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没还手，要不然是不是又是袭警被击毙？】对付一个用嘴巴“袭警”的弱女人，我们的威武之师采取五打一方式，他们分工明确：轮番进攻，逐一施暴，一人现场指导，一人放风，两人殴打……这就是依法治国的合法性了吗?

【谁是黑社会？】全国人大对“黑社会”作出四个特征界定：

（1）组织稳定，人数较多，有明确的领导，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活动获利；

（3）以暴力、威胁手段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4）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垄断......

到底谁是黑社会？

转载一下，多帮助一人受益，多积累一分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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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消息——中青报发文纪念林昭！

有的人永远不会被中国忘记——纪念林昭逝世44周年

原发中国青年报   作者：江菲

转载自“卖炭翁的新浪博克”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枪决，今天是她逝世44周年。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人物简介：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苏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 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后因“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 罪”在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她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与日记。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 秘密枪决。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度沪中刑字第16号两次判决，宣布林昭以精神病为由平反为无罪，结论 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沪高刑申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书中认 为80年的判决书宣告无罪的理由为精神病不妥，“在病发期间的行为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反 罪……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撤销了1980 年“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书，但依旧对林昭宣告无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举行追悼会。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 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 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 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 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 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 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 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 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 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 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 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 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 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 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 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 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 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 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 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 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 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 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 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 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 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 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 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 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 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 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 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 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 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 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 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 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 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 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 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 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 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 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 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这两个简单的字，不仅是她为“右派”辩护的理由，也成为服刑时期她进行血的反抗的最终目的。

“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 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不仅从来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除掉一 副……”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 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 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的立场和宗旨———为了他人不流血，为了他人能找回“作为人的一切”，她宁愿流尽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并传递到胡杰手上，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人告诉胡杰，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 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 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 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另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后反问道。他只不过因为说了几句至今仍坚信是正确的话，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4年，和杀人犯关在一起。

“没有人是天生的右派。”这位老人说，“是我们亲眼看到老百姓冻死、饿死，让我们认识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真相吗？我们当时对党和国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点神秘地问：“你说，把这些说出来有什么意义？教训吗？”他顿了顿，“给谁的教训？”

虽然都在拒绝，可一旦开始了回忆，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制的激动。

“不，大多数人不哭。”胡杰说，“过去的经历，使他们变得都很硬。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会让听到的人想哭。”

沈泽宜，林昭北大的同学，和张元勋共同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成为1957年北大张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胡杰在湖州一处狭小的住屋里找到了沈泽宜。沈泽宜缺 了几颗牙齿，头发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线下，点燃一支烟，背诵他为纪念林昭写的一首诗，双眉不时紧蹙，目光神往而忧伤：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 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 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 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敢说真话的吴祖光、黄万里

       
　　                      吴祖光（1917—2003）
　  艺术家吴祖光
　　吴祖光是我国著名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剧作家。他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北京。1936年就读于中法大学，1937年起活跃在进步戏剧界，先后担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为宣传抗日而奔波。1937年创作的抗日话剧《凤凰城》，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随后几年间，创作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和《少年游》等多部剧作。抗战胜利后，他曾担任《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创作《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声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亡香港，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任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当导演。当时他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光回到北京，陆续创作出反映纺纱女工的电影《红旗歌》和儿童剧《除四害》等作品。1954年后，吴祖光导演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为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艺术大师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1963年，他与妻子新凤霞合作改编了评剧《花为媒》，成为了评剧舞台上的成功佳作。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武则天》、《三打陶三春》、《凤求凰》等戏曲。1978年平反后，吴祖光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再次拿起笔，创作了话剧《闯江湖》、歌剧《蔡文姬》、京剧《红娘子》和电视剧《青铜剑》等作品。
　　吴祖光解放后曾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又是第五届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正当他事业的高峰时期，中共开展了整风运动。为响应党的号召，他在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言，又在《戏剧报》上发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的文章，对当时戏剧界的种种问题发表了意见。几天后反右开始，他就被人抛了出来，他的一番诤言被上纲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接着把他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改造”。他的妻子新凤霞是著名的评剧艺术家，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当吴祖光遭难后，领导要她同吴祖光“划清界限”，遭到断然拒绝，第二天她竟也被宣布为“右派”。夫妇俩一生受尽磨难，先后于1998年、2003年辞世。吴祖光前生著述颇丰，留下大量戏剧、散文、政论、书法等作品，汇编成《吴祖光选集》六卷。
　　下面是导致他获罪的两篇言论。
　　在1957年5月13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 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夫妻。　      

    在《戏剧报》第十一期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摘要）：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这一方面表现了什度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才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地减小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埋没的人才的事实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都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
　　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黄万里(1911年—2001年)

    水利专家黄万里
　　黄万里，著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上海人。他父亲是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家、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抗战后期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
　　黄万里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就读，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名列前茅。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当时就为学校出版，并由著名工程学家茅以升作序。毕业以后黄万里曾经担任过铁路桥梁工程师。当时国内水患频仍，1931年长江爆发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多处决口，水漫千里，一片惨象。这些灾难让黄万里极为震动，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学水利。父亲黄炎培对他的志向很表支持，并且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鼓励他要学好水文学，告诉他：江河大水后作过调查，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
　　1934年元旦，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学科入手，研究水利工程。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1937年 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为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他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并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请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这次穿越汹涌波涛的旅程，使他对治理祖国的江河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1937年， 26岁的黄万里博士学成归国。当时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都来聘他任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还亲自登门邀请他担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因为他当时迫切希望到江河实地进行勘察、调查，边做实事边积累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来到内地，担任四川省水利局的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黄万里从长江走向黄河，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他走遍了黄河两岸的穷乡僻壤，亲眼目睹了水土流失的严重，也深深体会了沿岸百姓的疾苦和凄凉。他通过不断的勘察和思考，积累了大量水文地貌的资料和知识，也进一步认识了黄河的特性和规律。这是他此后对治理黄河长江提出种种真知灼见的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黄万里曾一度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1950年6月他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被调到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前后在清华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　　
　　千百年来，黄河水患一直困扰着中原大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多次议论治理方案，但是由于认识不一，始终没有统一的方略。1953年起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开始实施，其中就有黄河治理一项。第二年苏联专家组应邀来华对黄河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勘查，几个月之后提出了在三门峡设坝建水库的方略。既然是苏联专家的主张（尽管后来苏联真正的泥沙专家讥讽我们请错了人），于是就很快定案、一路绿灯，诸如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定《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政务院研究同意并提请在全国人大会上举手通过、委托苏联有关部门设计三门峡工程方案、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方案并组织施工等等，两年间种种过场尽皆走完。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就正式开工了。
　　可这时黄万里始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基于丰厚的理论学识和实际经验、基于对国内外河流特别是黄河长江的多年勘察和了解、基于对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深切关怀，极不赞同当时这套治黄方案。1956年5月他终于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就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
　　在这份《意见书》里，他认为，筑坝虽然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
　　他认为，许多“专家”对于泥沙还有许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必须明白，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尽量保持在原地； 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
　　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大水库；如果非要筑坝建库不可，必须尽量将泥沙冲刷出库。他建议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
　　当时那些好大喜功、急于见到“圣人出、黄河清”的人们，对黄万里的《意见书》几乎不屑一顾。鉴于工程界存在种种不同议论，后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水利部于1957年6月10日至24日、也就是工程动工两个月之后，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黄万里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首先批评现行方案的规划思路，即一门心思的“倒推法”： 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洪水泛滥，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浑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没这问题了；怎么能又清又慢呢? 于是想像用水库把泥沙和大水都拦住； 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就需要大水库：多大才够呢? 于是算出坝的高度来。黄万里说:：“这不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这一思路。他认为不能忽略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堤工、河工、水工，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他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以水土保持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他指出当时这种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只不过“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他问这一方案的推动者：“三门峡以下河道你们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鉴于三门峡工程已成定局，他提出：如果执意要在三门峡修水库，建议“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只有这样，“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
　　这次会上，还有一位年青的技术员温善章力主降低坝高，建议修筑低坝。其他也有人提出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意见是一边倒地诠释苏联方案的正确、中央决策的英明。黄万里基本上处于孤立的境地。这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由于发表在校报上的一篇文章，已在学校里遭受咄咄逼人的批判和围攻；但他完全不顾形势的险恶，始终坚持并从容不迫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所谓校报上的文章，便是那篇题为“花丛小语”的小说（内容简介附后）。清华大学时任校长蒋南翔将它呈送到最高领袖那里，最高领袖读后忿然说：“这是什么话！”于是，《人民日报》就出现了一个专登“右派”言论的栏目，冠以“什么话”的栏名，“花丛小语”当然也在其中。而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苏联方案，就成了又一个重大罪状。接踵而来的清华大学的批判会和水利界的批判文章，异口同声地声称，黄万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反对苏联专家”、“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个道地的“右派”。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说过，“你家也分左、中、右啊！”两年以后，毛泽东又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右派”的钦定性质了。不过当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他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倒是十分冷静，而且掷地有声地回答说：“伽里略虽然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在转！”　
　　因言获罪成了“右派”之后，黄万里在政治上已划入“敌人”阵营，尽管工程安危、人民疾苦还萦绕心头，但是他已不再有任何发言权。而三门峡的命运，一如他的预料，真的是越来越糟。
　　1958年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9月大坝建成，拦洪蓄水。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水位涨到332.58米（离设计高程360米尚远）时，泥沙淤积迅速发展；蓄水一年半后，有15亿吨泥沙积在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以后泥沙不断向上延伸，威胁关中平原，直逼西安重镇。至1963年，潼关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后，库内淤积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乎是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背井离乡，啼饥号寒，怨声载道。为挽救危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对工程作了两次改建。第一次于1965起实施“两洞四管”方案（改建四条钢管、增建两个隧洞），到1968年建成后水库淤积略有减缓，但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仍在延续。第二次于1969年，决定打开坝底八个导流底孔。这几个底孔是1957年专家会议上黄万里力争保留的，可是施工时又根据苏联专家的要求全部堵塞了。这次化了八千万元资金将它们打开，可是淤积情况已无法改变，改建后潼关河床仍比以前高出3米，而且淤积趋势依然无法遏制。
　　三门峡水库反复折腾之时，黄万里教授已被发配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农场劳动。1971年这个清华大学农场因遭血吸虫肆虐致人死命而停办，黄万里被安排到三门峡工地继续“改造”。据他后来自述：“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
　　1973年他曾被允许在别人监视下进入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河势。他后来回忆道：“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他在《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东梅报告三门峡坝建成的灾害》一诗中沉痛抒怀：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何所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出于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怀，他曾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补救方案和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被容许在有关的专业会议上讲述自己的主张，但也得不到重视。三门峡水库后来只得以报废告终。2003年渭河流域水情并不严重，但却酿成50年未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15万、农田1080万亩。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考察后坦陈：“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为代价的，渭河变成了悬河了。”到这时候，连曾经力促工程上马的前水利部长钱正英、院士张光斗也只好参与呼吁“三门峡停止蓄水、放弃发电”。但是四十多年间它带来的重大损失和灾难，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时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又议论在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长江上拦河筑坝，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峡工程呼之欲出。此时的黄万里已经蒙恩“改正”，右派帽子已经甩进垃圾堆了。按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就他“平生积学”发言，一展他造福苍生的襟怀了。可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他依然只能仰天长叹而已。关于三峡工程问题，他曾六次上书中央（直至总书记）加以阻止，并要求与学界和设计部门公开讨论，但全部杳无音信、不予理睬；1992年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三峡议案之前，他要求中央领导腾出一个小时听他陈述理由，可仍然置之不理。
　　在他的上书中有一段十分精炼的说明：“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
　　他在接受记者戴晴访问时，曾经解释过他的观点：“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襟怀，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干流的淤积河段不可修坝”，这是他积几十年研究考察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已被三门峡的实践所证明，可是有些人仍然固执地不予理会。
　　当然，今非昔比，九十年代的执政者已没有五十年代的执政者那样的底气、可以动辄以言问罪、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是，他们手中有权，他们可以控制一切媒介、一切会议、一切公共平台，让你出不了声（甚至当人民代表黄顺兴1992年在人大会议讨论三峡提案时，事前报名要发言却不给他机会，会场上他举起了手执行主席却视而不见，他站了起来拿起话筒可是扩音器却突然不响了，他只好推出会场以示抗议）。当然，这些已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内了，读者有兴趣可以看看著名记者戴晴写的有关水利的多篇深度报道，就会有清晰的了解。戴晴女士近年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尽管一再遭到过滤和删除，但总还有“漏网之鱼”可寻，本文就不赘了。
　　黄万里教授晚年多病，但始终挂记着黄河、长江的治理。他在2001年8月26日、九十大寿过后不久抱憾辞世。此前口授了如下的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他在遗嘱中只字未提个人及家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祖国的江河安危，拳拳爱国爱民之心，真足以光照江河，彪炳千秋！

（转）台湾国民党内终于出现了一个明白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洪秀柱于中常会参选理念之说明

全文如下：

郝副主席、黄副主席、各位中常委、以及在座各位先进同志：

   大家好！感谢今天中常会能够给我发言的机会。在各位同志面前，既然是一家人，我想我就没有顾忌地与大家谈一下真心话，也向各位报告我这次参选的心路历程，以及我希望为台湾确立一条甚么样的道路。

   这段日子以来，围绕于我参选的许多揣测，乃至许多恶意编造的流言谎话，我表示遗憾，但我不再做任何响应，我只重申我清清白白与参选到底的决心。我认为，本党的初选应该是辩证路线的方向，而非权位的算计；本党属于广大人民的，无论是初选或是未来的大选，本党要开大门、走大路，才能得到人心。

   我今天是带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常会会场。从去年三月以来，本党就面临了艰困局面，在一场近乎雪崩式的挫败后，作为一位从政同志，我陷入了深沉的自责之中。我几乎每天都在自问，为什么我们的兢兢业业，居然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国民党大败那一夜，我看到支持者的冷漠，这比泪水更令人心痛！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总在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了，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了，也在不该姑息的地方姑息了，更在不该放弃的地方放弃了呢？而它的原因是甚么？是不是我们的中心思想没有了？我们的党德、党魂也都涣散了呢？

   我们一起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在“国家定位”上模糊了？试问我们还有没有追求更高和平的勇气，还有没有奋斗牺牲的精神，还有没有“救国”的理想？还是只想着守住偏安一隅的现状，让本党变成了一只在温水中沉迷的青蛙？

   为什么本党现在是完全执政的执政党，但我们却居然得妥协委屈得只像个在野党呢？在此，我并无意指责任何人，作为本党权力结构中的一员，党成为这种状况，我应该也有无可逃避的责任。我只是在想：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媚俗取巧，因循犹疑”呢？为什么变成没有勇气坚持正确道路的弱者呢？这些年来，我们彷佛都只活在对手所设定的框架里，在一些“国家定位”等基本原则上，与党的中心思想上，我们早就怯懦地丧失了话语权，而只能拾人牙慧、（拿香跟拜），难道这是一个创建国家的泱泱大党应有的作为吗？

    以民主来说，民主当然是本党应走的道路，也是本党建国的精神。可是台湾民主化的过程，逐渐把我们的民主价值变成了与大陆十三亿人民对抗的工具，而不再是我们争取十三亿民心的凭借；当民主变成民粹斗争的工具，可以瘫痪应有的民主程序时，本党可曾坚定地对抗这股逆流？

   当台独的声音假民主之名而泛滥时，本党对抗的论述与政策是不是总显得虚弱无力呢？一顶“卖台”的帽子，彷佛轻易地就把本党压垮了，让我们只要一提到相关问题就瞻前顾后。而在民进党不断制造麻烦，拆毁和平基础时，我们是不是因为忧谗畏讥，就自我设限，不敢将两岸稳定的道路往前再推得更宽广？

   其实，本党一直有一条清晰路线，也远比我们的对手更能盱衡局势变化，引领国家。但我们胆怯了，因为怕被扣帽子，也因为对自己没信心，让我们不敢坚持、不断退却，退到了让人民开始怀疑我们领导国家的能力与意志，也让人民怀疑我们的路线是不是模糊了！

   如果各位先进问我，我到底有甚么赢的策略？我可以明白地告诉各位，我没有显赫的资历，没有很广的人脉，我没钱没势，但是我却有根据本党一贯的路线，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正确道路，我有无畏的勇气，绝对敢负责任、明确地说出来。这也就是说“依道不依势，依志不依力”，众志成城、团结于正确道路上，这就是我的赢的策略。

在这道路的区隔上，民进党的第一张神主牌就是“台独”，这么些年，他们虽以各种方式遮遮掩掩，但他们分离主义的走向是一致的。这一个分离主义的走向将为我们带来“安全上的威胁、发展上的锁国、经济上的停滞与社会上的仇恨”，也就是“民粹横行，民生凋敝”，我在此郑重告诉各位，委曲求全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毅然扛起这个责任。

    所以当民进党假装以维持现状包藏台独意识时，我们要以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来确保两岸的和平、台湾的安全与国际空间的开拓。所以当民进党以错误的政策方向而将导致“锁国”时，我们应该以我们所创造的和平架构带来的开放空间，争取加入TPP、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以自由经济贸易区的设置，教育市场的开放，吸纳全球精英，为台湾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我们主张修改相关法令，让台湾的制度与国际接轨，减少制度障碍，让台湾市场重回国际选项之中，重获国际青睐。同时也要运用由两岸和平所开创的和平红利，引进国际资金，让台湾充分发挥地缘的优势，创造就业机会，把饼做大，并在经济充分发展，民众财富不断累积的条件下，再进一步以财税手段来真正实现分配正义。

   当民进党透过民粹手段不断挑起社会仇恨的时候，我们要以坚定而不媚俗的政策，推动“福国利民”的理想。就像民进党的第二张神主牌“反核”，民进党以各种民粹手段推动所谓的“非核家园”。我们当然也了解核能运用上的可能危险，但我们不能把一个明明是选择题的问题，简化成了是非题。如果要说核能危险，难道碳排放没有危险？ 

    所以我们要采取兼顾民生需求与环境保护的能源政策，不能轻易被民粹所裹胁。我们明确主张能源政策的顺序应该是：1、增加绿能；2、减少碳能；3、在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无虞的前提下，再减核能。

    很多有志之士看到台湾社会许多脱序的乱象都引以为忧，更看到政党与政治中媚俗与民粹的情形，经常造成是非不分、价值混乱。这是我若当选“总统”必须积极改善的地方，绝不让社会道德沦丧、民粹亡台。

    我想告诉台湾人民，我比史上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穷，我知道什么叫三餐不继，我了解当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时，它不只是冰冷数字的GDP滑落，而是很多穷人的家庭没有去处，很多穷孩子筹不出学费。因此，如果我能当选，我会把照顾弱势当成必然坚持的原则。如果政府必须增加财源，我只会从道德的劝说与税务的政策上，让产业与富人共同承担社会进步的责任。

    总体而言，我会以4G，也就是四个“给”（give），做为我未来治国的目标。我不忍心看到人民忧愁、痛苦、无助与无望，我会要求各级政府应做到给人民信心、给人民欢喜、给人民希望、并给人民方便。

   各位先进同志，人民不是从政者攀往权力的鹰架，人民是承载整个屋子重量的地基；覆舟之水，亦可载舟，接纳新的思维，接受人民的鞭策，开放党的决策和资源，我们永远不会输！2016大选我们一定要赢回来！

   不必讳言，在初选的过程，我尝尽冷暖、历尽甘苦，我一直在逆境中奋战不懈，但我一直微笑视之、乐观以对，因为我要为自己的党争一口气、我要让大家看到洪秀柱的论述与爆发能力！因为每一个联署的名字，都是对我深切的期许，要我扛起胜选的责任；每一双凝视的双眼，都是对我殷殷的告诫，要我莫忘参选的初衷。

   我要强调的是，洪秀柱的参选是一种承担，一股勇气，更是责任的肩负！我要勇敢无惧且大声的告诉民众，不要被颠倒的是非带着走，不要被虚假的口号所迷惑！

   我的父亲因为白色恐怖坐牢三年多，母亲为支撑家计当女工，她是一个因超时工作而数度昏厥的女工。当时一家四散，孩子纷纷送养。父亲出狱后，四十年没有正式工作，晚年在立法院替老委员代笔质询稿，换取微薄津贴以谋求温饱，终生郁郁不得志，至其临终，冤狱都未及平反。

   老天爷把我生在这个家庭，逼我努力，更逼我不可以放弃自己。我始终相信，只有更多的努力，站得挺挺地，人生才能走下去。所以我个子虽小，但是各位从来没有看过驼背的我。挺直腰杆，不只是我的身躯，还包括我从小养成的心志。

   这几天有人问我，洪秀柱，什么对你最重要？我的答案和天上父亲相去不远。

   1、人格；

   2、找回台湾理性的力量；

   3、只有国家，没有个人；

   4、我不接受外界对国民党的抹黑。

   我始终相信，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愿意给穷人机会的政党，只要她够努力，够有使命感。国民党会给她机会，我始终相信。

   我必须说我没有别的，只有满腔热血、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一身的胆识勇气，奉献给大家、奉献给人民！

   如果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会斩钉截铁回答你们，就是——“胜利”！

   只要我们团结、奋斗、永不放弃！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谢谢大家！

《倚山武论》、《鄂王武论》（倚山武略集）、《拳论》（王质）是一本书，为两人所写！

                                                                                                                      龙轩

前者为一人所写，后者为一人所写，近几年有好事者（专门古玩造假者，近些年专走四乡八野收古玩、字画等），从本门借出拳谱（长辈年轻时有自闭症，不喜与人交流），拍照后所仿制，造拳谱这种东西可比造假画容易许多，虽不及字画价值，卖个一两万还是可以的，然博人眼球，特为中青年所青睐，经常能听见：哇塞，武功秘笈，，多少钱啊？。。。。。。

近些年，假古董字画，常出与京津一带，已然成为产业链。拍卖公司竟然是他们的常客，并四处搜寻故纸，传统方法及现代化学染色方法，伪造为古董，本人曾听，一幅字画制做好后，问拍卖公司，及购买人，喜欢哪位名家就题哪位名家之款识，本人不禁为之愕然！

现在很多人都会Photoshop 这个软件吧，那我们就运用一下现代的高科技，对比一下！

每个人写字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与特征，相似度大就可证明为一人所写！警方对比指纹也用这方法！

Photoshop 这个软件，具有放大、和叠加的功能，将两个文件重合，对比，就一目了然！

其实很简单！

以下为胡刚先生所公布的图片，（其实是王质本，提名《拳论》南京盘龙拍卖公司本）请注意我用红点标出的部分文字！（红箭头处是造假行业专门染色造假的染色剂，造假行业俗名“尿片子”意为像小孩尿炕，尿出来的一样！；一般情况下，如果受潮，毛笔字字体墨迹就会化开！此书角沾水软折，并未掉，实际情况下纸张会烂成圆角！）

（染色剂有机会我会拍个图传上来！）

注意下图无水印！非网络下载，将上图点红点的字体，用Photoshop 画选区，导入，仅将文字放大！未做任何纵横伸拉拖拽（会Photoshop的人一看就明白），然后采用Photoshop 的叠加功能，

两本书字体、结构构架、书写习惯，是一样一样的！就是一个人写的！字体为清代流行的馆阁体！

再看白色方框里面的字

再看白色方框里面的字与《倚山武论》中字的对比

写字除了距离以外（请忽视距离吧），再看一个字一个字的对比！

我没必要拿本门的东西做文章，胡说八道，否则就是大不敬！古董造假的人，模仿能力是极强的！成龙的电影《十二生肖》都看过吧。。。。。。。

                        剽窃份子又伪造

                                                      胡刚

      众所周知，颜紫元，以前对载有《六合拳序》的拳谱一无所知，仅凭道听途说只言片语，无法立言，便盗窃了《武魂》的郭华东等文章，假冒对这一文献和历史有研究。

        已经被俺在这里揭露（证据见本博文章），剽窃份子，却阿Q一般说那是引用。在颜剽窃份子心里，剽窃就是引用；把别人的研究，变成自己的公开出版，就是引用。

        到如今颜剽窃还冠冕堂皇地宣传：“紫元在2001年出版的《形意五行拳械诠真》一书中也指出：。。。曹继武也与心意六合拳无关。。。，《六合拳序》是篇伪文。”。难怪剽窃者给他封号--学术流氓！

        前几年，颜剽窃才见到一本太谷当地流传的时间很晚的有刘俭名字的有《六合拳序》的抄本，便以为发现新大陆，高喊-太谷刘俭伪造了《六合拳序》谱。

        被俺指出错误后，颜厚并不改正，直到后来颜厚又看到的一个今人抄本《心意精义》时，便改口是太谷车毅斋、宋世荣、李广亨等合伙伪造的，因为他听人说这是光绪二十一年的，他便坚称这是《六合拳序》的源头。并Q出了栩栩如生的故事：“要知道太谷形意传人车毅斋等为什么要造伪《序》，及其内容来源，关键的有两个人，他们是河南心意六合拳的李祯与买状图二位宗师。。。。本来车氏等太谷形意门人颇满足学自李洛能的“心意拳”，1867年李氏告老还乡，离开太谷回河北深县老家，而1865年河南鲁山买状图被山西祁县的范家用激将法引去祁县传拳（详见笔者“买状图轶事”一文），彼时买功夫虽然很高，但还没有到灵动境界。所以在范家三年中边教边练，抓了三年功，属于“大抓功”，终于达到大成灵动境界。。。

车氏等这个吃惊，非同小可，让车氏隐约中感到自己师父李洛能得传的“心意拳”是“外传架”，他决定去探个究竟。。

然车氏等同时也开始担心后人说他们不正宗，或他们要找个理由来说明他们的拳艺与买壮图心意六合拳不同的原因。于是便以戴龙邦、马学礼的名义伪造“六合拳序”等文献。由于那时人缺乏交流且保守，尤其传承源流上常常不愿多说，车氏等只闻马学礼、戴隆邦之名，并不清楚戴隆邦父子是马学礼徒孙李祯所传，即马学礼后的第三代河南张志诚的外甥郏县李祯所传，于是编造出马学礼请戴隆邦写序，并为戴隆邦拉进一个其出生前多年就早已病亡的而又在姬祖卒时还是个童子的“姬祖弟子”武状元曹继武作老师，来抬高档次，充当门面，以便达到他们的形意拳与心意六合拳平起平坐的目的。

不过，这个伪造需要胆量与酝酿，在1868年车氏知道是外传架之后，闷闷不乐了许多年，期间仍然不敢造假，对李复贞、布学宽等弟子依旧说是李祯传戴二闾的，所以李复贞、布学宽的弟子才会有李祯传戴二闾之说。在憋了近30年后的光绪20、21年后，戴二闾、李洛能等知情人已经去世，买状图、郭维翰也快行将就木，于是车氏终于放胆伪造，。。。当时的伪造者主要是车毅斋、宋世荣二人，李广亨等不是知情者，但盲目相信了伪文献，这在李的“心意精义”中，可一目了然。

不过伪造后的车氏、宋氏并没有得到解脱，一是他们的拳艺确实是半束不长、半斜不正、半顾不顾、半蹬不蹬等现象的外传架，无法重新再学，学也难以得传，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二是毕竟是假的真不了，总会担心被发现戳穿，被指责欺师灭祖。所以，心情越来越沉重，面色越来越阴沉，这在光绪 二十九年（1903），郭云深最后一次到山西太谷，郭氏深临行前，同车毅斋师徒共11人合影留念的照片上可清晰地看到，车氏阴沉的脸色与不知情的乐呵呵的郭氏及众人，截然不同。。。”

颜剽窃就这样，大肆地污蔑前辈们，伪造历史。

        结果被太谷学人点中死穴-《心意精义》是今人所为后，他还死不认账，转而谩骂人家的同时，又悄悄把刘俭抄本提前为最早了，厚颜无耻，没有底线，接着耍流氓。

        以前还无知无畏地高喊：“如果不是山西传人伪造的，为何河北传人没有《六合拳序》的谱子？”， 尼玛，被俺手上带着河北传人证据一个耳光过去，以后颜无知再也不提这个了。

现在，颜伪造又看到别人一句话，一边厚颜无耻地继续嘴硬地说：

“而前几年紫元得闲专门写了一篇“《六合拳序》出处、缘由及辩伪”的长文，例举了大量铁证，证明：

1，伪《六合拳序》首出于山西太谷形意车毅斋的策划，时间在光绪二十年前后，并且于光绪二十二年就传到平遥王家，是太谷形意门故意传播出去的；

2，光绪二十一年又通过其师弟李广亨的抄录即《心意精意》继续炮制“姬际可自述文”等数篇伪文来为伪《六合拳序》充当伪证，结果谎言形成的漏洞就更大了  ”。

同时又改口说：“照理，车、宋都没有什么文化，怎么能在光绪二十年的《六合拳经》中写出“六合拳序”那谱颇有文采的伪序及后来出现在光绪二十一年车氏师弟李广亨抄录的《心意精意》中的《姬际可自述文》、《曹继武十法摘要》等伪文？。。。

紫元认为这些伪文的作者就是车毅斋的岳父--绅士孟渤如。因此，伪文真正执笔者已经明确，李广亨等都是抄录者，并不知内情。“。

这位颜伪造，把诽谤当儿戏，说嘴硬就嘴硬，说变就变成，尼玛---车宋原本就没有什么文化，根本就没有伪造的能力，因此也根本就伪造不出这些文献了。

这就和颜无耻，一方面说他父母没有生育能力，一方面又说他是他父母亲生的一样，活脱脱一个二百五！

各位看看，谁是伪造武学历史的人？ 谁是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