐朝为什么如此开放?

　　唐朝为什么显得比较开放?这跟唐朝建立者的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

　　史书记载唐王室屡现“乱伦”之象，太宗死后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则天拥为己有了。所谓“乱伦”是后人的说法，在唐高宗看来并无此嫌疑，“妻其后母” 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对于突厥出生的唐王室来说不存在道德障碍，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自古没有守寡的传统，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只是到了后来， 日益汉化之后，他们才会竭力去回避和掩饰祖先的历史。武则天的故事与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类似，在当事人看来并无不妥，完全符合风俗习惯。

　　李世民有废太子名叫“承乾”，史载他学胡人椎髻，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突厥狼头纛，甚至不愿过宫廷生活，喜欢去草原游牧，结果被废黜。同样的事情北魏 也发生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恋草原竟不愿南下，被迫南下后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废为庶人。两个太子的行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民族背景。

　　我们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军政首领)为清一色的突厥人，并且都是世袭，那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军事组织的影子，与辽金时代的“探马赤军”蒙元时代的“达鲁花赤”非常相似，这种军事制度并不来农耕文化。

　　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可汗，其次才是中原人的皇帝，两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的大汗，其次才是中国的皇帝一样。

　　唐太宗昭陵有14个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个，这种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杀人石习俗延续。突厥可汗墓前立杀人石 代表他生前杀死的敌方酋长。《阙特勤碑》有这样的话：“我为我父可汗立了杀人石，以无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对古老游牧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阙特勤碑》把“唐人”视作自己的远房兄弟，告诫突厥子孙引以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汉化之路，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们存在血缘认同。而《阙特勤碑》的 立碑者竟是唐朝皇帝，汉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碑文中有“结为父子”之语，如果没有对突厥的认同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正因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统，他们才会以极开放的心态面对中亚的游牧民族国家，他们的眼光不局限于中原，他们有兴趣去开拓广阔的东北和西北，那里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活动区域。

　　我们看到唐朝与游牧民族交往的那种深度和广度是汉民族创建的朝代从未有过的，因为统治者的血缘对其基本国策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皇帝的游牧民族血 缘正是唐代开放大气的深层原因。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唐朝皇帝的血统来源，因为不愿看到大唐盛世与胡人的关系。当我们以此去阅读和思考《旧唐书》的时 候，许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摘自加拿大华人网风云历史

引用 揭开东北解放的真实面纱

 

 

作者：颜昌海 

六十余年来，中国人一直被灌输百万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数十万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的说法。但是，历史真相却并不是如此。

1945年8月9日在德国法西斯失败3个月以后，苏联红军三个方面军，包括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三个空军集团军和一个战役集群。内有80个师，2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另配属40个机械化旅和坦克旅，总共157万7725人，26137门火炮和迫击炮，5556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446架飞机。按照中国大陆官方的宣传，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攻势，这股力量席卷中国的东北三省，把盘踞在此地的日本关东军一举歼灭。

在中国大陆六十余年来的历史教科书中，苏联入侵中国东北的地位都和美国投掷原子弹并列，定性为压垮日本，迫其投降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如果重新翻开史料，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场声势浩大的攻势并没有中国大陆官方教科书里说的如此威风。150万精锐苏军面对的只是60余万缺乏武器装备，新组建的日军，并非传说中的大日本帝国陆军主力。但直到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时，苏联人并没有击垮日军的抵抗，甚至没有摸到日军在东北地区的核心防线；这场战役双方伤亡相当，在计算战果的时候，苏联人更是将战后投降的整建制日军也计算入内，如果在8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遵照日本天皇指令下达投降令后放下武器的数十万关东军算是战役战俘的话，那么在关内向中国军队投降的128万日军，也可以说是中国军队在大反攻当中俘虏的了。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代表苏俄承认满洲国独立签字仪式
 

其实，当年苏联在中国人民饱受人本侵略的日子里，却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45年8月8日深夜，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接见了苦等已久的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向他递交了苏联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宣战书。

日本上下对苏联的宣战极其愤慨，这种愤怒，要追溯到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缔约一方受到第三国攻击，保持中立等内容。这份条约规定直到1946年4月失效，同时在其失效前一年，如某方不提出取消，则自动延长五年。

战争的形势进入1945年，德日意轴心国已经日薄西山，这份中立条约对于日本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但苏共从来不守承诺，昔日的“友好”在利益面前算不了什么。4月5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通知佐藤大使，苏联将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也就是说这个条约将在1946年4月到期失效。按理说，虽然条约没有延长，但至少可以保证双方在1946年以前相安无事。只是1945年2月美英苏秘密进行的雅尔塔会议，确定了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对日宣战的原则。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承诺欧战结束3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但趁火打劫的提出条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联参与经营东北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对于苏联而言，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所谓条约屁都不值。

这时，战略上极其被动的日本还妄想着通过苏联与盟国斡旋，达到体面和平，双方甚至从6月3日开始进行了接触。但苏联早已确定了出兵中国东北的决定，一方面在与日本虚与逶迤，另一方面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将大量的兵力与装备物资运往远东。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一方面表面上保持高傲的姿态，对此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却仍然在莫斯科做着外交努力。

                                     

结果日本人等来了苏联宣战。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这样写到：“日本的战争指挥领导人都在翘首等待预定于8月8日子夜佐藤大使同莫洛托夫外长的会谈结果。——苏联方面的答复是：宣战！真是啼笑皆非，令人震惊。过去历时约两个月，拼死拼活进行的外交努力，结果不仅全成泡影，而且得到的是以铁锤代替了答复。”苏联撕毁了还有大半年到期的《日苏中立条约》，150余万大军趁火打劫式的冲入了中国东北。

开战时老关东军已调回日本参加本土防卫，关东军在7月征召25万侨民组成新关东军。关东军到了1945年上半年，实际上已经成了空架子，多达20个师团被抽调到其他战区，其中大部分调回日本准备参加预期中的本土防卫战。此时关东军拥有1945年2月编组的八个师团，1944年新建的4个师团，由关内调来的4个师团（第39、63、59、117师团），这十六个师团组成了关东军的主力。到了战争临近的7月份，关东军还在极力扩军，征召25万在东北的日本侨民编成1个军司令部，八个师团、七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坦克旅团、五个炮兵联队和若干其他部队。但由以上日军的扩编可以看出，关东军八成的部队是1944年以后编成，没有作战经验的新部队。到了开战前，关东军纸面上拥有24个师团又9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部分边境守备队等57万人，如果算整个苏军在远东的作战地域，则还要包括日本海军的镇海警备府(釜山)下属之旅顺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和元山方面特别根据地队2万人和日本陆军第五方面军在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的约9万人，在远东战役全部作战地域日本陆海军约68万人，其中关东军57万(包括在北朝鲜的6万)。服部卓四郎认为，这支看似人数众多的关东军，缺野炮400门，机枪236挺，掷弹筒4900支，约10万把刺刀。如果从编制上看大约缺半个师团的机枪，10个师团的掷弹筒和11个师团的野战炮，但也有说法是日军师团大部分是在7月才开始征集侨民组成的，战争在8月就爆发了，所以还没来得及装备，所以武器不满编。

苏军红军占领旅顺

                                     

全部战斗力不过相当于关东军的巅峰时期的八个半师团。日本大本营自己知道自己的底细，在战事临近时对东北的防御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5月30日大本营陆军部下达新的对苏作战要点，将原先歼敌于边境地带的战略，调整为确保以通化为中心的满洲东南三角地区，即以沈阳到图门的“京图线”铁路以南与沈阳到大连的“连京线”铁路以东要地，以这两条铁路构成第二道绝对防卫圈。通化作为整个防御计划的核心要点。这个新作战指针非常明确，就是以日本本土决战为根本方针，不拘泥于边境争夺，以满洲与朝鲜为整体，进行全面持久的战争。

苏联入侵东北的远东战役是在递交宣战书的8月8日零时（莫斯科时间）同时开始的。远东苏军分成后贝加尔、远东第一和远东第二等三个方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从蒙古越过大兴安岭进攻大连旅顺、长春沈阳山海关等地。另外在张家口承德、海拉尔齐齐哈尔两方向实行辅助进攻。

远东第一方面军从太平洋方向进攻牡丹江、吉林、哈尔滨。

远东第二方面军从松花江姚河方向突破边境堡垒地域，进攻哈尔滨。

日军在5月底的战略调整让苏联各路军队没有受到太大的抵抗。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第17集团军在8月9日这天推进了70公里，到达内蒙古赤峰地区；第39集团军迂回了哈伦阿尔山筑垒地域，前进了60公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向长春方向推进了150公里。但苏联方面承认，并没有遇到日军主力，“日军第3方面军主力配置在满洲纵深的长春和沈阳两地域内。由于这一情况，更主要是由于苏军行动坚决，苏军才得以迅速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十一卷，P381，阿奇卡索夫，普洛特尼科夫主编，苏联）

 苏联红军开进东北，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

                                      

其他两个方面军上演了相同的故事，留下部分部队围攻日军边境的筑垒地域，其他部队向纵深切入，一路顺风顺水，基本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苏联人最大的敌人是道路、河流、气候以及后勤。

他们当面的日军全部撤退了，第44军除了第107师团在撤退过程中遭受较大损失之外，117与63师团分别安全撤到了长春和沈阳。8月14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的装甲前锋攻占了洮南，长春西北约200多公里的地方。39集团军下属的坦克44旅在这天攻占了索伦，他们缺乏油料只能停了下来。

远东第一方面军行动很不顺利，被绥芬河、密山、东宁、东兴等边境筑垒地域阻挡，直到12日才越过这些要塞摸到了牡丹江的边上。日军一直在依靠边境筑垒和城镇进行抵抗，苏联人直到8月13日中午时分才由步兵26军的先遣队开始了对牡丹江市的攻击。日军在此集结了126、135两个师团，他们在牡丹江以西十公里的掖河山构筑阵地，抵抗苏军的进攻。直到8月15日结束时，这个城市仍没被占领，两个师团按照命令在这一天撤往牡丹江西方约50公里的横道河子，并与17日抵达。远东第二集团军的辅助进攻显得十分顺利，独立步兵第5军在8月14日进入了宝清，红旗第二军8月15日抵达孙吴附近，展开对日军123师团的进攻准备。事实上这个方向日军只有一个师团两个旅团，兵力十分薄弱，独立第5军甚至只是在无人地带行军。

在8月15日，也就是日本天皇发布无条件投降诏书时，远东战役的战线大致从西到东是，克什克腾旗（赤峰西北约150公里）——突泉——洮南——兴安盟——海拉尔——孙吴——宝清——林口——牡丹江。

由以上8月15日的战线可以看出，虽然苏军号称各条战线高歌猛进，但到了此时，东北包括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长春、沈阳、通辽等在内的所有大城市均没有被苏军占领。包括海拉尔、索伦、富锦、佳木斯、绥芬河、东宁和牡丹江等的边境筑垒地域和枢纽地区都进行了顽强的守备。这点也得到了苏联的承认。而日军只有9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的部分部队与苏军发生了交火，其中只有第107、124、126、135师团以及边境警备队遭受了重创。

也就是说到了日本宣布投降之日为止，关东军主力犹在。

苏联士兵以战利品的名义大量拆卸东北工业设备 

                                    

其实就在8月9日苏联开始远东战役时，日本帝国已经在寻求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天皇裕仁认为“敌人既然已经使用了这种武器(指美军对日本投下了原子弹)，继续进行战争越发不可能了。”而在第二天召开御前会议，天皇裕仁斥责了日本陆海军统帅部的继续战争主张，指示无条件投降。日本内阁随即于10日上午7时13分通过瑞典向盟国发出“和平”照会，坦言准备投降，只要求保留天皇。此时不过是苏联入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开始一天之后。

其后便是一系列盟国与日本之间的电文往来，直到8月15日，天皇播放无条件投降文告，日本统帅部早就把东北的战争抛之脑后了。

关东军在8月16日下午4时接到了日本大本营关于全体陆海军部队投降的命令。关东军司令部立刻向各部队传达，同时向苏联方面请求停止战斗，并于17日派出关东军参谋长前往哈尔滨与当地苏联总领馆提出停战交涉。苏军总参谋部发布声明称，天皇的投降通告只是一般投降书，以日军还在抵抗为由，继续战争。远东苏军总司令回复关东军，“建议从8月20日12时起在整个战线停止对苏军的一切战斗行动，缴械投降。”

苏联为了占领更多的地方，竟然出现了拒绝立刻接受投降。

实际上到8月18日，除了部分失去联系的边境堡垒，大部分地段上的日军已经开始投降。8月19日，以空降兵对长春和沈阳进行占领。

但即使到了8月20日12时，东北的战争仍未结束，日军与外界失去的联系虎头、东宁等要塞仍在抵抗。虎头要塞坚持到8月26日才被攻克，1400名日军除少数之外全军覆没，苏军伤亡数量相当。东宁要塞坚持到8月28日仍然屹立不动，关东军派人前来宣读投降命令劝降，日本守军才最后投降，此时离开战已经过去了19天。日本统计己方伤亡4万人，苏联统计己方伤亡3.6万人

1945至1946年，苏联红军强奸了近三十万东北妇女。

 

远东战役的结局是，苏联声称俘虏日军59万4000人，击毙83737人，缴获了坦克686辆、飞机861架、各种火炮1836门、自行火炮15门、机枪13099挺、步枪约30万支、迫击炮掷弹筒2474门，其他还有大量军用物资。对此日本方面并不赞同，日方战后统计远东战役阵亡和负伤约4万人，日本当局认为运到苏联的日本人总数是57万5000名，另外还有731等部队撤回日本，苏军还将一批老弱日军就地释放，并没带往西伯利亚。

日本战败投降的主要原因是曾经强大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已被美军全歼，日本已无法从海外获得任何石油，钢铁等战争必需品，而日本本土，特别是军工工业又遭到美军燃烧弹攻城和原子弹暴击。在被美军水雷封锁的列岛上日本已无法将战争继续下去。所以日本才接受了战败的结果。苏军去东北只是去趁火打劫的。

如果说苏军还歼灭了部分因失去联系不缴械的日军，那中国军队也在8月15日后也曾与少量日军有过交火。日本临时拼凑的数十万关东军，也是依据天皇命令缴械，不能算苏军在远东战役的战俘。如果把这些算作苏军的战俘，那么也可以说，国军在8月15日当天就消灭了至少100万日军。

按战争史研究惯例，战果应指在作战中导致敌方伤亡、俘虏与投降者，而不包括因国家战败而成建制投降者。

苏联军队在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关东军放下武器以前，在东北战场没有攻克任何一座大中型城市，甚至连日军的主阵地都还没有接近，苏军主力还在和边境日军守备队打转转。这就是所谓“苏联解放东北”的真相。

来源：石耕显

文/羽戈

韩国电影《辩护人》盛极一时。在韩国，上映70 天，累计观影人次达 11367698 名，位列韩国电影史上第八。传入中国，激起泪奔如潮，完全湮没了语言、族群与国界的隔阂。

我看此片，几度落泪。时至午夜，天地俱寂，远方与希望，隐藏在巨大而静默的黑暗之中。触景生情，随手写道：“如果你是法律人，一定要去看《辩护人》，不论你是律师，是法官，是检察官，是警察，是最普通的法务人员，你会在电影当中找到自己，并在现实当中找到方向。如果你不是法律人，希望你去看《辩护人》，不论你是父亲，是母亲，是丈夫，是妻子，是儿女，当你的身边出现了宋佑硕式的律师，请理解他，支持他，善待他。

”电影的主角宋佑硕律师，原型是韩国第16任总统、后来跳崖自杀身亡的卢武铉。因此片中的每一幕，都浓缩了韩国民主转型的血泪史。韩国人为之涕泗横流，缘于电影触痛了他们的历史伤口。中国人哭什么？国家的转型( 民主转型 ) 与人民的转型 (公民转型 ) ，两者相互成就，最好同步发生。最起码，人民的转型不能迟于国家的转型，人民无法崛起，国家便无法彻底翻身。

宋佑硕从商务律师转型为政治领袖，正对应韩国在 1980 年代的天翻地覆。《辩护人》的主题，即以宋佑硕的转型，呈现韩国的转型，以宋佑硕的精神历程，呈现韩国民主化的崎岖血路。宋佑硕从逃避政治，两耳不闻民主的呐喊，到纵身跳入政治之河，中流击水，历史背景是1981 年的“釜林事件”。如电影所示，这是一起冤案，出自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的捏造。釜山地区的大学生及大学出身的活动家共 22 名青年，被指传阅危险书籍，并在戒严的情况之下进行非法聚会，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反共法》、《集会示威法》等，遭到拘留处理。

片中的朴镇宇，即这 22 名青年之一。这大抵便是我们常言的“敏感案件”，律师一般都不愿接手，唯恐引火烧身。宋佑硕代理此案，担任朴镇宇的律师，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报答当年朴镇宇的母亲对他的一饭之恩，他虽犬儒，却非无情，朴镇宇被捕之后，朴母绝望的哀求令他肝肠寸断，寝食难安；第二个原因在于，对此案介入愈深，他愈发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何其专横，法律何其沉沦，此前他似乎不知( 到底是不能知，还是不想知呢 )政治犯，不知非法拘禁，不知刑讯逼供，不知此案的审判形同走过场……

如果第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报恩，第二个原因，可以归结为义愤，那么第三个原因，不妨归结为责任与义务。宋佑硕接手此案，他的助手竭力反对，理由十分生动：宋律师面前的八字豁然开朗，使劲踩油门都不够，怎么能踩刹车呢？宋佑硕答道：“想让我的孩子们不要生活在因这种荒唐的事踩刹车的时代。”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与义务。

作为律师，他坚信朴镇宇无罪，无罪就要收到无罪的判决，为了这一结果，他不惜“把自己安稳的人生一脚踹了”，这是一个法律人的责任与义务。基于义愤的抗争，也许慷慨激昂；基于义务的抗争，方能坚忍一心。记得一位智者说过：专制最邪恶的地方，不是剥夺了你的自由，而是豁免了你的责任与务。何谓责任，何谓义务？譬如说：当不义写入法律，反抗就是义务；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丧失了自由，你只能成为奴隶，忘却了责任与义务，你将永远成为奴隶。自由被剥夺已经十分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忘记了什么是自由，忘记了捍卫自由、反抗专制，人人有责。律师的义务，在于守护法律。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商务律师的宋佑硕不该被苛责，他虽以赚钱为己任，却不曾违法乱纪，不曾勾兑法官，不曾欺诈客户。甚至不能说，代理“釜林事件”的宋律师，一定比代理税务案件的宋律师高尚，单论律师的职业伦理，二者并无高下之分，至少我们不可拿后者批判前者。只能说，相比商务律师宋佑硕，人权律师宋佑硕更有资格回答这些问题：律师何以为律师，什么是律师的义务，什么是律师的尊严。成为朴镇宇的辩护律师之后，他才发现他所处身的司法环境之黑暗，法庭之上，他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孑然一身，孤独战斗，法官、检察官，以及坐在他身边的律师搭档，都不是他的同道。

问题由此浮现：在一个充满了恶法甚至无法的国度，律师何为，法律人何为？与恶法的斗争，最能考验一位律师的智慧和勇气。你可以承认“恶法亦法”，更必须指出“恶法亦恶”，直指其恶，这是勇气；依法搏击，这是智慧。譬如你拿《国家安全法》来搪塞，我便以《宪法》、《刑事诉讼法》来反击。假如对方一举撕破了恶法的遮羞布，将政治系统切入无法状态，宋佑硕只能上街了：“当国民无法行使法律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律人，我更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的义务。”

一个宋佑硕，只能是孤胆英雄，无法改写法治的悲剧；一万个宋佑硕，同心协力，才能成就法治的伟业。宋佑硕代理“釜林事件”，有前辈律师的指引，有记者同学的义助，有旁观了暴行的军医中尉弃暗投明，挺身作证，还有他的那位搭档，小丑模样的事务长，我本以为，当宋佑硕的律师事务所遭难，他会选择背叛，这更符合我们亲见的残酷现实；不想他能坚守到底，帮助宋律师收拾一片狼藉的残局。

就连那位惯于枉法的李法官，并非天良丧尽，被迫做出冤屈的判决过后，他答应两年内将朴镇宇等青年全部假释出来。电影最后一幕，当宋佑硕站在被告席上，釜山142 名律师，共有 99 人出庭为他辩护。这构成了《辩护人》的高潮。同为律师，宋佑硕在支撑法治的上限，那 99 人则在抬高法治的下限。两者都不可或缺。

《辩护人》终结于宋佑硕含泪的微笑。一身白衣胜雪的他，输了自由，却赢了正义，输了现在，却赢了未来。只是在我看来，这悲壮一幕的意味不止于此。宋佑硕的原型卢武铉，从律师到总统，最后深陷贿赂门，跳崖自尽，未尝不是以死明志，自证清白。

堪比卢武铉的陈水扁，同样被指贪渎，至今坐困囹圄。对于这般惨淡的结局，以及卢、陈之流的功罪，笑与泪，如何评说？我们原是韩国民主史的局外人，《辩护人》却超越了泾渭分明的国境线，使我们成为与宋佑硕同呼吸共命运的局中人，我们欢悦于宋佑硕的欢悦，我们纠结于宋佑硕的纠结，我们激扬于宋佑硕的激扬，我们无力于宋佑硕的无力。

事实上，无论宋佑硕，还是枉法的法官、色厉内荏的检察官、自嘲为“稻草人”的记者，无论“釜林事件”，还是黑牢、刑讯逼供与政治迫害，在今日中国，皆不乏对应，而且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毋宁更为严重、惨厉。基于此，我们落泪，则不仅为电影，更为电影背后相似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尚且无法将历史与现实拍成电影。“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我们有改变电影的国家。”2013年 12 月 18 日，《辩护人》在韩国上映。

2014 年 2 月 13 日，釜山地方法院对“釜林事件”二审宣判，改判被告人无罪。此刻，距离一审已经达 33 年之久。

【摘要】蒙古语和突厥语都源自突厥语，两种语言底层都是相同的，两种语言分化是突厥西迁后的事情，而突厥西迁前的固有词汇，在当代蒙古语和当代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是共同词汇。

匈奴是现代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共同祖先，匈奴帝国是蒙古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

2006年，在法国遗传学家ChristineKeyser-Tracqui的名为"Population origins in Mongolia:genetic structure analysis of ancient and modern DNA"的研究当中，用2300年前的古匈奴贵族尸体与现在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群体，以及现代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群体进行的Y染色体、线粒体、常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分析。结果表明，古匈奴和当代蒙古人为延续世系，而现代土耳其人与蒙古人更多的是文化和语言学上的交流而非基因上的交流。

匈奴国末期被自然灾害、内斗折磨得逐渐衰败，此时四周长期受匈奴欺辱的鲜卑、汉朝、乌孙、丁零、乌桓热火朝天地进行反攻清算，鲜卑成为攻击匈奴的主力。公元46年，由于鲜卑和其他民族长年地进逼，加上内乱不断灾荒不绝，曾经雄踞朔原的北匈奴被迫败退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和阿尔泰山地带。其后奄奄一息的北匈奴又屡屡惨败，最后由鲜卑国在匈奴国的原有领土上建立了强大的鲜卑国，60万匈奴人融入鲜卑国，另有一部分匈奴西迁。

2007年的另一项名为"Genetic analyses on the affinities between Tuoba Xianbei and Xiongnu populations"的研究中，遗传学者用拓拔鲜卑的mtDNA与匈奴进行对比，结果两者高度吻合，证明匈奴与鲜卑的基因传承关系。

突厥也是蒙古人种，高加索相貌是后来混入。所谓游牧民族，就是到处游荡的放牧，今年在中国长城脚下放牧，过几年草场闹鼠灾，蝗灾或其他疫情时，就可能转场去中亚草原了，再过十年中亚草原再闹灾时，可能就转场去东欧草原了，一路掠夺人口，可能一个突厥男人在中国长城下放牧时抢了一个中国女人生一个儿子是纯蒙古人种，在中亚又掠夺了一个波斯女人生一个儿子是欧亚混血，十年后他欧亚混血的儿子在东欧又掠夺了一个俄罗斯女人生个孙子是纯高加索人了，结果一家人蒙古人种，欧亚混血，欧洲人都有，最后没准这个家族后裔就成土耳其人。

蒙古语和突厥语都源自突厥语，两种语言底层都是相同的，两种语言分化是突厥西迁后的事情，而突厥西迁前的固有词汇，在当代蒙古语和当代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是共同词汇。

中国人说的“东胡”就是匈奴的另外一种古代名称，中文是两种表达，但是同一群人。原始突厥是匈奴里的北匈奴一支，居住在贝加尔湖西边，属蒙古利亚类型，这个地方是苏武牧羊之地，当时看管苏武的匈奴人就是突厥人，贝加尔湖西岸跟西方人居住地很近，当时属于高加索种人的塞种人游牧地区跟此地接壤，所以突厥人在早期就混入高加索血统很正常，但那个时代突厥还是蒙古利亚人血统为主体的人群。

帖木儿时代，蒙古民族刚刚诞生，刚刚脱离了突厥别部概念，而突厥西迁也没多长时间，那个时代的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关系，有点像今日的新加坡人和中国人的关系，属于亲属的关系。

历史上匈奴、突厥、蒙古同波斯的关系远比同中国的关系要密切，匈奴、突厥的领土都是横亘东亚中亚的，当时中亚居民是讲波斯语的粟特人，塞种人等民族，这些民族也农耕民族，有富庶的城市群，匈奴、突厥人在东部边界打中国，在西部边界跟波斯语民族常年战争，并且匈奴经常直接管理中亚的波斯语城邦， 而突厥更直接，突厥人则直接鸠占鹊巢的抢夺了波斯语民族在中亚的城市，进而中亚的突厥人融入了波斯血统成为欧亚混血的穆斯林人群，所以波斯历史书关于匈奴和突厥的记载远比中国历史详细。

土耳其人和蒙古人一样，原本也是信奉腾格里和萨满，后来才皈依了真主。阿提拉属于现在的蒙古和土耳其。

鞑靼人一名，最早於西元5世纪出现于游牧部族中（见“Otuz Tatar Bodu”，即“鞑靼三十部”），其活动范围在蒙古东北及贝加尔湖周围一带。鞑靼人使用蒙古语，在蒙古部出现前，塔塔儿（鞑靼）一词代表说蒙古语的部族。13世纪初，这些蒙古突厥游牧民族的不同群体成为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部队的一部分，其后蒙古人与突厥人互相混杂在一起，因而入侵俄罗斯和匈牙利的蒙古军队，就被欧洲人统称为鞑靼人。

公元6世纪突厥汗国王族的长相，典型的蒙古人种

成吉思汗时代是不存在蒙古民族的，成吉思汗本人是个突厥人，成吉思汗从来也不知道有个民族叫蒙古民族，因为蒙古民族形成是他死后的事，那个时代蒙古民族还没诞生。

先有成吉思汗统一北亚草原突厥各部，建立蒙古国，蒙古国民开始自称蒙古人，时间久了在共同的蒙古人认同下，才逐步诞生发展固定下来了蒙古文明（含服饰文字宗教）等蒙古民族才诞生，这个先后顺序要知道。成吉思汗西征，灭南宋的所谓蒙古人，准确定义是：蒙古国的人，而不是蒙古民族，因为那个时代蒙古国刚诞生，蒙古民族尚在形成初期，还没有摆脱突厥别部概念。所以元帝国时代从中亚大量引进自己的伊斯兰化的突厥亲戚色目人来华一起统治中国人。

中国史书一直混淆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关系，真实的史实是：蒙古是突厥人的一支，属于留守突厥人，突厥语和蒙古语在突厥西迁时才出现分裂，所以今天蒙古语的底层单词比如牛羊马这类的突厥时代就有的词汇跟土耳其语一样。帖木儿和成吉思汗时代突厥西迁不久，蒙古也刚刚脱离突厥别部概念，所以蒙古人只要西迁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就演变成新的西迁突厥人。

蒙古人不是成吉思汗时代就一夜间从天上掉下来的，蒙古人自古就生活在蒙古高原，他们古代属于北匈奴人的一支，属于同属北匈奴的突厥人，曾跟另外一个突厥部族土库曼人一起生活并结成联盟，中世纪突厥本部和土库曼人西迁后，一部分突厥人留守了下来，成为后世的蒙古人。突厥西迁并非中国人所谓的被唐朝击败，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中突厥人的一支沙陀人还曾建立过后晋，后唐，后汉，北汉等几个政权，突厥留守部族由多个部族组成，1162年留守突厥的蒙兀儿部里诞生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一了突厥西迁后分裂的北亚草原（当时蒙古人未诞生，所以还没蒙古草原称北亚草原或突厥草原），统一了北亚草原后，成吉思汗以蒙兀儿的名字命名新的统一帝国为蒙古，蒙古帝国建立后，北亚草原各留守突厥人都以蒙古为这个统一的民族名字，蒙古民族从此诞生，蒙古人就是留守突厥人，蒙古民族诞生前从北亚草原西迁的所有人都叫突厥人，蒙古民族诞生后西迁的蒙古人再伊斯兰化后演变成新的西迁突厥人，会很自然的融入当地老突厥人中去。

突厥帝国建国前，突厥人（含蒙古人祖先）就叫匈奴人，属于北匈奴人，古代游牧民族和现在的俄罗斯一样没有人种概念，讲同一种语言居住在各地的人们，在不同时代都以自己的政权名字自称是什么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就是这么诞生的，先有突厥帝国和蒙古帝国，后有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这个先后关系对农耕固定文化的汉人理解起来很困难，不论匈奴人，突厥人还是建国初期的蒙古人他们是一个语言群体，他们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并没有割裂，不是中国人眼中的所谓“北方草原经常你来我往的更换民族”。

突厥属于北匈奴人，突厥帝国建立后才诞生了突厥民族，蒙古属于突厥，蒙古帝国建立后，才诞生了蒙古民族。打个中国人能理解的比喻：秦国属于周朝人，秦人本是周朝西北地区的居民，秦人建立秦国后，秦民族才诞生，而刘邦属于秦朝中原人，刘邦建立汉朝后，汉民族诞生，不论周人，秦人，汉人都是一脉相承的同一群体，汉人与匈奴/突厥/蒙古体系的区别是：汉人是农耕民族，自古定居在一块地方轻易不迁移。而匈奴/突厥/蒙古体系民族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经常是本部迁移游牧走了，强大的别部成为了新本部。

突厥蒙兀儿部大部分随突厥本部西迁中亚，定居在河中地区东南部并且伊斯兰化，就是蒙古尔斯坦地区，一部分蒙兀部留在了突厥草原（当时蒙古民族没形成了，不叫蒙古草原），成吉思汗就是这部分的人。

帖木儿就是蒙古尔斯坦的伊斯兰化突厥人，他祖先西迁前有与成吉思汗的祖先是亲戚。

蒙古西征的地区，其实多是自己的同胞，西迁突厥人的地区，蒙古西征到多瑙河时，当地还居住着几个西迁的突厥小部族，这些人日后演变成波黑人的祖先。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朝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宋、明的传承概念。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也是很多异族建立的政权，道理跟匈奴、突厥、回纥、蒙古是一个国家的不同朝代一样。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是由不同民族建立，秦是戎狄；汉是楚南蛮；唐是鲜卑。至于辽金元清，根本就是纯粹的外族国家了。

中国人一直强调中国的历史统一性，而重点强调其他民族的不完整性，试图给人一种错觉：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体，而蒙古你来我往，主人经常更迭。而真实的史实是：蒙古也是本部迁移，别部当了新本部，人家也没换主人，也是完整统一体的历史进程。

而中国将其他民族的定义缩到无限小，把所谓“中华民族”的伪定义扩到无限大。现在中国官方把“中华民族”的大帽子往别人身上一扣，搞得很多民族都很郁闷。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有56个成员组成，而这56个民族包括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满洲族、朝鲜族。那么以此类推，既然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满洲族、朝鲜族都是中华民族，那么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和蒙古人、蒙古国的蒙古人、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这些人与我国的俄罗斯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都是同一个民族，所以按“中华民族”的可笑逻辑：全世界的俄罗斯人、蒙古人、哈萨克人、满洲人和朝鲜人全部都是“中华民族”?

历史上，中国经常被这些北方外国人灭了半壁江山甚至灭国，如果这些外国人是“少数民族”的话，历史上那么多南迁汉人都成阻碍祖国统一和抗拒民族融合的罪人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也都成阻碍祖国统一和抗拒民族融合的罪人了。

因为中国很多当代少数民族都跟匈奴/突厥有关系，外加现在突厥和蒙古民族主体都在境外，而且都有自己的母国，所以中国历史书必须把匈奴/突厥和当代中国的很多民族割裂掉，千方百计的把匈奴/突厥纳入所谓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现代已经消失掉了。把匈奴/突厥打造成古代民族就跟当代很多少数民族没有关系了，那些少民自然就成了所谓“中华民族“的几十朵花了。

但是真实的史书和民族关系并不是这样，匈奴/突厥的后代并没灭绝。

中国千方百计的把匈奴/突厥纳入古民族现在已经消失的人群，毫不犹豫的把讲匈奴/突厥语言但在不同时代被汉字史书写成不同称呼的同一个人群或同一个人群中的一支，果断的当做一个跟匈奴/突厥人完全没关系的新民族，所以读习惯了国际正常史书的外国人阅读中国当代历史书时，经常一头雾水，“怎么很多少民都好像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没祖宗啊?”，“怎么北亚草原经常更换主人啊，原来的主人一夜间都好像死光光了”。呵呵

并且中国当代史书还像韩国当代史书一样固执的雷人，发明了很多让读习惯了正常史书的人喷饭的词汇，比如“突厥化的蒙古人”，这个词汇就跟“中国化的台湾人”，“中国化的香港人”一样雷人，但中国人却认为很正常，因为他们不知道突厥和蒙古的真实关系，果断的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人叫“突厥化的蒙古人”。

突厥人原本就是跟今天蒙古人一样的蒙古利亚类型人种，当代突厥人的语言相近，但人种分一下几个集团：

【1】原始突厥人西迁中亚后，游牧突厥人很少跟波斯人混血，主体还保留原始突厥人血统，还是蒙古利益类型的人种，比如：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等民族。

【2】原始突厥人西迁中亚后混入波斯语诸民族的白种血统，农耕突厥人演变成欧亚混血的人种，比如：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维吾尔人等。

【3】欧亚混血人种的中亚伊斯兰化突厥人继续西迁，西迁的至高加索以西的欧亚混血突厥人混入了亚美尼亚人，希腊人血统，演变成白种人南欧型人种，比如：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等。

【4】欧亚混血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的中亚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继续北移，进入斯拉夫人的东欧，演变成东欧鞑靼民族。鞑靼人有两个人种：斯拉夫人种的鞑靼斯坦人，伏尔加鞑靼人。欧亚混血人种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西西伯利亚鞑靼人。

长生天就是萨满教，突厥人西迁前也是萨满教徒拜长生天，成吉思汗是突厥人蒙兀儿部，他当然也是萨满教徒。

长生天即蒙哥·腾格里，突厥语是Mangu Tangri，蒙古语是Mongke Tangri。

搜索“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石敬瑭”，“后晋，后唐，后汉，北汉皇室”的族属，你就发现突厥人惊人的表现。

突厥西迁前在东方曾建立过几个中国化政权，主要有：后晋，后唐，后汉，北汉。著名人物有：石敬瑭、李克用、李存勖（李亚子）、李嗣源、刘知远、刘崇等。

【安禄山】安禄山是突厥人，他儿时玩伴也是他日后的副手史思明也是突厥人，他们是同部族的老乡。安禄山这个名字是土耳其语“战斗力”的意思，最初被翻译成“阿 荦山”或“扎荦山”，按照今天的翻译方式应该是“亚力山大”，“安”这个姓是安禄山在其母改嫁于突厥军官安延偃后冒用的姓。

【史思明】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始作俑者史思明也是突厥人，史思明本姓阿史那（Ashinas），他原名是阿史那·崒干，这个名字在土耳其语的意思是“苍色狼眼的狼”。

【石敬瑭】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本姓朱邪，属突厥沙陀部（Turkey Cigil），该部就是突厥阙特勤碑提到九姓乌古斯（Oghuz）是古代西突厥最大的部族联盟。突厥西迁后，在10世纪末，乌古斯改称土库曼（Turkmen）。

【李亚子】毛主席曾借用过一句古话“生子莫如李亚子”，李亚子暨李存勖，突厥沙陀人，后唐庄宗，生前实现了对中国北方的大部统一，以勇猛闻名。

安禄山，史思明，石敬瑭，李克用，李存勖都是土耳其语和汉语双语使用者。

就如同意淫“汉朝打败匈奴导致匈奴西迁”一样，中国人同样意淫“唐朝打败突厥导致突厥西迁”。其实动动脑子就会发现，唐朝都灭亡了，留守突厥人还有能力建立后晋后唐后汉北汉等几个政权，突厥贵族石敬瑭都有出卖幽云十六州的能力。而西迁的突厥本部势力则更大，突厥西迁的真实情况是：当时中亚河中地区波斯人的庞大城市群被突厥人彻底拿下后，突厥人需要迁移大量人口去管理中亚的波斯城市群，而当代伊斯兰化的突厥文明正是形成在中亚河中地区的前波斯人城市里，河中地区是伊斯兰突厥文化的发源地，在此之前在东方时，突厥人就是近代的蒙古人形象，是萨满教徒而不是伊斯兰。

唐末大乱天下最有实力的两个集团就是突厥留守部族沙陀人和汉人朱温集团，可见西迁的突厥本部实力更是了得，突厥留守部族沙陀人最终建立了后唐等政权。

列宁的祖父尼可莱·乌里扬诺夫出生在一个卡尔梅克蒙古农民家庭。祖母安娜·丝米尔诺娃是一个来自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女子。列宁的姓氏"乌里扬诺夫"在蒙古语中意为"水边的白杨树"。

过去的俄罗斯史学界通常把蒙古人统治的两百多年的时间称为"鞑靼枷锁"，但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其中，有些人对蒙古的统治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 "蒙古的统治，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一页，使俄罗斯脱离了欧洲大家庭"。但是，也有人看法不同，如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就主张"莫斯科的强大应该归功于蒙古"。在当代学者中，以古米廖夫为代表，认为所谓的"鞑靼枷锁"并不存在。相反，"俄罗斯与蒙古的联合，使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1920年代，俄罗斯的欧亚主义就说："俄罗斯族人与西方不相干，与斯拉夫（Slavdom）也无关。"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着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政府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 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法制度也是从蒙古学的。

在蒙古四大汗国衰败之后，前金帐汗国属国的俄罗斯崛起并占领了从前蒙古帝国中的相当一部分。俄国统治者曾经代表蒙古进行收税，因为蒙古人很少视察他们占有的土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着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在占领喀山与阿斯特拉罕后才成为强国。在伊凡沙皇登基时，俄罗斯宫廷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蒙古血统，俄罗斯政府的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制与法制是从蒙古学的。

蒙古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诺盖汗国、蓝帐汗国、白帐汗国的蒙古贵族们后来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公贵族的姓氏起源。俄罗斯曾有蒙古血缘的大公92个，50个王，13个公侯、300多个贵族姓氏。

根据弗朗西斯·福山的看法，俄罗斯的政府结构建立在传统的蒙古式掠夺性方法之上。俄罗斯从未民主过。斯大林所采用的统治原则跟蒙古人一样。而普京就是一个21世纪的蒙古人，而非其他。现在，因为俄罗斯还是一个富裕的国家，领头的蒙古人意识到为了获得正统性和国民的爱戴，他必须分配出一部分财富。这就是现在低税负和低负债的原因。由于上述原因，现在的俄罗斯抗议活动，我们必须赞赏和鼓励的这些活动，却也无法打败这个蒙古体系。

很多人误以为唐朝是汉人建立的朝代，历史上经常把唐朝跟汉朝并称“汉唐”，这容易让历史知识欠缺的人产生误解，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

那么唐朝是农耕民族汉人建立的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历史资料证明：唐朝建立者的民族属性毫无疑问是胡人（中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外国人的称呼），即李唐王朝的统治者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一言以蔽之，唐朝是由游牧民族建立的、经过高度汉化、但是仍保留民族特色的朝代。——这一点唐和辽相似。

一、唐王朝统治者家族的血统

唐王朝的血统已经清楚显示出他们属于突厥阿尔泰游牧民族。当然这里说的突厥人是当时北亚蒙古人种、信仰萨满的突厥，也就是后世蒙古人的前身，而并不是现在伊斯兰化且长相波斯化的那些突厥旁支。唐高祖李渊父系的七世祖名叫李暠，就是晋末张掖地区（月氏故地）西凉国的“凉武昭王”，西凉国是“鲜卑秃发”，后为南匈奴单于沮渠蒙逊吞并。

《魏书·列传》记载，西凉灭后李暠的后裔李翻投奔了阿尔泰山的柔然，曰：

“翻，字士举（休屠），小字武疆（无者），奔伊吾（阿尔泰山），臣于蠕蠕（柔然汗国）。

李翻的儿子后来投奔了拓跋北魏，为“镇西大将军”，从此在北魏一朝“大享名器，世业不殒”，世袭贵族名号。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另有“唐国公”称号。西魏的“八柱国”与后世努尔哈赤的“八和硕”有一样的文化内涵。

史载李虎娶妻“独孤氏”，独孤是西魏鲜卑帝族。李渊的皇后即李世民的生母也来自鲜卑，史称“窦皇后”。李世民也娶妻鲜卑，称“长孙氏”。唐帝室难觅一丝汉民族血缘成份。

渊起兵并非一人，这是与突厥始毕可汗联手干的。当时始毕可汗与李渊是君臣关系，他们可能还有血缘关系。史载李渊与始毕可汗有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 入唐公，金玉缯帛皆可汗有之”。他们联手内侵，遵循着匈奴以来结盟南下的传统。由于有突厥可汗的武力撑腰，李渊顺利取得关中重地，突厥则满载而归。

二、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

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是明白无误的。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时突厥颉利可汗率军攻入渭水便桥，秦王李世民迎战。在桥边李世民屏退左右，单独一人“与颉利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旧唐书》）。其时李世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有诱之以利，于是突厥人抽身引退，并相约几天后便桥再会。其后他们如约而至，“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

李世民说突厥语明矣，否则怎么可能“临水交言”呢？他们是完全的同类，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有同样的文化背景。《隋唐嘉话》说，单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李元吉小字亦叫三胡;《旧唐书》也说，李渊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就是说其状貌类同胡人。

史载突厥薛举可汗及部下常与李世民共同围猎，“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于是突厥部众“咸愿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时说汉语就不可能出现“无所间然”的情况。李世民频频狩猎，“狩与尧山”，“狩与岐山”，“狩与骊山”，不绝于史，这显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李世民策划宫廷政变，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夺得皇位，史称“玄武门事变”。参与事变的五个主谋人物的姓名，也明白地显示出民族背景：

长孙无忌，此人是后魏献帝之兄的后代，与李世民祖先一样也是世袭“柱国”，原姓拓拔，后改姓长孙，长孙无忌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

房玄龄，此人是后魏镇远将军的后代，与长孙皇后是同宗。

尉迟敬德，原为突厥一骁将，善骑射，后来归降了李世民，成心腹。

屈突通，原为突厥将领，以勇武著称，后归降李世民，啜是“矢”的注音异写，一种贵族称号。

秦叔宝，此人悍勇异常，自称“不习文法”，可能一个汉字也不识，一句汉语也不懂。

《阙特勤碑》中有这样的话：“突厥的伯克们听命了可汗，为之征战了50年，向东征战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国，向西征战到铁门，降服了那里的所有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在突厥人看来唐皇帝不过是入主汉人的突厥可汗。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他就与突厥贵族结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颉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鞑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蒙古语“兄弟”的读音），这些可汗死讯传来之时，太宗都为之摆朝举哀。如果李世民不是突厥人就不会与之结拜，这是由游牧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的。

三、唐朝为什么如此开放?

唐朝为什么显得比较开放？这跟唐朝建立者的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

史书记载唐王室屡现“乱伦”之象，太宗死后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则天拥为己有了。所谓“乱伦”是后人的说法，在唐高宗看来并无此嫌疑，“妻其后母”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对于突厥出生的唐王室来说不存在道德障碍，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自古没有守寡的传统，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武则天的故事与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类似，在当事人看来并无不妥，完全符合风俗习惯。

李世民有废太子名叫“承乾”，史载他学胡人椎髻，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突厥狼头纛，甚至不愿过宫廷生活，喜欢去草原游牧，结果被废黜。同样的事情北魏也发生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恋草原竟不愿南下，被迫南下后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废为庶人。两个太子的行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民族背景。

我们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军政首领）为清一色的突厥人，并且都是世袭，那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军事组织的影子，与辽金时代的“探马赤军”蒙元时代的“达鲁花赤”非常相似，这种军事制度并不来农耕文化。

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可汗，其次才是中原人的皇帝，两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的大汗，其次才是中国的皇帝一样。

唐太宗昭陵有14个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个，这种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杀人石习俗延续。突厥可汗墓前立杀人石代表他生前杀死的敌方首领。《阙特勤碑》有这样的话：“我为我父可汗立了杀人石，以无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对古老游牧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阙特勤碑》把“唐人”视作自己的远房兄弟，告诫突厥子孙引以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汉化之路，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们存在血缘认同。而《阙特勤碑》的立碑者竟 是唐朝皇帝，汉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碑文中有“结为父子”之语，如果没有对突厥的认同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正因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统，他们才会以极开放的心态面对中亚的游牧民族国家，他们的眼光不局限于中原，他们有兴趣去开拓广阔的东北和西北，那里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活动区域。

我们看到唐朝与游牧民族交往的那种深度和广度是汉民族创建的朝代从未有过的，因为统治者的血缘对其基本国策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皇帝的游牧民族血缘正是唐代开放大气的深层原因。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唐朝皇帝的血统来源，因为不愿看到大唐盛世与胡人的关系。当我们以此去阅读和思考《旧唐书》的时候，许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作者：wuenqi1968。来源：蒙古天骄吧2014-12-05

资中筠：我的历史观（强烈推荐）

改革开放之初，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他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他问过台湾的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当时两岸处于对立状况，各自所谓“救国”的含义可能相反。  

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好像没有像我们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这里“替”是关键，为什么不是“兴衰”？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最后被下一个朝代“替换”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换了姓。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避免被别的朝代“替”掉。  

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谋士、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老百姓是无权参与，也无能为力，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中国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史记》例外，是异类。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规律，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所以他胆子很大，一直写到当代。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武帝本纪》他也写出来了，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并非歌功颂德。要是看《史记·孝武本纪》，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记》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给各类人都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货殖列传》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还有酷吏、循吏，都分别列传，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是为记录史实，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怀，不是给皇帝看的。但从此以后，包括《汉书》，历代所谓“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  

《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却最权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资治通鉴》，顾名思义，目的鲜明，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  

作者虽然也姓司马，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他在《资治通鉴》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并明确提出，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持续兴旺下去。  

说穿了，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是必须要顾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但这是手段，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权。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但归根结底，水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能够明白这一点，重视民众这个基础，就算明君了。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待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后，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一意孤行，结果起了风浪，把船给掀翻了。  

不论如何，历史著作的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是从孔子著《春秋》时定下来的。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叫做“春秋笔法”，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更在乎，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  

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亡国之君。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使他们还有所敬畏。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史官文化”。  

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简单。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记下来，坚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顶不住，就破了这个规矩。后来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就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总的来说，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  

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  

自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再讲历史，就不限于中国，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以史为鉴”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最开头的着眼点是：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是为了救国。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

但是“他们”为什么强大，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因此，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总是要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国界。  

作为现代人，放眼世界，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兴替”？既然号称“共和国”，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那么，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大众的福祉为标准。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眼睛不是总盯着国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么器皿，什么时候机械化、电气化了，以及风俗的演变等，而统治方式、政权的兴替以及制度的变迁只能成为手段。  

几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热议。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崛起”，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最开放、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称霸一时；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特别重视教育，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也以此兴国。  

这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如何评价苏联解体？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总结苏俄历史经验教训的纷纭众说，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一、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  

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其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二、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在这里，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归根结底，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人民福祉，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民众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也可以不顾民生，但必然牺牲民权。  

告别“打江山，坐江山”思维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历史本身客观存在，如何“灭”得了？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个一代“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  

1951年胡乔木编《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又有所变化，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大树特树”，党史也就完全以“路线斗争”为纲，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也就是进一步篡改历史。真可谓“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自己都认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作学术著作，不同意放入履历中。 

 不同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理由的根本认识。百姓是主人，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各级政府官员是“食君之禄”，还是纳税人养活？这“谁养活谁”是问题的根本。  

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保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对现代民主、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远未深入普及，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民”为目的，政权为手段，十分困难，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历史，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而是面向大众的。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多一些人，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最终要“保”的是谁，这是百姓祸福、民族兴衰的关键。

清初书画家王武与《鄂王武论》无关

网络上有人说，清初书画家王武先生收藏有《鄂王武论》一书，实际是非常错误的！

关键是其人通过网络搜索得到的信息，“是某收藏网站”

说明他肯定没有得到此书！

我也不想说别的，容易得罪人！一句话，是某收藏网站把《鄂王武论》一书上传到王武书画的一类中的！造成是传承有序的一本拳谱的假象！

某位先生还声称拥有6本！那么问题来了，武术拳谱这种东西30多年都未出现一本拳谱的信息，就这几年一下出现这么多本，，很符合逻辑吗？？？

傻子都知道咋回事了！

拳谱这东西本身就保存传人手中！不用管我是不是正宗，我能知道这么多信息，我也不是吃武术饭的！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本人就职于中央电视台（技术工作），可以说很多人羡慕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小公司，不缺钱，也不教拳，犯不着用武术去弄钱，武术对于我来说只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忍抛弃，更何况濒于失传呢，对不？

有必要交代的信息：

《鄂王武论》或者说《倚山武论》是由王家祖传下来的（和王武无关），祖上是做官的！文官，河南人、（以前某些人什么所谓砖家都来刺探我，我都说山西，我也不了解你我凭啥告诉你呀？）而且是京官、虽做文官但会武术这不稀奇，职务不比曹继武低，只是后来得罪于朝廷被罢官！流放关外（但走的不远）但是还很有钱，拥有大片土地！建了大院，也有佣人，所以家族犯不着教拳！所以没戴龙邦、马学礼有名，（戴、马只是近代传人增多）武术和戴龙邦、马学礼没有传承关系！（谁学谁还未必呢！)

和戴龙邦、马学礼，差不多同时代人！本支可考证者7、8代人左右，部分姓名失考，但是家谱排字，后人可悉数！老祖有10个儿子，后家族很庞大，小镇很多人都知道！其中有一位王家后人（此老，宗字辈，后改名）参加革命较早，是开国功臣，住在中南海！住毛爷爷不远的地方！

说的有点远了！但是传到本人这里，本人收集了很多资料，要说的是，在同一地区还有几支倚山传下来的分支（两种功夫，都认倚山），其中一支拳谱写的是“夷山老祖”我觉得这说明是口音之误，所误写，这不重要，功夫中有和心意拳的框架是一样的，都认倚山，都认姬龙峰，民间功夫嘛，怎么传来的，让人回味。

 还有一句就是，

 有什么问题，可以拿证据出来，随便黑人，这就有点。。。。。。呵呵了！

今日下午，重庆两路口轻轨站，陈得娟举着牌子，女儿则坐在她的身边。实习记者 艾俊锋 摄

一位热心市民在为陈得娟捐款后，拥抱了她。 实习记者 艾俊锋摄

华龙网7月25日23时20分讯（实习记者艾俊锋）对很多人来说，拥抱只是一种爱心的传递，但对于年轻母亲陈得娟来说，却有着不同的意义。这两天，28岁的陈得娟，为筹钱拯救身患白血病的4岁女儿，在重庆两路口轻轨站，以卖“拥抱”的方式为女儿筹钱，一次拥抱十块钱。

卖“拥抱”十元一次向围观市民哭诉女儿的不幸

今日下午3点多，在两路口轻轨站，记者看到了正在卖“拥抱”的陈得娟。在现场，她举起的牌子上，写着“卖拥抱，十元一次”。在她面前，摆了各种证件和证明。女儿娜娜戴着口罩，几乎是光头，坐在她的身边。http://news.qq.com/a/20150726/001069.htm 

 人渣专家

不顾中国国民死活的援外数字

高喊着捉贼的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