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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之女、知名作家章诒和近日发布微博说,日本国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的人员数据:死于国军之手为31万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为851人……
章诒和还发布了相关详细数据: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记录。
不久,章诒和的上述两则微博被删除。
在章诒和发布上述消息之前,新浪认证的“亚洲通讯社社长”的徐静波于6月26日发布微博提到“日本政府公布的二战在华阵亡的人员数据”。不久,其微博附带链接资料有关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的关于“共军击毙日军人数”部份内容被屏蔽。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
傅国涌
【傅国涌《百年寻梦》(历史随笔自选集)前言,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一、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始作俑者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直至今天,这句流行了六十多年的话还未退场,不少人信以为真,以为胡适真的说过这句话。这是当代史上一个新版本的“三人成虎”。尽管早在2003年,谢泳就在《新民周刊》发表《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文指出,胡适没有说过这句话,这是1950年代批判胡适时,许多人由另外一番话曲解、改编的, 与胡适原意恰好相反。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原载《新青年》1919年 第6卷第4号,《胡适文集》2,北大出版社1998年,212页】并不是指向历史。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第六集收有冯友兰的《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一文,谢泳读到了这番话:“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他推测“历史是个任人打份的小姑娘”的流行可能与此有关。【谢泳《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冯友兰此文最初发表在《哲学研究》1955年第一期。
数年后,胡文辉又进一步发现,早在1952年研究宋史的漆侠即在《胡适的实验主义与其历史学的反动本质》一文说:
既然胡适认为“真理”是“人造的”,于是胡适也就认为历史也是由人的主观随意性制造出来的。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里曾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这就是说,历史可以随便涂抹随便捏造只要它符合你的主观意志就成功了。(《漆侠全集》第十二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史的尚钺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则移花接木,直接在“实在”那段话前面添加了“历史”这个词:
这就如胡适在其所著《实验主义》一文中认为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装扮起来……”(《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发现补正了谢泳的看法。【胡文辉《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载《随笔》2007年第五期;《关于“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载《东方早报》2010年6月20日;《“历史实在是一个很
服从的女孩子”补谈》,载《东方早报》2010年6月27日】
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大致上可以画出一个轨迹,正是在1952年到1955年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中,漆侠、尚钺、冯友兰等人一同使得所谓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流传开来,并以讹传讹,一直到如今,影响还是消除不了。很多读书人一谈起历史动不动就要搬出这句话来。
二、胡适的进化论史观
胡适到底如何看待历史?简而言之,他的历史观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在《实验主义》长篇演讲稿中就说过:“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
进化论在他生命中的烙印实在太深了,少年胡适在上海初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被深深吸引,连他的名字也来源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名言。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接触到的新思想、新知识也都与进化论相关。所以,1916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自述抱负(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瓜熟蒂落”。果子还未成熟,即去采摘,只会弄坏果子。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吾个人之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可是,人缺是最没耐心的!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335—336页】
在这里,他的进化论史观是清楚的,不仅影响着他对现实的判断,同样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他因此总是乐观地相信以后会更好,只要一步一步去做即可。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其中第四篇就讨论“进化论与名学”。
当他在美国倡导白话文学之初,与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好友梅光迪不敢苟同,他们相交多年,书信往还不断,梅对他过度信奉进化论深为不满。1916年7月19日写给他的信里直接指出:
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科学与社会上实用知识(如politics,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若以为Imagist Poetry,及各种美术上‘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必哑然失笑也。【540页】
两天前,7月17日给胡适的信中讨论“文学革命”,对于胡适提倡所谓“廿世纪之活字”感到惊讶,认为所谓“廿世纪之活字”并非廿世纪人所创造,还是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的,“且字者代表思想之物耳,而廿世纪人之思想大抵皆受诸古人者,足下习文哲诸科,何无历史观念如是!”他说“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539-540页】他在这里直接点出胡适缺乏历史观念,也就是太相信进化论了。
三、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
到底什么是历史?几年前,我第一次在乐黛云为《梅光迪文存》写的序言中看到这番话,“胡适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弃旧图新的历史,梅光迪却认为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深受启发, 1917年,梅光迪在英文的《中国学生》月刊发表《我们这一代的任务》,陈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原文虽已收入《梅光迪文存》【梅铁山、梅杰等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却一直没有译成中文,于是我托朋友将全文译出。一开篇他就直指进化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那些美好的往日,“人的一辈子,出生、顺命、奄然化去”,过去的两千余年庶几如此。于人而言,生命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是其所有先辈的后嗣。他确信祖先绝对可靠,所有问题都已解决。……
进化论改变了这一切。人不再回眸那消逝的小巷,而将目光转向山顶;他探索着那些头脑简单的祖辈从未向往过的领域,渐行渐远。……
在这个复兴的时代,绝大部分伏尔泰式的主张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传统的桎梏太顽固,得有火山爆发般的力量与光芒,才可以摆脱。而节制的美德容易被人忽视,在动荡与狂热中尤为如此;我们凭一时冲动行事,容易从一个极端震荡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是承袭一切;现在呢,要破除全部的传统习俗。这种藏在人性里的巨大的破坏欲,若不加以约束,会任意地毁灭一切。
如何面对现实和历史?他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在有能力应对现在或是未来的生活之先,我们必须理解并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如此,历史才具有活泼的生命力。有且仅有如此,我们方可期望得着明确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判断真实与谬误,辨别必然或偶然。
因此,对生命的阐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西方的,都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历史基础之上。以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两种文明的优缺点,然后我们才有资格来选择接受或拒绝,因为没有什么事物的价值能以一时的成败来判定。【汤萌译】
如果说胡适深受其老师杜威等人的影响,梅光迪的这些见解同样也深受他的老师白璧德影响,多年后,他回顾往事,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一文指出,“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变革,现代中国人,至少其中严肃认真的一部分人,也正忍受着一种思想空白和精神领域的尴尬境况所带来的煎熬。这种煎熬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无法体会与了解的。……在中国, 这种突如其来的人生观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悲剧色彩: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优秀而保守的国家,它对古人的尊崇,在国家政权和家庭结构里对法定的权威和中心的依赖,已经到了一种近似于宗教的痴迷。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面对因陌生的突发状况而必须做出的快速变革和调整时,总会因准备不足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西方以寻求光明和向导,因为是西方人使得他们脱离了祖训并遭遇突然性的变革。”就是在这样突变的时代,他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遇到了白璧德。他这样概括——“白璧德的理念和价值观包含着开阔的历史眼界,能极好地解放人们的思想。它能将你从现代社会狭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撇开了只注重近代而对西方文化史进行随意划分的做法,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几位零星地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其中有当代的,也有其他时期的。根据现代人对‘进步’这个词的含义的界定,伟大人物的标准是永恒的,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进步’。这种观点无疑有悖于‘伟大人物无法穿越时间、地点的限制’这一现代社会学的主张。”
对于文明的直线“进步”观,他一直保持着警惕。1937年10月,他为《国命》创刊号撰文阐释抗战的历史意义时说:“故人欲知现在,当先知过去,现在者,过去之产物也,亦即过去之化身也。”【《梅光迪文存》,186-188、211页】
他与胡适的分歧,他参与的《学衡》杂志,都可以在他的史观中找到源头。他们大致上同一时期在美国留学,又赶上“五四”这个激荡人心的大时代,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那个时代。胡适站到了浪尖上,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当浪花褪尽,我们看到胡适没有被卷走,梅光迪他们也没有被卷走,他们的见解,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坚持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他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人云亦云,即使不被多数青年所欢呼。梅光迪对历史的看法,更有厚度,更有温情,也更具有穿越时间的力量,尽管胡适挟20世纪进化史观的风雷,也曾经创造出历史。浪花消歇之后,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当年的分歧仍是分歧,历史从来不看重一时的成败输赢,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
四、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
历史是什么?有一天,我在古罗马奥古斯丁的传世名著《忏悔录》遇到到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开启:
奇怪的是记忆就是心灵本身。因为我们命一人记住某事时,对他说:“留心些,记在心里”;如果我们忘掉某事,便说:“心里想不起来了”,或说:“从心里丢掉了”:称记忆为“心”。
他继续阐述,人类的愿望、快乐、恐惧、忧愁……“这些概念,并不从肉体的门户进入我心,而是心灵本身体验这些情感后,交给记忆,或由记忆自动记录下来。”所以,他说:“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210—211、214页】
1948年,钱穆在《湖上闲思录》中认为,动物只有知觉,不能说有心,直到人类才有“心”,心是从记忆来的,并通过语言、文字得以确定。“生理学上的心,只是血液的集散处,生理学上的脑是知觉记忆中的中枢。均不是此处说的心。”,他指出这个心是超个体的,他说也是非物质的,“人类的心能,已跳出了他们的头脑,而寄放在超肉体的外面。……这一个心是广大而悠久的,超个体而外在的,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湖上闲思录》,九州出版社2011年,5—9页】
相距一千五百多年,这位信奉儒家文化的东方历史学家无意中得出了与古罗马神学家相似的结论,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实在是道出了历史的本相。我由此想到,历史不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即是人类的心灵吗?它承载着不同民族的记忆,进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凝结为人类的心灵。
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堆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一堆横七竖八的材料,人类的生命一代代在时间中延续、相接,而成为历史,正是历史构建了人类的心灵。这一点,中国早就有人悟透了。文天祥可以在生死关头轻生重史,因他相信“太史简”、“董狐笔”,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雷震在铁窗加身之际,可以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同一句古老的谚语:“时间吞噬一切”,在时间的压迫下一切都会变老,在时间的流变中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是没有一样事物通过时间可以变新或变美。时间、变化和瞬时性都是同义词。【【挪威】托利弗 伯曼著、吴勇立译《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68页】然而,因着记忆,因着历史,人类超越了无情而不可抗拒的时间流变,抗拒了肉身的衰老和死亡,在历史中,人类的心灵不仅得以存留,而且可以保持常新常美。在物理时间之外,还有心灵时间。“一个民族的生命延续数个世纪、乃至几千年;所以成为生命,是因为该民族在其全部历史中与自己保持了同一性。”【同上,182页】我少年时代的挚友张铭二三十年前写过一句诗,我至今记得:“短暂在永恒上跋涉/这就是做人的光辉呀”。
一旦我们真实地领悟到,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超越个体和肉体,进一步明白历史的宝贵,它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是人类的心灵,我们就可能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历史上的幽暗时代,在读史之时多一份同情之理解,更多一份理解之洞察。不仅看见历史的不同侧面,更多地看清历史的复杂性。对历史而言,真相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历史的真相中我们可以更深地认识人类,认识自己,也更清楚地走在真实的土地上。
古往今来,历史并不是直线进化的,在真实而复杂的历史面前,进化论史观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不是研究历史的梅光迪,却以其对人类恒久价值的肯定和追求,摸到了历史的门槛。他明白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真实的记录,并彰显人类对那些永恒价值的追求。这是白璧德对他的启发,也是他长期思索得出的结论,并与奥古斯丁、钱穆他们心意相通。
2014年6月6日—7日杭州
我们再看看出自太谷形意门的另外一个伪谱《戴良栋墨本拳谱》
《戴良栋墨本拳谱》,又称《戴良栋枪谱》,与《六合拳序》、《姬际可自述文》、《曹继武十法摘要“序”及曹继武名义的“落款”》、《戴龙邦乾隆49年重序》、《戴龙邦自述学艺经过》等
都是出自太谷形意门的伪谱、伪文。
九十年代太谷形意门传人程素仁还在杂志上登广告出售有车毅斋弟子刘俭藏印的《六合拳经》复印件,及伪造的《戴良栋墨本拳谱》复印件。
《戴良栋墨本拳谱》中序言是:“形意拳源于宋岳武穆练兵破金兵的武术。它是采取十二种动物形象的特别技能融会理解其意习应用之。当武穆死后由善此拳之个别人保存下来,现在考者有两个来源:
《戴良栋墨本拳谱》,该拳谱里面根本没有拳,太谷形意门人居然以“拳谱”名义骗人,而其中枪谱与戴氏心意没有半点关系,全部是戴良栋出生前几百年的明末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枪谱,在序最后居然伪称“原本藏戴鸿慈先生家,于一九五六年献文化馆”,再次栽赃戴家,可见太谷形意门的胆大妄为,以及层出不穷的伪造!
历史就是历史,紫元只努力还原历史真相,对历史真相的好、坏,不作评判。而只有在健全的历史基础上,才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客观的评判,才能以史为鉴,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作出正确的选择,文化发展也是同样道理。
最新社会顺口溜,强暴你的灵魂! 一、开会 上午交流会,你忽悠我,我忽悠你; 中午迎宾会,你灌醉我,我灌醉你;
下午表彰会,你吹捧我,我吹捧你;
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 研究小事开大会,研究大事开小会; 开会的人基本不干事,干事的人基本不开会。 二、两会 花费很奢侈,据公布的数据显示,两会代表3000,记者3000,安保人员739000,服务员若干。民众总结说,平均248人伺候一名代表去举手、鼓掌、睡觉。有人质问,每年两会会费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能公开?取得了什么效果? 当然今年“两会”让大陆民众不满的,还有两会代表的身份,他们认为,两会代表非富即贵、贪官多,只代表权贵利益,并不代表“人民”,是官商贵族的派对。还有民众反映两会代表多“外国人”,称:“两会是欧美同学家长会,在座的不是外国人,就是外国人的爸妈。”呼吁核查并公开代表国籍,并讽刺:“严防外国人干预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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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紫元过去的文章在自己博客上已经找不到,幸好有网友保存,再转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d0e2ab0102vsae.html
“轻步站”之源头
本人曾经论述过通背拳祖董成的有关拳艺拳理,对姬祖创心意六合拳的影响。以及董成的传人董秉乾的拳艺,及“武经玄机”,与姬祖所创心意六合拳的关联。今又发现了心意六合拳中“轻步站”之源头。
卢嵩高师爷门下师叔辈的凌汉兴老先生曾撰文说:心意拳的起势“熊出洞”,因卢先师嫌其“露形”,故以“轻步站”取代之。言下之意,似乎“轻步站”始自卢师爷。然,洛阳心意拳宗师马宏宪先生传本人时,起始皆为“轻步站”,说明马学礼祖师传时即有之。
而本人的戴氏心意拳宗师阎龙昌老师传本人时,起势皆为“猴束蹲”,或“熊出洞”。
杨祥麟宗师一支的心意隐侠白老师、刘老师传余时皆以“熊出洞”为起势。
鲁山的买壮图宗师之重孙买桂生老师传余时起势为“猴束蹲”,与戴氏及李海森一支传人杨世杰老师的起势颇为相似。
由此可知,用“轻步站”起势的,主要在洛阳心意及沪派卢师爷心意拳中。
然尔,今偶翻阅通背拳祖董成早期一支传人、第六世周淮颖于明崇祯清康熙初(康熙初时周淮颖又传了一代,故从明嘉靖万历年的董成至清康熙初时的此支,已传了七代。而据董成晚年所传的泽州府许氏一支记载,从董成到乾隆初许氏兄弟许秀文、许秀武迁怀庆府时,已传了八代,许秀文、许秀武便是此支第八代传人,又是迁怀庆府第一代)所著的“通背拳谱”时,竟赫然发现“轻步站”的源头。
该古谱的二十二页上,有一图名为“起手勒站 势”,为该谱所有拳路的起始动作。
从其描述该动作的“三尖相顾”,及二足斜向平行等要求中可知,此势与心意六合门的“轻步站”要求几乎一致。
本人藏有卢先师一张“轻步站”照,世面上似未见流传过,本人会在“心意六合拳游学记”中刊出。卢先师的“轻步站”照,几与通背拳谱中的此图一模一样,今将此图先上传。
在周淮颖的谱中,还出现了“一把、二把……”等对拳招的称呼,也有“虎坐窝”、“霸王观阵”、“鹞子穿林”等心意六合拳所用的动作名称。其九十四页上“虎坐”图,除手势不同外,其余与心意门的“虎坐”完全一致。其要求“侧身而进”,及进时要求“先动左脚,再进右脚一大步,左脚再跟进半”,而成“鸡步式”定型步桩,与心意门的过步鸡步完全一致。其出势打击对方的要害部位即头面咽喉,中心两肋,下裆两膝等,也与心意门完全一致。
周淮颖通臂拳的另一些与心意六合拳相关的内容:谱中第59页的“跨鞭”尤同心意门的“穗子把、韧劲”;谱中108页至114页上所描述的通臂拳步法(走法),除名称不同外,实则都与心意六合拳步法完全相同。如其中的“八揽步”,与洛阳心意中的“鹞子入林”步法全相同,带着进意,很特别的;谱中141页的“六靠十八跌”,与心意六合拳的贴身肩打、背打、胯打,丹田打多有相同之处。;谱156页的“要法序”与心意六合拳的身法六要几乎相同。谱中多次提到的“存身”,也是心意拳中的术语,含义也一样。
通背拳中的“劈山”,与心意拳中往前下打击的单把相同(心意中的单把有五个练法,此为一种);通背中的“中拳”与心意拳中的“横拳”几乎一致。而张策后人张继宗的很多手法及近身时束蹲身都与心意拳相似,其也有刮地风的腿法。
综观通臂(背)拳,无论哪派,不是“六路母法”,就是六六“三十六拆手”,或四六“二十四势”,或是“108势”,及“十段锦”,其中都有“中拳”、“劈山”、“摔掌”的等手法。而“108势“又是六乘十八的数字,离不了“六”字。心意拳又称“六合拳”,其“六合”的概念除内外各三合外,其拳名的来源,或与通背“六路母法”相关。
由此可知,从周淮颖记述的董成的通背拳谱中的某些内容、一些与心意拳相同动作的名称,以及董成传人董秉乾的身法(一身备五弓)、及六合神枪,再到怀庆府董成传人许氏通背中的三节、五行、六合、杀手歌、及阴阳八步捶练功时与心意拳同样的练功要求看,明末清初的山西永济尊村人姬龙峰祖师,与董成或董秉乾一定存在着师承关系,并在其师拳艺拳理的基础上而开悟,创出拳术极品:内家六合拳,全称“心意六合拳”,与五六百年前的岳飞,无一丝关联。唯有的关联是,不愿异族统治的精神是一致的。
而且后人也假借了岳飞这种抗异族统治的精神,来表达自己的心愿,故不惜将拳术说成是“岳王拳”、“岳氏拳”等。今尚有人不辨其源,以讹传讹,造成了不少混乱。
董成是位极其了不起,兼收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又富有创造性的武术巨人。其晚年留下的三尖照论,自然来自明代以前流传的枪法。然其三三九节,内外五行、六合拳理论,恐为原创,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姬龙峰对心意六合拳的创造。
而千载寺“武经玄机”中重视内功、及其部分动作名称,也直接影响了姬祖的心意六合拳创造。
当然,六合枪,及从“张三丰十三势”、董成通背拳而来的,一身备五弓的身法要求,也极大地影响了姬祖的创造。
上述理论、身法,也直接影响了乾隆年间阴阳八盘掌的创造(详见本人“阴阳八盘掌与八卦掌”及“阴阳八盘掌与心意六合拳的关联”)二文)。
因此,内家拳从张三丰十三势,到宋远桥的《太极功》、张守性“太乙五行擒扑手”,及董成晚年的通背拳,到姬龙峰祖师的心意六合拳,到乾隆年间董氏(道成年间董梦麟的祖辈)的阴阳八盘掌,可谓一脉相承。
其中,我最爱的是式简功大势雄,又变化无穷的心意六合拳。姬祖由博返约,同时,弃套子返单势,仅十二大势,器械则为枪、刀、棍,还有一个协助练步法的里把双拐(此支也是得传于马学礼的老师隐士河南府李,此支第一代李老存与马学礼为师兄弟,秘传至今,仍保持原样,无四把捶)。
马学礼得传后,神通变化,创四把捶,所传马兴、张志诚,马三元三只各不相同,各具精华,又各自能相通,强调习者能否有悟性,是否得真传。倘若未得真传,妄自强猜,恐怕还不如练形意拳有功效。
这种神通变化、因人而异的传法,在心意门马学礼祖师的一支,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如张志诚传李祯,与传邓州张海州便不同;李祯传戴氏父子与传张聚也有不同。
买壮图传周口河西袁丰义,与李海森传周口河南岸袁长青的,及买壮图传子买学礼的,也各有不同。这正如买氏心意拳谱所说的:“枪有四教、拳有五门,而有万样传法不同”。
因天意的安排,本人既得洛阳马兴、鲁山买壮图、及祁县戴氏三支的宗师传授,又近期又请得马学礼师兄弟李老存一支的原十二大势及枪、棍、刀、阴把双拐的宗师来传授,实可谓三生有幸。
所以本人越感觉到将心意六合门真传武学保存下去的重大责任,朝夕勤练,不敢丝毫懈怠,唯恐有负天意及众师之望。也希望尽快将这几支的历代先师们的故事、功法,拳理编著成书,使心意六合拳真传流芳百世,此吾之天命也。
附3:董成晚年传给许氏的部分相关理论:
(1)打手歌(与心意六合拳的“杀手歌”相似,陈氏太极也有。)
上保咽喉下保阴
平心两肋正中心
头部面部更重要
脑后一掌要真魂
另:杀手歌
百会倒地死
尾闾不还乡
章门被击重
十个九人亡
太阳和哑门
必然见阎王
断脊无接骨
膝下疾生亡。
②(关公,被许氏通背称为武圣,历来为各大寺庙的护法神。许氏通背拜师时,第一拜关公,而干载寺又有关圣殿,三十二势春秋刀诀即刻录于关圣前的石碑上。此春秋刀诀与洪洞通背的陈家沟的都完全相同,与唐村李氏十二世太极宗师李鹤林存留的拳谱中的春秋刀诀也完全相同)。
③董成留在许氏家的“阴阳八步捶”的练习要求与心意拳极相似,但动作不同。
(4)浅解鸡腿猴形
(注:这里提到了戴氏心意拳中的练功进程,即重动、轻动、灵动。又提到了心意拳中的身法核心及二形,即缩或束、长,及鸡腿、猴形。也提到了心意拳中身法的具体要求,即“探腰拔背、尾闾相随、伸缩吞吐、起伏如猴”)
(5).论三节
在中华武学中,素有把人体分为三节而论:肩、肘、手为上节,腹、腰、膀为中节,垮、膝、足为下节。而在三节各部中又分为三节,如上节部分:
肩为根节,肘为中节,手为梢节。中部分为:丹田为根节,腰为中节,膀为梢节。下部分为:胯为根节,膝为中节,足为梢节,三三共九节之说。
猿仙通背拳谱说论中曰,身以滚而进,手以滚而出,身动脚手随三节自可齐。显然三节同元,贯穿一体是其精髓。三节者妙在通也,通者元也,求艺者须从[三元化一]
始而习之,九节贯通[三元]而成乎,书中曰:上元者,手元、肘元、肩元是也,三者同元,肩为元根,则上元通之,下元者,足元、膝元、跨元是也,三者同元,跨为元根则下元通之,中元者,膀元、腰元、腹元是也,三者同元腰为元心,膀腹为轮这中元通之,而后人一身以腰为圆心、膀腹为中轮,手、肘、足、膝为外轮三元通之,周身一就,两手扇,两腿如钻,拳打口出,
步腿同一,踪影回环则[外三元]成。又曰心法为元,意气为轮,丹田为场,妙存呼吸,真气鼓荡,即柔即刚,心意气一体,轻灵莫侧幻,得法如诊脉,勾敌取真魂,则内三元成。内三元与外三元合二为一,周身一元,心意气力一如既往,即生既成御人无形,动如警雷静如泰山,武之大成,玄妙精义,周而复始,万法归一,此浑圆体成。
人体浑圆是武术的上乘功夫,是要经过长期卓越的演练,人之心意灵悟能够即刻将意化气产生高能聚合的定向爆发功夫,非常人能及所达,练拳者多如牛毛,成功者少如牛角,习服者一能挡百,不能习服者百不挡一也,乃千古名训,然就成功而言,除超志非凡外,[化滞通关]
乃成功之关键所在。滞气不化最可怕,若能会透变化里,妙术不在他人下,拳之妙理,尽存呼吸,谱中曰:上节不通,气滞膀中,君臣难顾,天令难行,下节不通,气滞跨中,动则必慢,
地利难战,中节不通,气滞腰中,千军万马,如行泥潭,首尾难顾,浑身皆空。
以上可见,气滞为之病害,腰、膀、跨三部易为病源所在,古人云:有病方为贵,其方是园,通则治本,其理非玄,返朴归真,妙自生也。
(6).论六合
在拳术中何为外三合的阴阳关系,即左手与右足合,左肘与右膝合,左肩与右胯合,左为阴,又属阳,此阴阳之合,规循符合三点固根的恒古理论,使人有根基稳固,阳气生发,红光满面,胃润亮发,身手矫健之感,这段时间在练拳中属阳长外壮过程,属初级阶段,外三合的正确完成与过渡,是练拳人进步入门的基础关键,万不可忽略轻视。
内三合的阴阳关系何在,心为一身之主,万念之首,有心方可有意,意为心生,为心所使,心动在前,意生在后,故心属阳,意为阴,所以心与意合,有了意念,方可产生行动,人体通过意向活动而产生气动,气在体内受意念导向而周流,意念在前,气流动在后,气随意转,这样意又为阳,气变为阴,所以意与气合。人体自然呼吸和因活动而产生强呼吸,皆属气的概念范畴,人体通过这个自然生理过程,为得到意向目的而产生的功能效应称为力,力为气之终果,它在气之后,气又为阴,力为阳,所以气与力合,拳论所云,通者阳也,背者阴也,通背世无双,举止分阴阳,阴生阳长,阳长阴生,阴阳互济,生生不息。
使一个练拳者由循规入门,逐步得到一动周身无有不动,一静周身无有不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内外合一的临妙境地,这就是练拳中的中段功夫。在演练中处处显现出刚柔并济,动静相连,一阴一阳变化万千的勃旺生机,使练拳人从浅表的理性认识达到深层的感化认识,心领神会地明白六合是练拳成功的基础,外三合则是基础的基础,内三合为基础发展之必然道理。
前贤古人以这个返朴归真的阴阳哲理统驭拳论,历史实践证明是无可辨驳的武备指南,为万物所应验,为世人所推崇,学海无涯,功夫无终,阴阳互济, 峰屹海流,以后练拳人如能志陈久演,朝夕不怠,阴阳得道,便会逐渐登堂入室,走向周身浑圆,遍体轻灵,刚入锋金无坚不摧,柔似文水周流不息,御人物有形则无形,战之能胜,妙如神助的高深境界。
枪法开列于后
(1) 四夷宾服
(2) 野鹊蹅枝
(3) 饿虎搬山
(4) 靠山倚重
(5) 金鸡独立
(6) 飞腿罘隔
(7) 五鬼绝命
(8) 开门不闭
(9) 梨花摆头
(10)怀中抱月
(11)怀中抱剑
(12)半边掩月
(13) 邪(斜)视掩水
(14) 倒提瀝水
(15)蛟龙托岸
(16)小坐梁枪
(17)金枪取阴
(18)夜叉探海
(19)太公执钩
(20)仙人背剑
(21)黄龙拱地
(22)猿猴转背
(23) 五龙盖顶
(24)死蛇躺地
(25)大梁枪势
(26)大开门式
(27)朝天枪式
(28)定南针
(29)提水
(30)伏虎
(31)平抱
(32)虎托
(33)骑马
(34)跨马
(35)回马
(36)通袖(按:这里既是36枪终,又是42合枪之开始)
(37)湛水
(38)滚手
(39)扎(砸)手
(40)躲手
(41)科手
(42)扭手
(43)入手
(44)进步
(45)偷步
(46)闯门
(47)洒水
(48)攩水
(49)乱换
(50)抽换
(51)潜龙
(52)黄龙占杆
(53)扑地擒龙
(54)拨草寻蛇
(55)野马跳涧
(56)猿猴窃果
(57)乌龙入洞
(58)乌龙剪尾
(59)乌龙倒取水
(60)鲤鱼打挺
(61)玉女穿梭
(62)孤雁出群
(63)赫(吓)脚刺面
(64)赫(吓)面刺脚
(65)螳螂捕蝉
(66)蜻蜓点水
(67)暗藏黑虎
(68)巧女认针
(69)碗转回隔手
(70)单手进步
(71)双手退步
(72)单手退步
(73)碎攒金
(74)劈碎金
(75)金不换
(76)回鐏
(77)合手(按:合枪42式终)
辇半神枪二十四回
后序合枪二十四句
七十三枪联成句 手尾七十二势枪
在“二十四枪歌诀”最后两句“若问此枪名和姓?杨家花枪二十四”,已说得很明白,是杨家枪,非张飞枪。与禹家“二十一名枪”无关,自然与张八、张飞也无关了。且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也说其“二十四枪谱”是杨家枪,戚氏之谱也应同明末唐顺之、程冲斗枪说中的杨家六合枪,俱得自河南民间,其中程冲斗的枪就是学自河南李克复(笔者按:“长枪李”的嫡支五世孙李景隆曾在明万历年间传怀庆府河内董秉乾老道、博公道长等“长枪 李”六合枪,内容有“勇战十三枪、三十六枪、后序二十四枪、四十二合枪。”该枪法也由老道们传给了怀庆府陈奏庭、唐村李氏。“长枪李”是宋末元初铁枪李全、杨妙真夫妇之后,枪法实为李全枪法,因李全反叛 无常,世人以为耻,故以其妻杨氏而称此枪为“杨家枪”,非真杨氏所创传。)。
苌乃周曾抄录过“二十四枪谱,”因乃周曾学禹家“二十一名枪”,故“二十四枪”也就被误会为禹家枪,于是误会者写上了附记曰:“此枪系汜水县禹家枪,系张飞传至禹家。”近世者更在此下旁注:“系张飞外甥,禹家当系禹让家。苌乃周曾学技于禹让。”以讹传讹。
该“二十四枪”在陈家沟又被称为“梨花枪夹白猿棍”。“梨花枪夹白猿棍”的动作名称在1991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武协审定的《中国武术拳械录》有记载,与文修堂《拳械汇编》中的“二十四枪练法”,完全相同,只是“二十四枪练法”中一法包含几个动作,而“梨花枪夹白猿棍”是将动作名称是分开而已。《中国武术拳械录》第146页在“梨花枪夹白猿棍”动作名称完后有注:“此套路已失传”(笔者按:笔 者认为,苌乃周本人也未学过,在苌的自著枪法中,苌乃周只字未提自己曾学过 “二十四枪”,倘若学过,他自然不会不提,因为他学过“有弊”的“二十一名枪”都提了,何况更著名的“二十四枪”呢?!当年陈长兴公传杨禄禅先师的“十三 势枪”中便有“二十四枪”,与陈家沟的“二十四枪”谱,非常不同,惜长兴公后,陈家沟失传。陈长兴所传的“二十四枪”是陈奏庭带到陈家沟原来24枪的改创,如勇战13枪也被改创成太极13枪,被唐村李友改创成勇战心意枪。。。)
杨家枪法是明代的主要枪法,“山东、河南各处教师相传”(明茅元仪《武备志》,俞大猷《剑经》),《纪效新书》中枪法以杨家枪为尚,戚氏称其“有虚实,有奇正……不动如山,动如雷霆”,何良臣也称“虚实尽其宜,锐进不可挡,速退不能及,而天下称无敌者,惟杨氏梨花枪法也。”(《阵纪 卷二》)
但陈家沟留下的陈奏庭带回家的24枪谱是内传枪谱,内容完整,与戚继光记载的外传24枪谱有不同。
。。《纪效新书》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7)的一部军事著作,大约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前后,其第十卷《长兵短用说篇》专门介绍了长枪的练法和用法,记录了当时业已成熟的六合枪技术和练法。《纪效新书》云“夫长枪之法,始于杨氏,谓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据考在明中叶至清初期,杨家枪和沙家竿子、马家枪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枪法,戚氏赞誉曰“惟杨家之法,有虚实,有奇正,有虚虚实实,有奇奇正正,其进锐,其退速,其势险,其节短,不动如山,动如雷霆”,“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信其然乎!
《纪效新书》中除了记录了“六合之法”,还有就是“二十四势”:
1.夜叉探海势 2.四夷宾服势 3.指南针势 4.十面埋伏势 5.青龙献爪势 6.边拦势 7.铁翻竿势 8.跨剑势 9.铺地锦势 10.朝天势 11.铁牛耕地势 12.滴水势 13.骑龙势 14.白猿拖刀 15.琵琶势 16.灵猫捉鼠势 17.太山压卵势 18.美人认针势 19.苍龙摆尾势 20.闯鸿门势 21.伏虎势 22.推山塞海势 23.鹞子扑鹌鹑势 24.太公钓鱼势
你好,谢谢参加讨论,中国人有个坏习惯,就是治史不严肃认真,所以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假历史就十分盛行。吾辈必须用科学的方法,不带个人利益去研究,才能回复历史原貌。宋史载周侗教过岳飞射箭,岳氏后来又向汤阴陈氏学过枪法。岳的孙子在岳飞平反后几乎详尽地记载了岳飞短暂一生的大大小小事迹,这些最原始的记录都无一字记载周侗、岳飞练过空手的拳术。这与当时还没有拳术诞生是一致。如果先生能够找出宋朝就有拳术的历史记载,便是巨大突破!但中国武功诞生很早,与世界各民族一样,都会用武器,没有武器时都会徒手搏斗,如不会武术的小孩也会争吵扭打一样,有一点扭打技术的,就称为“手搏”、“殴击”,其中还包括了“角力”也称“角抵”。这个不仅在世界各民族中都存在(事实上有人类出现,便有“手搏”、“殴击”),在高级动物中都也一样。因此不能说有打架,就是等同有我们现在认为的拳术存在。所以古代器械格斗、徒手格斗从人类诞生之时就有,是“食、色”外,另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存的必须的东西。人们常将与世界各民族没有大区别的中国古代器械格斗、徒手格斗记录当作拳术套路、拳派存在的证明,所以都错了。中国特色的拳术套路、拳派是诞生在元代中叶元廷禁止汉人持有军器、甚至铁器之后。紫元这个发现早就论述过(博文目录中有)。因此,如果有人能证明紫元的这个发现是错的,那么紫元会非常感谢,不过至今没有人能证明,紫元相信也基本上不可能证明。大凡历史事物的出现,都有大环境的因素,中国人练兵器、角抵,比练拳路早得许多。因为那是最实用的,练空手去对付手持兵刃的,在古代会觉得很不明智。只有在不准持兵刃、铁器时,为了保持格斗能力,才不得已练空手及棍棒,一个反元复宋的武将或民间武人为了不忘记招数,所以借鉴古代巫舞、剑舞、仪仗军操等,首创了“盘龙棍”(不带兵刃,故不算违禁)、32势长拳,并托名是宋太祖遗留,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亡国。前些年在武当山脚下的一个已经被埋没的“太极观”的后山里所发现的“张爷”洞中,青壮年的张三丰石雕像上背着剑,石雕落款日期正好在元廷禁武令前一年,所以张三丰像上还有剑,后来在明初李文忠家藏书中发现的元末张三丰赠给李的自画像上,就没有了铁器。可见张三丰也是在受到他当时流传的32势长拳的影响,也自创太极十三势(十三势软手,或称“软十三”)。
在怀庆府的博爱、修武等地,盛传各种十三势软手,或称“软十三”,但真正的只有一种,那就是清初唐村李家清初就记载下来的十三势软手名目。李家的九世祖李仲、李信及他们的姑表兄弟邻县陈沟的九世祖陈奏庭还一起将他们学的四路通背短拳以十三势软手的要求来改创,李氏康熙年间家谱将经过他们改创四路通背短拳,称为“太极养生功”,这四路拳在那里也被称为十三势软手,或称“软十三”。还有通背拳创始人董成晚年与王宗岳(公悦)交流后创的通背柔拳,也被误称为十三势软手,或称“软十三”,另外,董成的一个传人顾殿一道长开创了六合通背,后传到河北广平,现被称为卢氏太极。。。(详见本博客相关文章)。
最早记载董成创通背拳的除了现居住在焦作的董成通背传人许氏一支传谱外,还有从明代崇祯年间一直写到康熙年间才完成的董成五世传人周怀颖的“通臂拳谱”,其中记载董成如何创拳、传拳,是董成较早的通背拳法(张松溪也得董成传),后来由怀庆府郭氏传到洪洞的通背拳就与唐村李氏及陈沟陈奏廷学的通背拳差不多,是董成再次的改创的拳,而许氏学的则是董成晚年再次改创的通背拳。洪洞的通背拳中有地趟功,周怀颖的“通臂拳谱”中有通背“十三势”图及当作名称。
紫元得传的“少林五拳”及完整拳谱是得自河北饶阳的牛翰章老先生的弟子尹先生,牛翰章老先生留下的拳谱是目前紫元见到的最完整的少林武术拳谱(非大杂烩),牛老先生这支的第一代是道咸年间去少林寺学艺的山东人(见本博客中紫元的相关文章),其五拳都是地趟当作。
市面上最早出版的的少林五拳是清末民国初的《少林宗法》,后改版为《少林拳术秘诀》,是南方革命党人的作品,许多是根本不存在、经不起考证的道听途说。其五拳图谱表明,纯属南拳,与真正白氏五拳无关,明显是个赝品,而且要比牛氏留谱晚得多。所以先生看到一本《强身气功》(马春著)的五拳,虽然也套用真正白氏五拳的理论,却不是真正五拳。不知先生看过五拳图谱没有?
关于怀庆府董氏一族,春秋时期就有先祖董狐(山西运城)其子孙董高于汉初即前往怀庆府小董。先生如果有机会去,紫元会介绍一位尚健在的老先生,他对董家历史很有研究。如果单纯从网上的族谱研究,恐怕很难准确,因为被破坏得太多了。
先生的通背这支传承如何能否告知?你说的哪些套路在洪洞通背及许氏通背中大都有,而且还有六路108势长拳等。如果先生能够拿出比董成更早的证据,那么紫元会非常感谢。
(注:戴氏心意六合拳最重要,最有特色的樁功稱為“蹲猴樁”。一切身法皆由此演出,然在同一個山西省又离戴公故鄉祁縣一百里地的榆次,是弓力拳的故鄉。其創始人為趙蓮,字晉聘,生于1657年,卒于1748年,為山西榆次市東陽鎮人,曾在湖北做官,御任后回家鄉創弓力拳。其拳系中最重要的樁功為“白猿樁”,練法几与“戴氏心意六合拳”中的“蹲猴樁”相同。更有趣者是“弓力拳譜”中不少歌訣与“心意六合拳”中的某些歌訣几乎相同,如“世人好比一張弓,看人好似弓力形,卸力常用拉弓勢,發力射箭气穿心,心定無物常清靜,清靜絕象又覺明,覺明神气無价寶,久練翻弓一粒精,精養靈根气養神,養精養气見天真,丹田養 就護命寶,万兩黃金不与人,人似弓身勁似弦,穴如的兮手如箭,按時發兮須忖正,千万莫要与穴偏。”而心意六合拳譜中有“精養靈根气養神,元陽不走得其真,丹田養就護命寶,万兩黃金不与人”,此詩也見于道書中。乾隆年間,清人在明人洪基(安徽新安縣人,是當時一位名醫,于明毅朱由檢在位之第二一年,即公元1638年,輯訂“胞与堂丸散譜”),所訂《胞与堂丸散譜》后,輯道家种子、房術等內容合拼而成《攝生總要》九卷,此詩見于“种子秘剖卷中----房術秘訣”第十六條“六字延生訣”即存、縮、抽、吸、閉、展。六字中“閉字訣”,“閉”字訣詩曰:“精養靈根气養神,元陽不走得其真,丹田養就長命寶,万兩黃金不与人”。心意六合拳創始人姬公約生于明万歷年間,卒于康熙初年,早于趙蓮。而戴文熊生于1814年,远晚于趙蓮。三人均在山西,但心意六合拳之創立早于弓力拳是無疑的,“弓力拳”与“戴氏心意六合拳”的樁功關系究竟如何,有待進一步考証。不過有一點可以明确,河南“心意六合心意六合拳”及“戴氏心意六合拳”拳法与“弓力拳”拳法的盤練是全然不同的。 編者注)
紫元按:
1,“而戴文熊生于1814年”是紫元的改动,原书中错。
2,趙蓮曾在湖北荆州一带当县官,而谱载董秉乾老道、唐村李氏都在那一带传过拳艺,所以趙蓮应该是学过通背拳的,其拳谱内容及桩法出处就可以理解了。
3,明人洪基是最早作或引用“丹田歌”的。
紫元 按:戴氏心意谱里没有姬龙峰、没有马学礼,车氏与买壮图会面后才知道马学礼,也从下面序中知道了姬氏及其家乡,所以会编在伪《六合拳序》中
尚学礼藏 《心意六合拳譜》序文
山西平陽府蒲州人,居住均村,姓姬名宏,字隆丰,老先生留下譜論,傳与習武君子攢玩味﹐以思其理。夫武藝者,言其和也,和之中,智勇具焉。而近世之演武者,徒以捉打鉤拿為憑,封閉躲閃為据,与鬧市之中逞以跳躍為名為藝者同然,亦不過悅人之耳目,罔取人之錢財,焉關乎于智勇者乎?更勿論古人英銳之气,剛正之概,威武之驕,盡為所失,實為作戲之輩大同也。
論此藝則曰六合五行,陰陽動靜,進退起落。變化無窮,是其智也,英明過人,是其勇也。苟能日將月就,如攀如躋之靡窮,則智無不全,勇無不生,得和平之理,會和平之情,順成自然,能去能就,能剛能柔,能進能退,不動如山岳,難知如陰陽,無窮如天地,充實如太蒼,浩渺如四海,炫耀如三光,則盡乎其智,備乎其勇矣,其和,一也,以此而交技藝無不盡善矣。
光绪16年抄录
(注:摘自編著者珍藏的河南周口一支買壯圖師祖所承留的《心意六合拳譜》﹐從此序文中可以看出姬祖師曾留下心意六合拳譜) 。
編者注:編著者另藏有買家所傳《心意六合拳譜》。買氏家族女儿嫁給魯山人鐵斌,鐵斌是買壯圖得意弟子,于1900年到武漢做牛皮生意,住在民權路曹大老板家,1912年回魯山,故鐵氏授有《心意六合拳譜》(古譜)一本。鐵斌傳子鐵志浩阿訇(1906—1992)。買壯圖又傳子買學禮,買學禮傳子買清選阿訇(1898—1994),買清選傳子買桂生﹐鐵志浩与買清選阿訇又傳李國憲及《心意六合拳譜》。李國憲余友也,与余交換周口買壯圖所傳原《心意六合拳》古抄本,余在魯山時﹐買桂生老师曾示其譜﹐余對比之,內容皆同,唯几處有錯字爾。
摘自紫元2001年初出版的《形意五行拳械诠真》P261
又有人说是 李锦藩写的,即:“ 李锦藩自幼从师李逊之学习武式太极拳,随李石泉学习器械,。。并总结出新的练功要诀:‘立定脚跟竖起脊,拓开眼界放平心。’这不仅是走架行功的基本要领,也是平时为人处事的哲学。”
不过很快有人指出:“事实真相请阅由上海古籍书店重印、商务印书馆在中华民国24年发行印刷的【国学基本丛书】,清·梁章钜 辑 1840年出版的【楹联丛话】格言 116页 徐连峰所撰;立定脚跟撑起脊,展开眼界放平心,清楚的说明该联的出处。姚继祖先生对记者说;这幅对联是李亦畲先生所撰写。真是无知无畏呀,没有知识和文化。1840年李亦畲才8岁,加之古代传媒落后,从徐连峰先生撰写到梁章钜辑书出版,中间又有多少年。李亦畲先生还没有出生,这副对联就已面世了。”
看来,随着政府的从“一切为政治服务”到“一切为经济服务”的转变,大陆人民也紧跟形势而改变,为了名与利,纷纷伪造起来。
据赵堡太极传人王海洲先生亲口对紫元讲,乔松茂与薛乃印曾经去访他,但王先生发现他师徒俩“爱说谎话,很不诚实”。不过,如果知道乔是原邯郸市委副书记,就不应该吃惊,如果“不爱说谎话,很诚实”,是绝对当不上干部的。现在落马的上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下到村委书记、主任,在被逮捕前哪个不是高喊爱党,对批评他们的人指责是反党、汉奸的?所以人们戏称他们是“爱党国的腐败分子”,是“爱国贼”。
我们历来被灌输阿毛是最抗日的,但【腾讯】揭露的:『1940年10月毛对王明说“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打败蒋,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 ——王明《中共50年》186页。』所以只有健全的历史,人们才不至于被愚弄。
话扯远了,还是谈谈所谓的“王宗岳《阴符枪谱》”吧。
唐豪先生曾经把自己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琉璃厂得到的一册“阴符枪谱”、“太极拳经”很武断地用“王宗岳《阴符枪谱》、《太极拳经》”之名出版,紫元多年前就在《太极拳史真相大白》中论证过唐豪先生的错误。未料这次又看到有所谓”王宗岳自序文“、”李亦畲藏印落款“的“王宗岳《阴符枪谱》”。
文章介绍说:『现在所知,已经向社会宣称的“王宗岳《阴符枪谱.》”,出自李亦畲的后人李光藩。在台湾高雄的《太极拳》杂志1997年12月出版的第114期载有北京信息工程学院于志钧教授整理的《王宗岳<</span>太极拳谱>和<阴符枪谱>手稿今何在?》。该文说:“这二卷拳枪谱是王宗岳的亲笔手书,经过李氏五代相传,文革前传至李光藩先生手中。所幸,文革前,转移到山西太原李光藩先生的胞姐处,得免火光之灾。文革后,李光藩先生从山西取回。”该文又说:“据李先生说,王宗岳是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人,至今已有四百七十多年。王谱纸已变色。然而,祖训不准外传。如之奈何。现经李光藩先生同意,暂将王宗岳<阴符枪谱>之封面、自序、及李亦畲先生写的跋复印件公布。”
紫元从网上读到一篇邓广铭弟子李宝柱于2010年2月发表的“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并有副标题“岳飞之孙岳珂知道祖父的《满江红》”之奇文,于是认真一读,颇觉怪哉, 李宝柱先生似乎自己在扇自己的耳光,这到底是“不是伪作,铁证如山”,还是“是伪作,铁证如山”?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中指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的伪作,他主要证据是: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指出是明代弘治时才开始刻制的,以前包括宋元在内都没有见过。
余嘉锡的结论一出来,立马被学术界很多人接受。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夏承焘先生即其中之一。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他认为“这首《满江红》词不仅不是岳飞之作”,而且以为是“出于明代人之手”,并且认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那么,邓广铭及其弟子李宝柱又是怎么来反驳的呢?
我们来看看邓、李的说法:
对此耿耿于怀了几十年的邓广铭先生终于在1981年,先后写了两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文章。
那么,铁的事实和铁的证据是什么?论证是否真的科学?
李氏写道:『(一)关于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因为,这个拓片证明,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个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
因此,『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但问题是汤阴岳庙岳飞《满江红》词刻石虽然比余氏说的弘治早四十年,但仍然是在明代;虽然“以伪为真”不是“始自徐阶”,但只能说明“以伪为真”是“始自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而且,根本不能去除“伪造嫌疑”!
这就像上世纪末紫元曾在书中指出:伪《六合拳序》之出现最早早不过太谷车毅斋,极可能是车氏弟子刘俭所为。过了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紫元非但确定该伪文就是车氏等所为,且动笔者就是车氏的丈人太谷四大县绅孟綍如一样。后来的结论,并不是、也不能说《六合拳序》不伪了!
李氏写道:(二)『关于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1981年春,先生由商辂的《精忠录序》,查到袁纯曾经编有《精忠录》一书,并且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就很快就将《精忠录》一书拿了出来,那是1769年朝鲜所印的铜活字本,保存得十分完好。此书的第三卷即收录有岳飞的《满江红》词。后来,先生依据《精忠录》的有关情况,作出了如下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李氏要说明的是袁纯所编《精忠录》中的《满江红》比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但依然是明代。
这第二条里出现两个人物,一是徐有贞倡议的。
二是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说明之前,即从岳飞被害一直到几百年后的1451年,岳飞家乡汤阴根本没有岳庙,就是岳飞死后被平反、他儿子、孙子都当上南宋大官的时候也没有建过岳庙!
怎么突然之间有人倡议建岳庙?
我们看看倡议者徐有贞是何许人也:
互动百科载:"徐有贞(1407~1472)初名珵(chéng),字元玉,号天全,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祝允明外祖父。宣德八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因谋划英宗复位,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后诬告杀害于谦、王文等,独揽大权。因与石亨、曹吉祥相恶,出任广东参政。后为石亨等诬陷,诏徙金齿(今云南保山)为民。亨败,得放归。成化初,复官无望,遂浪迹山水间。书法古雅雄健,山水清劲不凡,撰有《武功集》。"
如此我们知道徐不仅文化程度高,而且权倾一时,甚至宰相于谦都被他害了!我们知道英宗帝被蒙古人掳走,其情形与宋代岳飞时二帝被金人掳走一样,从中国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发现“秦桧遗嘱”看,当时岳飞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与被掳的二帝一直保持着通信,并不顾高宗反对,硬要去把二帝迎接回来。而徐有贞也是“谋划英宗复位”,这与岳飞当时的心思是一致的。徐有贞因模仿岳飞,文化水平又非常高,为达到目的,不仅向皇帝倡议建岳庙(徐官大权大,他的建议就很容易被皇帝听从),而且下令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对于来自朝廷的“最高指示”,一个小小的汤阴县学谕怎敢不从?!而且是“最光荣的任务”,更何况自己是岳飞家乡的学谕!于是“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
为什么把岳飞的“名片”《满江红》词,只是收录在第三卷里,而不是在第一卷开头时?这因为所谓岳飞《满江红》词毕竟是伪造的,不是真实的,从而心虚。并不知道在短短数年后,该《满江红》词会成为岳飞的“名片”而先后被刻在汤阴岳庙,及四十余年后又被刻在杭州岳庙里。
紫元认为,伪造岳飞《满江红》词的人不是徐有贞,就是袁纯,而且更可能是前者!因为徐模仿岳飞谋划英宗复位,所以岳飞再被宣传与拔高是徐要达到目的的重要手段,而且徐的文化、地位让徐不忌讳被袁纯产生对所谓“岳飞《满江红》词”出处的疑问。而后者则是照命办事、不敢越矩的老学究而已,几年后同在汤阴的秀才王熙便进行书写石刻。而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不是照样仿制汤阴的石刻,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刻上的。
李在文中:
一面说『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
一面又不顾起码的逻辑,下起结论来『在这些铁证面前,在邓先生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
令人啼笑皆非!
是的,确实不是袁纯或王熙作的,而是他们同时代人徐有贞伪造的,他有所有作案动机与可能性!在这些铁证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有先见的,立得住脚的!
李在文中又载:『(一)《精忠录》的史料应是来源于《褒忠录》。在明代,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岳飞与岳庙的专著,在其之前,还有一部《褒忠录》。这还得要从商辂的《精忠录序》说起。现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彰德府艺文一(卷四百六)所载商辂《岳精忠录序》全文引录如下:
宋中兴良将,鄂国岳武穆王,以锐志恢复中原,为权奸所忌死狱,后世冤之。钱塘旧有庙祀,实王葬地。而相之汤阴王故乡,庙祀阙焉。正统己巳秋,今佥都御史徐有贞,以翰林侍讲假节出镇汤阴,间以立庙意,讽其士庶。时学谕袁纯,欣然请倡为之。越明年庙成,敕赐额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为例。纯复虑无以昭远,乃辑庙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暨入朝为监察御史,持以示辂,因请序。辂过钱塘,尝拜王祠墓,及观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至于庙祀载严,枌榆有光。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缙绅之徒,担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为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义,具载史传及庙碑,兹不复述。
据这篇序文,我们知道,商辂在见到袁纯所编《精忠录》书稿之前,他曾经到过钱塘,也就是杭州,参拜过岳飞的祠墓,而且在那里看到了杭州岳庙“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据商辂所说,“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我们又可以得知,《褒忠录》是一部与《精忠录》内容完全相类的书,而且,《褒忠录》一书当时还存世,商辂在杭州岳庙还曾亲眼看到此书。
经本人查证,《褒忠录》一书,是明初人吴讷所编。明朝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卷二十四,提到“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
正统己巳正是英宗被掳走之后不久,有”作案动机“的徐氏还特地去了汤阴一次,可见其欲模仿岳飞的强烈愿望!
李氏文中还告诉我们为《精忠录》作序文的商辂本人也说“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因此为了达到“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雷锋时伪造雷锋作品、故事一样,商辂伪造岳飞《满江红》的可能性也不小。不过他没有徐氏的极大动机与文采、官位,所以还是徐氏伪造的可能性最大。
李氏于是“据此推测,《精忠录》中收录的岳飞《满江红》词,极有可能就是抄自于《褒忠录》一书的。”
李氏的推测根本站不住脚,从明初人吴讷所编《褒忠录》,到《精忠录》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期间岳飞的“名片”居然没有被发现,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而从《精忠录》诞生后没有一、两年,岳飞的“名片”就被刻在汤阴岳庙里,又过不久再被刻在杭州岳庙里,如果按照李氏说的“商辂在见到袁纯所编《精忠录》书稿之前,他曾经到过钱塘,也就是杭州,参拜过岳飞的祠墓,而且在那里看到了杭州岳庙‘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那么既然《褒忠录》就在杭州岳庙里,而《褒忠录》里又有岳飞的《满江红》词,为什么杭州岳庙在百多年间不刻该词,却要等到《精忠录》出现及汤阴石刻出现之后?!这不是极不符合常理?!
这说明李氏的推测缺乏基本逻辑概念,也说明《褒忠录》里就根本没有岳飞的《满江红》词!
李氏又说『(二)岳飞之孙岳珂肯定知道祖父的《满江红》。对岳飞《满江红》词,持“伪作说”的人,举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国金佗稡编》一书中,没有收录岳飞的《满江红》词。对此,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举出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就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宾退录》的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邓广铭先生据此推断,岳飞的《满江红》词,应与《萧寺题诗》情况相同,是由于岳珂未见之也。而岳珂未见,并不能作为岳飞未曾创作《满江红》的证据。我的师兄王曾喻先生曾经考证: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1234)。《藏一话腴》成书年代,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李氏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字还在这里:
“其实,岳飞的《满江红》词,不论是发现在岳珂编撰《鄂国金佗稡编》之前或是之后,岳珂对于其祖父的这首词,都是知道的。”
李氏第二条“证据”是『其二,《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的《提要》称:“臣等谨案,《藏一话腴》四卷,宋陈郁撰。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始末略见其子世崇《随隠漫录》中。……岳珂序称,‘其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其中讲到,岳珂曾经为《藏一话腴》一书作序。《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载有岳珂的《藏一话腴原序》。全文如下:
“陈藏一,以诗文名世。真西山、刘漫塘、陈习庵交称之,余始过其语。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硏考本末,则则可法度,而风月梦恠嘲谑,讹诞滛丽气习,浄洗无遗,岂非自思无邪三字中,践履纯熟,致是耶。乃知三君子,可谓具眼矣。尝谓近时江湖诗人多,然不夸而诞,则空而迂流于谒者,皆是。惟藏一,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及叩其中,则词源学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岂多得哉。诗史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藏一诵,而并书之编首云。棠湖翁岳珂肃之。”由岳珂以上序文所说“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研考本末,则则可法度,……”,可以看出,岳珂在为陈郁的书撰写序文之前,是仔细阅读过该书的稿本的。既然陈郁《藏一话腴》中,原记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岳珂又是在仔细阅读了该书的书稿之后、才为该书作序的,他岂能不知道这书中还记载了其祖父“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岳珂一定是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的。』
从李氏第一条“证据”,我们已经知道李氏的“《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证明了南宋人陈郁是知道岳飞的《满江红》一词的”结论是建筑在他完全不需要逻辑、不符合科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是个臆测。而李氏的第二条“证据”不过是是在该臆测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而已。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氏居然得出“我们可以断言,岳珂一定是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的。”这不是把岳珂描述成是脑残?!
我们知道《满江红》一词是明代英宗以来宣传岳飞的“名片”,言岳飞必先说其《满江红》,既然岳珂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而岳珂又历经辛劳,甚至夸大岳飞事迹,编写《鄂国金佗稡编》,后又写《续编》,居然不把岳飞的“名片”编入其中,他不是脑残又是什么?!
李氏文章最后说“考论到此,本人可以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已经是铁证如山!七八十年来的,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辩论,应该彻底收场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41094d01011yh9.html
少林棍术神圣起源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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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岳飞之孙岳珂知道祖父的《满江红》
李宝柱
一、对吾师邓广铭先生考证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回顾。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没有能与上面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人们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作。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出版,该书在辩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时,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一书中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略曰:
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余嘉锡先生此论一出,即得到学术界很多人的接受。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夏承焘先生即其中之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且以为是“出于明代人之手”,并且认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观点之后,很久很久没有人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似乎这两位先生的观点成了不易之论。
而吾师邓广铭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对于岳飞《满江红》词著作权之被剥夺,早就耿耿于怀。后来,先生终于在1981年,先后写了两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文章。那年春天,先生先是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当年秋天,先生又写了《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哲》杂志1982年的第一期上。邓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以铁的事实和铁的证据,彻底推翻了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的论断,科学论证了岳飞就是这首《满江红》词的作者。
邓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中,举出了两个关键性证据,一个是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一个是明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编辑的《精忠录》一书。
1981年,我正在北大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正在邓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宋史。因此,对先生写这篇文章的过程,知道得比较详细。
(一)关于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先是这年春天,师兄张希清,老家在汤阴县,探家时顺便去了汤阴岳庙,岳庙管委会仰慕先生德望,以本庙所藏明天顺二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的拓片相赠,托这位师兄转呈。先生见此拓片,如获至宝。因为,这个拓片证明,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个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先生为了发表文章时要附上汤阴岳庙王熙写刻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拓片的照片,嘱我将拓片找人拍摄成照片。这一拓片长约1.2米,宽约60厘米,材质为白麻纸,一般照相馆都是翻拍不了的。后来,我找了我的三哥李宝芝,他是个搞印刷的专家,他帮助联系了北京印刷二厂,我跑到该厂,请制版车间的师傅将拓片拍摄成照片。(后来,先生收藏的《开封府题名碑》的拓片,也是请印刷二厂翻拍的。)事情办妥之后,我将拓片和拓片的照片交给了先生。同时,告诉先生,我自己保留了一张拓片的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现在提供出来,供大家观赏。(见下图)
(二)关于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1981年春,先生由商辂的《精忠录序》,查到袁纯曾经编有《精忠录》一书,并且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当时,先生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行动不是很方便,加之恰好要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所以,先生就嘱我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代为查看《精忠录》一书。于是,我到历史系办公室开了介绍信,择日去了北图善本室。善本室的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看了介绍信以后,就很快就将《精忠录》一书拿了出来,那是1769年朝鲜所印的铜活字本,保存得十分完好。此书的第三卷即收录有岳飞的《满江红》词。我将这首词,以及书中几篇序跋,抄录下来,作了若干卡片,并于当天下午,到京西宾馆交给了先生。
后来,先生依据《精忠录》的有关情况,作出了如下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
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
在这些铁证面前,在邓先生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
二、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一)《精忠录》的史料应是来源于《褒忠录》。在明代,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岳飞与岳庙的专著,在其之前,还有一部《褒忠录》。这还得要从商辂的《精忠录序》说起。现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彰德府艺文一(卷四百六)所载商辂《岳精忠录序》全文引录如下:
宋中兴良将,鄂国岳武穆王,以锐志恢复中原,为权奸所忌死狱,后世冤之。钱塘旧有庙祀,实王葬地。而相之汤阴王故乡,庙祀阙焉。正统己巳秋,今佥都御史徐有贞,以翰林侍讲假节出镇汤阴,间以立庙意,讽其士庶。时学谕袁纯,欣然请倡为之。越明年庙成,敕赐额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为例。纯复虑无以昭远,乃辑庙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暨入朝为监察御史,持以示辂,因请序。辂过钱塘,尝拜王祠墓,及观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至于庙祀载严,枌榆有光。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缙绅之徒,担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为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义,具载史传及庙碑,兹不复述。
据这篇序文,我们知道,商辂在见到袁纯所编《精忠录》书稿之前,他曾经到过钱塘,也就是杭州,参拜过岳飞的祠墓,而且在那里看到了杭州岳庙“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据商辂所说,“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我们又可以得知,《褒忠录》是一部与《精忠录》内容完全相类的书,而且,《褒忠录》一书当时还存世,商辂在杭州岳庙还曾亲眼看到此书。
经本人查证,《褒忠录》一书,是明初人吴讷所编。明朝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卷二十四,提到“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袁纯编辑《精忠录》一书时,当然要尽其所能,搜集许多有关岳飞与岳庙的书籍来作参考,因此,《褒忠录》一书必定是他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当时,商辂能看到《褒忠录》,袁纯理应也能够搜集到此书。据此推测,《精忠录》中收录的岳飞《满江红》词,极有可能就是抄自于《褒忠录》一书的。
(二)岳飞之孙岳珂肯定知道祖父的《满江红》。对岳飞《满江红》词,持“伪作说”的人,举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国金佗稡编》一书中,没有收录岳飞的《满江红》词。对此,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举出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就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宾退录》的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邓广铭先生据此推断,岳飞的《满江红》词,应与《萧寺题诗》情况相同,是由于岳珂未见之也。而岳珂未见,并不能作为岳飞未曾创作《满江红》的证据。我的师兄王曾喻先生曾经考证: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1234)。《藏一话腴》成书年代,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其实,岳飞的《满江红》词,不论是发现在岳珂编撰《鄂国金佗稡编》之前或是之后,岳珂对于其祖父的这首词,都是知道的。证据如下:
其一,《四库全书》中,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七载:“《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
这一史料,明确指出: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并同时标明这段话是出自《话腴》一书。
所谓《话腴》一书,就是南宋人陈郁的《藏一话腴》。查现存《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内编卷下载:
“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门,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又曰: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厚币者进。愿定规于一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幽燕,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未几,金渝盟,河南复陷。后六十年得金之《南迁録》,见当时金人议论,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吾,归兵于平地。吾保河南,则江必虚。若吾不守河南,则是彼尝见归,吾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吾矣。金谋若此,鄂武穆之料敌,信不妄云。”
其中,并没有《御选历代诗余》中所引的“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原因应当是:一是可能被抄录《藏一话腴》的四库馆臣删去了;二是《四库全书》所依据的版本有缺文。而《御选历代诗余》所依据的《话腴》的版本,才是明朝以前的全本,即未被改窜本。《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证明了南宋人陈郁是知道岳飞的《满江红》一词的。
其二,《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的《提要》称:“臣等谨案,《藏一话腴》四卷,宋陈郁撰。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始末略见其子世崇《随隠漫录》中。……岳珂序称,‘其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其中讲到,岳珂曾经为《藏一话腴》一书作序。《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载有岳珂的《藏一话腴原序》。全文如下:
“陈藏一,以诗文名世。真西山、刘漫塘、陈习庵交称之,余始过其语。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硏考本末,则则可法度,而风月梦恠嘲谑,讹诞滛丽气习,浄洗无遗,岂非自思无邪三字中,践履纯熟,致是耶。乃知三君子,可谓具眼矣。尝谓近时江湖诗人多,然不夸而诞,则空而迂流于谒者,皆是。惟藏一,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及叩其中,则词源学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岂多得哉。诗史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藏一诵,而并书之编首云。棠湖翁岳珂肃之。”
由岳珂以上序文所说“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研考本末,则则可法度,……”,可以看出,岳珂在为陈郁的书撰写序文之前,是仔细阅读过该书的稿本的。既然陈郁《藏一话腴》中,原记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岳珂又是在仔细阅读了该书的书稿之后、才为该书作序的,他岂能不知道这书中还记载了其祖父“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岳珂一定是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的。
考论到此,本人可以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已经是铁证如山!七八十年来的,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辩论,应该彻底收场了!
书写到此,我不禁深深地怀念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吾师为捍卫岳飞对《满江红》词的著作权,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与持伪作说者论辩。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叩慰吾师的在天之灵:先生,您的学生李宝柱,继承您的遗志,已经彻底夺回了岳飞对于《满江红》一词的著作权。撼山易,撼吾师的论断难!撼岳飞著作权难!呈上学生拙文,敬请吾师神鉴。
中国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发现,终于随着引人争议的拆迁开发工程而诞生。在建设过程中发掘的一宋代古墓,日前出土了包括秦桧亲笔遗嘱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透露,有关文物部门已经初步确定该批文物中包括有秦桧亲笔书写的“政治遗嘱”,对其生前的引人争议的行为作了一定的辩解,并对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据了解,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和各研究机构的著名宋史专家均已云集现场。
自称秦氏后人的多名人士表示,将密切关注该文物的鉴定,如确定先祖罪名不实,根据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将可能入禀法院要求取消岳飞庙中的秦氏夫妇跪像,如仍要设立跪像,则应“将跪像脑袋换为书本,代表食书不化、空言误国的腐儒们该为中国的落后而忏悔”。
该份被专家初步认定为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物,书写在一块长达2.2米、宽约50公分的绸缎上,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
出土该批文物的村庄位于本市郊区,早先名为麓洱,现名为壶侑,因风光优美,出产茶叶,宋代时一度是高官们的庄园。此次所发掘的宋墓,专家估计为秦氏子侄辈的墓穴,时间应在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为岳飞平反昭雪)后,秦氏此时逐渐失势,一些身前文物成为族人累赘和朝野忌讳,干脆采用殉葬方式掩藏。
巧合的是,随本次墓葬发掘一起出土的地契资料表明,此地庄园基本为岳秦两家分领。两家比邻,这也是宋史研究的研究的新发现之一。
据消息人士透露,初步鉴定秦桧该份遗嘱作于高宗绍兴十四年(1145年),时年55岁(秦桧生于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即其死前(1155年)十年,岳飞含冤被杀(绍兴十一年腊月,1142年1月)后三年。
秦桧在该份遗嘱中,首先告诫子孙远离政治,自己深知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并对几个已身据高位的族人详细指示了退出政坛的方略。专家正是据此认定此书信为家族内的政治遗嘱。
据已经详细阅读该份文物的一位匿名专家介绍,秦桧在该份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的“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而宋高宗其实并不反对北伐作战,因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令他“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显然皇帝很陶醉这种救世主的感觉。高宗也是有战略眼光的,在位几十年,同金国一直是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判,边备战。高宗还非常善于听取臣子的意见,自己又非常有主见,到他驾崩的时候,南宋绝对是个强国,经济和军事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金国,说他是除宋太祖赵匡胤以外大宋第二明君也不为过。
但高宗为什么却在关键时候阻止岳飞收复失地呢?而且宋太祖曾立下“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子孙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因此有宋一朝,所有皇帝对大臣均十分宽待,而杀像岳飞这样一位有赫赫战功的功臣,在宋朝更是绝无仅有。高宗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岳飞在规复旧河山之外,经常公开宣扬要“迎还二帝”,而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甚至到了“寝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飞,就是因为金使送来了岳飞与钦宗联络的“确切证据”,钦宗甚至扬言返国复辟后将清洗“老九”(高宗为徽宗第九子)的人马,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飞对证确认。
据了解,秦桧在遗嘱中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他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规复北方迎还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间事”,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态。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以打促谈效果很好。但岳飞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较耿直,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而撂挑子走人,与皇帝结了深怨。岳飞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不仅和被囚敌国的钦宗有谣传中的来往,还多次当面劝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隐疾(据后世医学推断是阳痿)而无子嗣,因此十分怀疑岳飞拥兵欲立拥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违背了祖宗传下的抑武扬文的宗旨,估计也是因此引发高宗杀机,不惜破除“有宋以来不杀大臣”的祖训。
秦桧表示,他已竭尽全力至少保全岳云和张宪,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和不便说皇帝的意思,只好说“莫须有”含糊应对。
据透露,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桧说岳飞对知识分子的空言比他还反感,并认为岳飞本人究竟并非读书人出身,更注重实战成效。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据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了。
据专家介绍,民间形成定见的秦桧是金国“奸细”的看法,都无实证,却有很多反证。南宋的史学家就留下很多资料,如李心传写的《要录》说,秦桧不是金人“*细”,只是主和派而已。徐梦莘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前御史中丞秦桧和家属从金军占领的楚州孙村中逃归至涟水军丁祀水寨,只使用“逃归”二字。熊克写的《中兴小记》说,秦桧从敌中归来,也没说他是“奸细”。
只有张邦昌友婿朱胜非写的《闲居录》说,秦桧全家及婢仆从金国归宋,不是“逃归”。朱胜非是拥护张邦昌的,而秦桧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秦桧与朱胜非矛盾尖锐。秦桧执政时,朱胜非被废居八年,有利益冲突,因此专家认为可以断定朱胜非《闲居录》所记是对秦桧的打击报复。另有《金人南迁录》说,天会八年,金国诸臣害怕宋朝君臣报复,主张放纵秦桧归宋朝。然而《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此书对秦桧的叙述是“晓然傅会”,是错误的。
而从宋高宗的诏令中可以看到赵构是热烈欢迎秦桧逃归宋朝,他将秦桧比作汉代的苏武,常持汉节。秦桧自己写的《北征纪实》中,可以看到他在金军中想尽千方百计,最后才能逃归宋朝,情节十分具体,绝难杜撰。秦桧逃回宋朝,皇帝赵构称赞秦桧“忠朴过人”,比作苏武,朝中宰相重臣如范忠尹,李回等人说秦桧是忠臣,使许多朝臣不再怀疑秦桧是“奸细”,李纲书写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这充分说明金人并不是纵使秦桧归宋朝。
秦桧(1090年-1155年),字会之,汉族,大汉奸,宋朝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登第,补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曾任太学学正。因力主对金称臣议和,善于察言观色,颇受宋高宗赵构喜爱。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与宋徽宗、钦宗一起被金人俘获。南归后,任礼部尚书,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因宋高宗力主对金投降,君臣合计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宋高宗为了安抚南宋政府中的主和派与金国代理人,加其谥号为忠献。后宋孝宗继位,振作图强,重审岳飞案。宋宁宗时,改其谥号为缪丑。
紫元当年请马德老师来新西兰家中传艺时,马老师几次批评马明达篡改其父亲的所练武术门派“劈挂、通背”的称呼,硬用“通备”二字即“通备门”,表示文武通备,来标新立异的做法,是非常乡愿的小农思想。马老师一日在翻阅书时信笔写下几句如下:
紫元当年请马德老师来新西兰家中传艺时,马老师几次批评马明达篡改其父亲的所练武术门派“劈挂、通背”的称呼,硬用“通备”二字即“通备门”,表示文武通备,来标新立异的做法,是非常乡愿的小农思想。马老师一日在翻阅书时信笔写下几句如下:
王霖苍:王堡村王氏第十二世,王堡枪第九代传人。(紫元恩师李公正府是12代唯一的宗师)
王堡枪原称六合神枪,由太极宫道人董秉乾于明朝末年传至王堡村王仲锦,之后,王氏族人代代相传,特别是到了清嘉庆年间,声名更著。清嘉庆十五年,王堡枪的第九代传人王霖苍佐获嘉县令熊公平宝丰、郏县诸贼,清嘉庆十八年又佐怀庆府知府袁公御滑匪于修武,王霖苍用王堡枪所建的功业,使王堡枪名声鹊起,当时流传于武林有两句佳话:“枪挑黄河两岸,拳打南北二京”,枪者王堡枪也,拳者十三势软手也。嘉庆皇帝闻之,特诏王霖苍进宫授枪,从此在怀庆府只知有王堡枪而不知六合枪矣!
台辰公传
公讳芳莎字台辰拔贡历运城武乡知县皆有惠
政升柳州府同知未赴罢归年五十有馀贫病以
死时人皆扼腕申公凫盟曰予性忽善忘不能记
古人姓氏公曰第多读之自记公资赋本中人然
苦心积学凫盟公尝与王霖苍并称之公经史百
雄步趋少陵为多宋相国权王宗伯铎极重之尝
为宋相国草谢
赐大内书画表(表载艺文中)挥毫座上疾如风雨一时辇
下侈为美谈著有准勅草威如堂诗文行世节录
王霖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