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意六合拳拳史艺术文化资料 - 中国武术 - 形意拳专题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重文轻武的习气，很少有史家为武者立传，除了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偶有提及以外，大多混迹于荒诞不经的野史、演义之中。因此，中国的拳术史一片荒芜，难有梗概可循。各家各派的拳史更是由各种传说堆积起来，很少能拿出令人信服的史料来。而在那些有限的史料中，又有许多是后人伪造的假史料，真正可信的并不多。但是，既然是拳史，就应该务求真实。
过去，社会的封闭造成了信息的封闭，对于拳术的继承与拳史的辩证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现在，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我们身处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的获取，比我们的前辈要便捷和广泛得多。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前辈的结论重新审视，在广泛地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将拳史的小环境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考察，仔细地对比、参照、研究、判断，使结果尽量接近历史原貌，以不辜负先人的创拳苦心。更重要的，是对后来之人负责。
毋庸置疑，心意六合拳是历史名拳，它的创立与发展，对中国近现代拳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心意六合拳的拳史也同样是斑驳陆离，众说纷纭。有的说它源自少林；也有的说它源自武当；有的说它属于外家；更有的说它属于内家；还有的说它属于回教等等……各讲各的，所凭的就是那么一点不知真假的史料，更多的则是来自先辈口中的传说与故事。如此看来，要搞清心意六合拳的历史似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了。
众所周知，拳学是一门体认的学问。因此，研究拳术的历史也不能仅凭想象。如果你自己对该拳术练之不精，理解浮浅，就不可能从较深的程度上去把握它。我认为，仅仅从文字到文字去研究心意六合拳的历史是不行的，必须从其活的标本，即拳术技术本身去剖析、比较、研究，由此去印证传说与史料，才能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进而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在考察心意六合拳的小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关照当时的大历史（即历史背景），求实辨虚，去伪存真，摸清其脉络并非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在力炼精功的基础上广泛地收集资料，在纵向继承的基础上，尽量多地进行横向的对比、参照，苦心孤诣地研究心意六合拳的历史，得出了一些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成果。现在发表出来，供心意六合拳爱好者参考。如有偏颇之处，希望得到方家指正。如果能够引起争论，那是再好不过的。因为真理愈辩愈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量准确地写出心意六合拳的拳史，为后人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从小生长在上海市的杨浦区、虹口区这两个“十大形”（心意六合拳的俗称）窝子里，见过的心意六合拳高手不计其数，像卢嵩高先生的亲传弟子卢少君（卢嵩高之子）、凌汉兴、张兆元、王书根、李尊思、满锡豹等等，以及卢氏的再传弟子张道夫（后开创合肥一脉）、黄文海（解兴邦的义子）、高敖其、大老李、大老刘、殷春等等，我都很熟识。尤其是上海心意六合拳中青年中的佼佼者井森金（虹口心意六合拳协会会长）、季新良（虹口心意六合拳协会总教练）等与我更是情如手足。
我从十二岁开始，随上海卢嵩高的掌门弟子解兴邦先生的徒弟王仁道老师学习心意六合拳，后来又拜卢的得意弟子于化龙先生深造（紫元评：于化龙不是卢老的正规弟子，更不是什么得意弟子），其间更得海南、江苏等地的民间心意高手指教。二十多年不懈的纯功力炼，对于心意六合拳可谓情有独钟。而且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我一直专职从事武术的推广、研究工作，又接触了不少其他地方与门派的心意六合拳高手，交流、借鉴了不少技术，也收集了不少资料，更听说的大量传说、轶事，可以说对于心意六合拳的各个方面是知之甚详的。
以下我从分析两篇心意六合拳的“经典”史料入手，来展开有关心意六合拳拳史的一系列研究。
一、乾隆十五年戴龙邦作《六合拳谱序》（以下简称“戴序”）是后人的伪作，要不就是戴撒了谎。（紫元按：是太谷车、宋假借“戴龙邦”名义作的伪文）
先让我们来看以下该序的全文：“天下之道有二：曰德、曰威；天下之学有二：曰文、曰武。然武之所重者，技艺（搏击）也。况国家讲礼有法，狝（xian）、蒐(sou)、苗、狩各有其时。而其间精微奥妙，更有不容率意妄陈者。余尝拟著为论，公诸同好，特恐言论不精，贻误后世，此心耿耿，曷（he）其有极。
兹见岳武穆王拳经，意既精纯，语亦明畅，急录之，以志余爱慕之情。
王讳飞，字鹏举，河南汤阴人也。父早亡，事母至孝，少负气节，优于将略，刚毅多谋，智勇绝伦，当时名将无出其右者。及长应试于东京，留守宗泽与谈兵法，曰：‘如将军者，方可与言孙吴。’此后屡立战功，遂成大将。善以少击众，尝自师八百人，破王善等五十万于南熏门；又八十人破曹城十余万众于极岭；其战兀术于顺昌，则背蒐军八百余。故有胜无败，猝遇劲敌不为所动，，故敌为之言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浚尝问用兵之术于王，曰：‘仁、信、智、勇、严，缺一不可。’王平生好礼贤士，博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然如书生。每战胜，必辞功，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而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余深为宋惜之。
当童子时，王受业于名师，精通枪法，以枪为拳，立一法以教将佐，名曰意拳。神妙莫测，盖从古未有之技也。王以后，金、元、明各代鲜有其技也。独我姬公，名际可，字隆风，生于明末国初（据今人考证生于明万历三十年），为蒲东诸冯人氏，访名师于终南山，得武穆王拳谱，后授余师曹继武先生于秋浦（即今之安徽贵池），时人不知其勇。先生习武十有二年，技勇方成。康熙癸（gui）酉（you）科联捷三元，钦命为陕西靖远总镇大都督，（后）致仕归籍。余游至池，先生以此拳授余，学之十易寒暑，先生曰：“子勇成矣。”余回晋至洛阳，遇马公学礼，谈艺甚洽，属余为序，余不文，焉能当此，但见世有能悍之士，未尝无兼人之力，及视其艺，再扣其学，手不应心，论不合道，何也？不得个中真传故也。
所谓真传者，名虽曰武，其实贵和。和者，智与勇顺成自然之谓也。岂世传捉拿、钩打、封闭、闪战，逞其跳跃，悦人耳目者可比。有其论，古今英勇之气，刚正之慨，威武矫矫不群者，尽为所失，而与作戏之辈，夫相同也。而论此艺，其大要不外阴阳、五行、动静、起落、进退、虚实，而其妙又须六合。六合者，手与足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眼与心合、心与气合、气与力合。变化无穷，是其智也；英气过人，是其勇也。苟入于其中，日将月就，攀跻（ji）之靡穷，则智无不备，勇无不生，得和平之理，会和平之情，自然能去能就，能弱能强，能进能退，能柔能刚。不动如山岳，难知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沧海，炫耀如三光。则尽乎其智，备乎其勇，全乎其和。以此而较艺，无不善矣。
以此观近世之演武者，同乎不同乎？异乎不异乎？（戴龙邦，乾隆十五年岁次庚午荷月书于洛阳马公学礼书屋）”
统观以上文字，其不实之处至少有四点：
1、岳飞创造心意六合拳之说不能立足：据《宋史》、《金佗粹编》等史书记载：岳飞生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十一岁随全县闻名的刀枪手陈广学习刀枪等武艺，数年间便成为一个“一县无敌”的人。后又拜周侗为师学习弓马骑射，不满18岁就能够使用300斤的硬弓与八石的弩机。北宋末年投军，任秉义郎（下级军官）。南宋王朝建立，上书高宗反对南迁，被革职。不久随宗泽守卫开封，任统制。泽死，从杜充南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兀术渡江南进，他移军广德、宜兴，坚持抵抗。次年，金军在江南军民的反击下，被迫北撤，他攻击金军后队，收复建康（今江苏南京）。绍兴三年（1133年），因镇压江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得高宗所奖“精忠岳飞”的锦旗。次年大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任清远军节度使。绍兴五年，又从张浚镇压洞庭湖地区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后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派人渡河联络太行义军，屡次建议大举北进。绍兴九年，高宗、秦桧与金议和，他上表反对。次年，兀术进兵河南。他出兵反击，在郾城大败金军，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两河义军纷起响应。这时高宗、秦桧一心求和，下令退兵。他回临安后，被解除兵权，任枢密副使。不久被诬谋反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以“莫须有”（也许有）的罪名与养子岳云及部将张宪同被杀害。
从以上史料可知，岳飞从军、为官十九年，大多戎马倥偬，东战西征，同时，又受到南宋朝庭内部矛盾的掣肘，其必定殚心歇虑，怎么会有心思去分心造拳呢？从岳飞的学艺经历也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都是战场上用的上的器械、弓马之术，并不重视“拳打二人忙”的徒手搏击拳法。更不可能去创造一门“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后才用的上的心意六合拳。而且既使是在冷兵器时代，战场决胜也是赖于战阵和计谋，岳飞作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军中主帅，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脱离实际地创造一些“无用”的拳法来训练将佐？再说，他英年早逝，即使有其心也未必有时间和精力去完成这项工作。因为以心意六合拳的结构与内涵来说，是必须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交流、编制，花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完成的。岳飞在征战杀伐、戎马倥偬之余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而且，戴序又说“王以后，金、元、明各代鲜有其技也。”据《金佗粹编》、《金伦续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记载：岳飞麾下将士众多，绍兴二年初为一万二千多人，绍兴二、三年间为二万三、四千人，绍兴四年三月为二万八千六百多人，绍兴五年以后，一直维持在十万人以上。如果果真是岳飞创立心意六合拳，“立一法以教将佐”，岳飞被害以后，岳家军将士或星散民间，或迁移另就，一定会把心意六合拳传播到全国各地，形成许多不同的师承流派。即使是当时朝廷严禁练习“岳氏拳法”，但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二十八日下诏为岳飞“平凡昭雪”，“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励忠义之气”。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宋高宗禅位给宋孝宗。七月初十日, 宋孝宗下令追复岳飞的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岳家子弟皆被朝廷授予官职。嘉泰四年（1204）六月，宋宁宗又追封岳飞为“鄂王”（谥忠武），广建祠庙纪念他。
如此看来，在岳飞死后19年，他的冤案即得到昭雪，而且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推崇。我想，那些深谙“岳氏心意六合拳法”的“将佐”们当不致如此短命。那么，顺理成章，岳飞所创造的心意六合拳理应发扬光大，为万众所学习，决不应该从此埋没无闻。以岳飞之名气，史书上也应该有此记载。但是，为什么从岳飞遇难到一直到明末清初，数百年间未闻一位心意六合拳的传人？退一步来说，假使金、元以后该拳由于朝廷禁止而隐匿民间，那么明朝以后应该有所彰显。而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遍数天下拳法，却未见有心意六合拳或意拳之名，单等明末清初的姬际可“访名师于终南山，得武穆王拳谱”而出山，显然不足为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岳飞创心意六合拳（意拳）之说是不能立足的，心意六合拳决不是岳飞所创造，戴序的“岳创说”显然未经考证。
此为戴序不实处之一。
2、《武穆遗书》并非拳术论著：戴序言：姬际可“……访名师于终南山，得武穆王拳谱（即所谓《武穆遗书》）……”，因而继承了心意六合拳。但是，找遍了元人所修的《宋史》、南宋史馆所撰的《国史》、熊克的《中兴小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及出自岳飞之孙岳珂之手的《金佗粹编》、《金佗续编》书籍，查遍了有关岳飞及后代、岳家军事迹的正史与野史资料，均不见任何岳飞遗留的“武学论著”的记载？尤其是宋孝宗给岳飞平反后，岳飞之子岳霖开始搜集资料，整理其父的历史。他“考于闻见，访于遗卒”（《金佗粹编》），在绍熙三年（1192）冬临死前托付给儿子岳珂。岳珂靠宰相京镗的帮助，“大访遗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纪述文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积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因其己成，益其未备……盖五年而仅成一书”（《金佗粹编》），做了很详细的搜辑工作，而且历经数年之久，才先后编写成《金佗粹编）28卷和《金佗续编》30卷。如果说岳飞曾经创造心意六合拳，并留有拳术论著（《武穆遗书》）的话，在这两书中决无遗漏不记之理。如果说岳飞撰写《武穆遗书》连自己的子孙都不传或者不知道，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信的。通观这些年在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所谓《武穆遗书》的内容来看，且不用论证其真伪，单就其内容来看，就与心意六合拳大相径庭，毫无关系。
实际上，岳飞的确有遗留的文章成书传世，书名是《岳武穆遗文》（一作《岳忠武王文集》）。该书现在可见的是清乾隆间黄邦宁校刊本，八卷，包括奏疏、书启、诗词、散文等，所载岳文甚详，却没有任何有关拳术的片言只语。这就是真正的《武穆遗书》。（紫元按：
乾隆年间的《岳忠武王文集》就是清末伪书《武穆遗书》名称的参照来源）
既然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本子虚乌有的所谓《武穆遗书》（论述拳术的），那么，戴龙邦在马学礼书屋怎么“兹见岳武穆王拳经，意既精纯，语亦明畅，急录之，以志余爱慕之情。”？姬际可又如何“访名师于终南山，得武穆王拳谱。”？（有人考证姬际可从未到过终南山，但我未考证，这里不敢妄说，待以后进一步证实。）
此为戴序不实之处之二。
3、曹继武不是心意六合拳传人：戴序言：“……后授余师曹继武先生于秋浦（即今之安徽贵池），时人不知其勇。先生习武十有二年，技勇方成。康熙癸酉科联捷三元，钦命为陕西靖远总镇大都督，（后）致仕归籍。余游至池，先生以此拳授余，学之十易寒暑，先生曰：‘子勇成矣。’……”
其实，要搞清曹继武的身份与事迹并非难事，因为凡是清朝武举，皆有典籍可查。我对曹继武身份的怀疑是源自许友根所著《武举制度史略》一书，该书附录四所载“清代武鼎甲人名录”上，根本没有所谓“康熙癸酉科联捷三元”的曹继武，而且清朝从顺治三年开始武科考试以来，每三年一届，并没有“癸酉”一科，只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甲戌科，状元为曹日玮，上注“京卫”人氏，也就是现在的安徽贵池人。然后我又翻阅了《重修安徽通志》，在其“卷二百三十·人物志·武功”中有有关曹日玮的记载：“曹日玮，字继武，贵池人，康熙癸未武进士第一，授二等待卫，从征厄鲁特有功，出为山西利名路参将，累擢陕西兴汉等处总兵官。汉江暴涨，州城尽圮，日玮督军士昼夜巡防，感寒疾卒。”但是，这里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即清代癸未科的武状元是曹维成，贵州贵阳人氏。而甲戌科的武状元才是曹日玮，贵池人氏。所以曹继武当为此人无疑。
后来，在杂志上阅读了郭华东、张全海先生的《曹继武与心意六合拳无关》一文，其考证甚为细致，其结论与我不谋而合。据其考证：对于曹继武生平的叙述更为详细者见于光绪《贵池县志·卷二八·人物志·武功》，其志曰：“曹日玮，字继武。父光国，倜傥不羁，游都门，占籍京卫。授长子日瑛以文，授次子日玮以武。日玮习骑射，兼通经史。康熙三十二年举顺天武乡试第一，明年会试中式，廷试弓马对策，莫与俦者，上亲拔一甲一名，赐武进士及弟，授二等侍卫，直禁中。三十六年，随驾征厄鲁特，著勤劳，屡被内纻蟒衣酒果之赐。三十九年出为山西利民路参将，举卓异，升浙江金华副将，引见上，以利民地方久悉，著以新衔留原任。四十四年，奉特旨，迁陕西固原西路靖远卫副将。四十五年春，即擢陕西兴安、汉羌等处挂印总兵官，时汉江暴涨，州城被水啮尽圯。日玮至官，日督军士昼夜巡防，感寒疾卒，年三十六。上闻悼惜，赐祭葬如例。”
如此看来，曹继武生于都门顺天，一生都在为清朝效忠，直至病死于陕西兴汉任上。并未有向姬际可学习心意六合拳的记载。虽然曹日玮是武举出身，但清朝武举考试的项目为马射、步射、开弓、舞刀、掇石等项，一个醉心科举的人，决不会浪费时间去学习诸如“心意六合拳”之类的“无用”之技。而且曹继武并未“致仕归籍”，怎么可能“后授余师曹继武先生于秋浦（即今之安徽贵池）……”？所以，姬际可传艺曹继武一说决不可信。
另外，从史料可确知，曹继武卒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而戴龙邦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紫元按：真实的戴隆邦，生于1790年前后。与伪文中生于1713年的戴龙邦根本不同），也就是说曹继武死后七年戴龙邦才出生，戴序中所谓“余游至池，先生以此拳授余……”之说如何成立？难道是曹继武“魂授”戴龙邦？！这可真是活见鬼了。如果戴序不是后人之伪作，那么戴龙邦这个谎可就撒大了！
此为戴序不实之处之三。
4、戴龙邦应为“戴隆邦”：该文字最后署名“戴龙邦，乾隆十五年岁次庚午荷月书于洛阳马公学礼书屋”。但是，2001年3月，山西祁县文史工作者在山西祁县小韩庄戴氏后裔家中，发现了清朝雍正六年制作的一套四本戴氏家谱，明确记载了从戴氏始祖戴成忠至二十三代后人的详细家族谱系情况（紫元按：家谱序作于雍正六年，后人不断将戴氏亡人添上去，家谱最后添上去的是清末光绪年间人名）。证明戴龙邦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戴隆邦”，如果这篇文字真是戴龙邦所写，其署名决不会写错。之所以会出错，只能证明该序并非戴隆邦本人所写，而是后人附会，署名自然也是依照口传中的 “戴龙邦”，而不是家谱上的“戴隆邦”了。
此为戴序不实之处之四。
综上所述，我认为囿于当时的环境，戴隆邦可能对心意六合拳的来源缺乏考证，轻信了传说，但他决不可能连其授业恩师以及自己的名字也给记错了。所以，可以肯定这篇历来被心意、形意门人奉为经典史料的《戴龙邦·六合拳谱序》绝对是伪作无疑。既然断定为伪作，其观点当然不足为信。
实际上，以上的这些考证并不困难，尤其是有关曹继武的考证更是举手之劳。但是，为什么多年以来就没有人想到去查一查。对于一般心意、形意拳爱好者来说，即使因循旧说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有人竟然将这种因循之说不加考证地写入中国武术协会审定的《中华武术文库·形意拳理论研究》之中，似乎就不太负责任了。
二、《姬际可自述》纯系拙劣的伪作。
请看《姬际可自述》全文：“老朽姬际可，字龙峰，祖居蒲东诸冯里。自幼熟读诗书，本欲光宗耀祖，奈因万历后，横征暴敛，又遭强暴之侵凌，十三岁时家业逐渐凋零，家父故为我延师习武，与寄居蒲东之钱塘人赵元龙（后名云飞字之物）同窗学艺五载。后父母相继逝世，遂上嵩山学艺近十易寒暑，颇得少林秘法，尤擅大枪术。余以吾处于乱世，出则可操兵，归则执枪可自卫。若太平之日，刀兵鞘伏，倘有不测，将何以御之。由是出走南方，遍访技击名家，顺便寻找师弟云飞。未遇而到西湖，转而到峨嵋，一无所得，又转道汉中，逾秦岭，入终南。彼时因落魄江湖，毫无寸进，既不能遂平生之志，又不能重返故园，生趣毫无，遂生遁世之心。于是越群峦，探古洞。在玉柱峰下，寻得一座坍塌残破古刹，决意在终南作为我归宿之地。老朽那时倍受艰辛，真是言莫可喻。只身住古刹，四壁肃然，单将东配殿修葺，以避风雪。深夜又常被野兽咆哮声所惊醒，难以就寝。一次我掣起防身宝剑追逐返回，偶见西配殿内隐隐约约有微光照射，当时明月皎洁，老朽疑由破窗射进，细一辨别，更将可疑，好奇心动，燃油松上照，土蔽尘封，显露点点微光，纵身一跳，跨上横陀，竟在承尘上放有一柄古剑，一个木匣，老朽捧来端详，剑鞘形式古雅，剑光辉目，锋利异常，上嵌‘汤阴岳氏’四字，并无剑名。老朽不识其剑，实贵其人。再开木匣，却是一部手册，题名《六合拳经》。其中有：五行变化之原理，阴阳造化之枢机，起落进退动静虚实之奥妙，武术之精华尽集于此书。老朽感焉，悉心研究其中精义，经十载之苦心钻研，会其理于一本，通其形于万殊，以六合为法；五行、十形为拳；以心之发动曰意；意之所向为拳，名曰《心意六合拳》。诚恐有负岳武穆著书意义，决心传之后世。遂离终南东行，遍访名师，物色传人，然此拳一经问世，人竟以狂妄目我，庶不知此拳有防身御侮养性修身之术，以心意诚于中而肢体形于外，含藏先天之本，性命生死之道，阴阳之母，四象之根，以夺阴阳之造化，扭转乾坤之枢机。然沿途所遇，皆庸俗之辈。到苏、常一带访友，巧遇王辅臣父子，承他父子另眼相待。其子耀龙尚能刻苦用功，转瞬五载，又西南行，至秋浦遇曹公，托其子继武于我，一教十二年，其技方成。阔别多年之云飞师弟在此奇遇，叙述其从镇三江陆稼民门下学得少林真传，彼此相较，心意六合拳实有独到之处。诚恐后学者不知，故录之以志。丙寅（康熙25年）仲春际可书于秋浦（即贵池）。”
此篇文字一看可知系粗通文字之人所写，绝非文武双全的姬际可之文笔。而且通篇胡说八道，未有一点可信之辞。因其谬论太多，不屑处处指出，仅列四条，足见其伪。
1、岳飞死于绍兴十一年（1142年），而根据该文推论，姬际可在破庙中发现“岳剑”与《六合拳经》大概在康熙三年（1664）左右。我们且不问是谁把这两样东西藏在“横陀”之上，仅以时间推论，此时距岳飞辞世已经五百多年，这两样东西不朽、不锈、不蛀，真是怪结实的。如果这一点勉强能够应付，那么以下三点，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2、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考证过，曹继武父子虽是安徽贵池人，但曹光国早就迁居都门，而曹继武则出生于顺天，从未在贵池生活过，姬际可如何“至秋浦遇曹公，托其子继武于我……”这不是子虚乌有嘛？！
3、此文中姬际可称：“祖居蒲东诸冯里。”而据今人考证，诸冯在蒲州西缘，此时的姬际可还不至于老到东西不辨的地步吧。可见此说来自于“戴序”，是后人伪造，而非姬氏自谓。
4、更可笑的是，这篇文字签署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五年，而姬际可已于康熙二十二年逝世。人已经死了三年，尚且能够写出文章来，真是亘古未有之奇闻！
如此拙劣之伪作，尚有人将其奉为可靠之史料，不但可笑，简直可悲！
通过以上对于两篇“经典”史料的辨析，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其伪作的真实面目，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岳飞创心意六合拳（意拳）之说是不能立足的，也就是说，心意六合拳决不是岳飞所创造，而是另有其人。
当然，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几位大英雄之一，其武功人品历来受到广大中国人的极度推崇。假托岳大将军造拳，一可使世人尊崇；二可增门户气概。十分有利于该拳派的发展与壮大。所以假托岳飞创拳的武术门派比比皆是，并非心意六合拳所仅有。
三、达摩与少林寺拳法没有关系，与心意六合拳更没有关系。
据说达摩是中国少林拳术的开山始祖，在中国武林传说中，他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心意六合拳的门人们，只是把达摩创拳的范围缩小到心意六合拳这一块上来而已，并不见得有什么创意。
持这种说法的人，理由有二：
其一，有偈为证。中国佛教界不知何时流传出一个小偈子，偈曰：“达摩西来无一物，全凭心意用功夫；若从经上寻佛法，笔尖蘸干洞庭湖”。这里有“全凭心意用功夫”一句，对佛学无知的人就莫名其妙地将此言与达摩创立少林寺拳法的传说联系起来，便想当然地构成了达摩创立心意六合拳的所谓依据；
其二，有拳为证。现今嵩山少林寺内有秘传心意把拳法，与世传心意六合拳相似。因此有的人就认为，达摩曾居嵩山少林寺九年，开创中土禅宗之先河，在此期间便创立了心意六合拳，否则寺内为何有心意把流传至今呢？以此为据的人进一步说：心意把原来仅限于少林寺僧中流传，后辗转流入民间，发展变化成为现在的心意六合拳。
那么，达摩创拳是否确有其事呢？这就需要了解一下达摩倒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据文献记载：达摩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一个人物，全名菩提达摩。相传他是南天竺国秀玉王之子，俗姓刹帝利，原名菩提多罗。自从佛祖释迦牟尼在灵鹫山大法会上拈花微笑，只有大伽叶会心一笑，以心传心，接过了大法，依次相传，灯灯相续，传到达摩已经是第二十八代。后来他游化中国，开创中土的禅宗一派（又称楞伽宗），被唐人称为“禅宗初祖”。
梁武帝普通元年，即公元520年（也有称大通元年，即公元527年），达摩到达中国的南方，经广州刺史萧昂表奏，到达金陵（今南京），受到粱武帝的接见。武帝虽虔信佛教，但是受当时南方佛教偏重义理的影响，对达摩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作风不能理解。于是达摩渡江北上，来到北魏境内，先到洛阳，后到嵩山、少室山一带“头陀”坐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大约在东魏初期的太平年间，即公元534－537年（也有称梁武帝大通二年，即公元528年），达摩灭化于洛河之滨，葬于熊耳山前的空相寺（现陕县西李村乡支沟村东南约一里）。
关于达摩的身世经历，历代文献记载甚丰，虽然矛盾之处颇多，但均未提达摩精通武功拳法之事。
前边我们曾经提到，达摩是奉行“头陀行”的苦行僧。所谓“头陀”，是梵语的译音，意思为抖擞，即抖擞衣服、饮食、住处三种贪着之法，用苦行锻炼心智，寻求解脱的一种方法。达摩的法孙那禅师及其弟子慧满尚且是“一衣、一钵，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常行乞食”，更不用说达摩了。也就是说，达摩是远离人烟，露宿林间、山洞，“常坐不卧”的，他的弟子经常是“循扰岩穴，言问深博”，其饮食也是依靠弟子们乞食而“给供谘接”的。他根本没有住过少林寺，更不用说在少林寺内传授禅宗之法或者创造少林拳法了。而且，少林寺虽然建于魏太和二十年（496年），但是真正成为一座禅寺却是在宋哲宗时代的事了。以前少林寺一直是一座律寺，直到宋元祐四年（1089年）才由河南府尹韩缜迎请曹洞宗义青大师的大弟子报恩禅师来少林寺传法，并使少林寺“革律为禅”，变为一座禅寺。
另外，我们知道，达摩的禅法叫“南天竺一乘宗”，其真法是“理入”与“行入”。理入就是明白成佛的大道理，必须抛弃一切障碍，舍伪归真，凝心壁观，洞彻“二无我”（人空、法空）的真谛。行入又分为四个层次，即“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大意是：修行很苦，但这是往劫的业报，必须甘心情愿，不能有所怨恨；而人生荣辱、贫贱或者富贵皆宿因所构，缘尽还无，不必喜怒，得失随缘，心无增减；世人长迷，贪恋名利、美色，天天在追求，但“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三界皆苦，只有跳出这个轮回的怪圈，才能解脱；能悟到真理，六根清静，无忧无虑，就可以“理事兼容，苦乐无滞”了。比如其“报怨行”的内容是：“初报怨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诉。经云：‘逢苦不忧’，认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这里很明确地提出甘心忍受人生的一切苦痛，对外来的任何压迫与矛盾，都应该“逢苦不忧”，逆来顺受，不要有丝毫的抵触。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外息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摩语）的佛教大德，世事避犹不及，哪里还会无端介入？一个“行住坐卧，纯一直心”的有道高僧，怎么会有闲心去发明一大堆与参禅入道毫不相干的拳法？创拳涉俗，非但有悖禅理，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况且，在达摩以后的禅宗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都没有懂得武功的记载和传闻。特别是大弘禅宗的六祖慧能，面对前来追杀的惠明和尚，也是以说法降服其心，而并非以武功打败他。
事实上，少林武术起源于达摩的说法，是从明代才开始的，（紫元按：此说有误，武术托名达摩是从清末才开始的，明末清初只是托名达摩为伪易筋经义的作者，没有提到达摩与武术或其他气功的任何关系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有关达摩传教武术的记载，只是有一些练气养神的功法，托达摩之名传世。比如宋真宗时代的张君房总编了一部道教类书籍《云笈七籤》，内中收了一篇《达摩大师住世留形内真妙用诀》，就是这一类东西。
真正言及少林武术与达摩有关的书籍，最早的是明代天启五年（1624年），天台山紫凝道人宗衡伪托达摩之名编写的一部《易筋经》。其中载有两篇宗衡编造的序言，一篇是唐初名将李靖所写，序于贞观二年，另一篇是南宋初年名将牛皋所写，序于绍兴十二年。
其中李靖的序言说：达摩死后，留下一个铁箱子，僧徒们开箱后，发现内存《洗髓经》与《易筋经》各一部，都是用天竺文所书。《洗髓经》被慧可取走，已经失传；《易筋经》虽然存于少林寺，但只能看懂一小部分，于是僧徒们便“各逞己意，演而习之，竟成旁门，落于技艺，失修身之正旨。至今少林僧众仅以角技而擅名，是得此经之一斑也。”
明清以后，达摩创立少林武术之说已成泛滥之势，非但少林派拳法的拳师、僧徒高举达摩大旗，就连许多自称内家拳的流派也混迹其中，摇旗呐喊。达摩已经不再囿于创立少林武术，其他各门各派也都被收入囊中。直到民国廿六年（1938年），吴图南编写的《国术概论》中《少林拳史略》等节，亦称“五拳之法，导源于达摩禅师之十八罗汉手”，又列出了少林拳术的传承表“跋陀－惠光－达昙－达摩－惠可”，将与达摩毫不相关的跋陀列为达摩的师祖，可笑之极，草率之极。而在1988年10月出版的《新编少林寺志》中，依然明晃晃地写着“达摩来到少林寺，他主张‘壁观’坐禅……创造了十八手，这便是少林拳的雏型。”不仅如此，就连现在的许多正式学术著作以及各种媒体的报道，但凡涉及少林武术的，也大多宗行此说。难道这些人真的不知道达摩与少林寺以及少林拳法无关吗？
如此看来，许多人非要把达摩与少林寺以及少林寺拳法扯到一块，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少林寺里的和尚也非要将少林拳法捆在达摩大师的大腿上，除了标榜武学正宗、历史悠久之外，恐怕也是为自己的“不务正业”寻找开脱的籍口吧。
当然，由于心意六合拳后来的确是在少林寺中形成并流传后世，据说在其命名的时候引用了佛经《俱舍论》中的“心意识体一”的学说，强调练拳也应该像参禅一样，使思想、感觉、行为贯穿一体，纯一直心，不执不迷，必然可以勘破拳学真理，得到超乎寻常的功夫。
这样来看，如果说心意拳法在创立过程中，曾经受到了佛家教义的启发，于拳法中融贯了禅法，拳禅合一，有所助益，倒也说得过去。从这一方面来理解，说我们继承了禅宗乃至达摩修炼的某些思想与方法或许还可以，但如果以此为据认定心意六合拳乃为达摩所创，未免牵强附会，自欺欺人。
四、心意六合拳乃是明末清初的武术高手姬际可大师所创，至今已有三百五十多年历史了。
实际上，无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心意六合拳门人，都不会否认自己的拳法是从姬际可先生那里传递而来。无论是民间的传说还是拳史资料，都将最初传授心意六合拳的人明确指向姬际可先生。
有关姬际可传授心意六合拳的最早记载，是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河南新安长理沟进士王自诚所撰之《拳论质疑序》（紫元按：这里搞错，是王自诚抄录清雍正十一年三月“河南府李”的序），序载：“拳之类不一，其端不知创自何人，惟六合出于山西龙凤姬先师。先师明末人也，精枪法，人皆以为神。而先师犹有虞焉，曰：‘吾处乱世，执枪卫身则可，若处平世，刀兵消伏，倘遇不测，将何以御之？！’于是变枪为拳，会其理于一本，通其形于万殊，拳名六合……然得姬老师之真传者，惟其南山郑氏一人焉……余幸得学于郑师，以接姬老师之真传……”
我们没有有关王自诚的更多的材料，在雍正年间的进士名录上也未有王自诚之名，或许自诚只是他的字或者别名。从时间上看，王自诚应该是心意六合拳的第三代弟子，他在文中称，其师为郑老师，可是没有具体说出郑老师的名字，为历史留下了悬案（紫元按：紫元曾赴新安掌礼沟考察及查阅新安县志，没有“新安长理沟进士王自诚”，从唐豪抄录“三三拳谱”的序之原始落款看，根本没有“进士”二字，也没有什么《拳论质疑序》，所以“清雍正十三年河南新安长理沟进士王自诚所撰之《拳论质疑序》”是后人去除序之真正作者“河南府李”伪造而成的。“河南府李”才是真正第三代，王自诚只是谱的收藏者而已）。不过在这里王自诚很明确地提出，心意六合拳是山西姬龙凤先生“变枪为拳”而创立的。但是，关于姬先生的名字，民间的写法有“隆风、隆凤、隆丰、龙峰、龙凤”等等，还有的将“龙、凤”视为两个人，不一而足。关于姬先生的籍贯，王自诚说是山西，而传说中为“山西蒲州诸冯人氏”。那么，在历史上的山西蒲州，是否真的存在一位姬龙凤（抑或隆风、隆凤、隆丰、龙峰）先生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形意拳门人孙业民先生首次在山西省永济县张营公社尊村大队的姬氏家族中发现了一本《姬氏族谱》，此谱原有六册，末册已失，尚存五册，宣纸三十二开本，系乾隆五十五年九月由姬氏第十四世孙姬光壁等所写，现藏于姬氏第十九世姬兰廷老人手中。其谱第二册载有姬氏九世名“际可”，并有旁注：“技勇绝伦，老年破流寇于村西，手歼渠魁，人号‘神枪’，训次子，字龙峰，传艺河南，至今人以夫子事之。”可见，当地的确曾经存在过一位武功高手，该人姓姬，名际可，字龙峰（而非“隆风、隆凤、隆丰、龙峰、龙凤”）。
那么，现在的“山西永济张营尊村”是否就是古代的“山西蒲州诸冯”呢？
据考证，永济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古称蒲坂，亦称蒲州，乃是舜帝故里（舜也是诸冯人氏）。汉始置县，清朝改称永济。诸冯在蒲州西缘，昔诸冯为里治，相当今之乡镇（现为张营乡），故称诸冯里。龙峰在世时，其故里称北义平村，后称宗村，龙峰故后始称尊村。由此可见，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张营乡尊村”就是古代的“山西蒲州诸冯里北义平村（宗村）”，而在这里生活过的武功高手姬际可（字龙峰），就是我们心意六合拳的祖师无疑了。
不过，即使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了姬际可就是心意六合拳的祖师爷，可是依然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需要考证——那就是姬际可的师承。以我们对于拳法的认识和经验来看，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没有继承地凭空造拳，特别是像心意六合拳这种拳风独特，拳理深奥的上乘拳法，更不可能是某位天才毫无根据地感悟而来。那么，姬际可究竟师事何人？属于哪一个拳术流派呢？
众所周知，自民国以后，世人都将从心意六合拳发展而来的形意拳定性为“武当内家拳”，在拳理上大多理解为道家法统。但事实上形意拳的道家特色是在清末才形成的，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人将心意六合拳视为“武当内家拳”，甚至与之相反，将其称为：“少林外家支派”（紫元按：这是清末光绪21年太谷形意门伪造的《戴龙邦·心意六合拳重订本》，及民国初太谷形意门车毅斋碑文上首次出现的说法，心意六合传谱中根本无此说！）。
在山西民间流传的《戴龙邦·心意六合拳重订本》墨本中，自称其拳是“少林外家支派”。而在山西派心意拳大师车毅斋先生的墓碑上也有：“戴氏祖传心意拳少林外家支派……”等明确记载。这就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姬际可先生与少林寺的某种渊源关系。而且，在心意六合拳前辈以及尊村的老年人口中都有一个传说：姬际可在二十岁左右就已经武功卓著，为访天下豪杰，在明天启五年（1624年）至河南嵩山少林寺，与武僧切磋武技，从古刹山门三进三出，安然无恙，被少林寺聘为武术教师传授心意六合拳。姬公逝世之时，少林举寺哀悼颂经，并刻碑立像而载之。这就是说，现在少林寺内传承的心意把，就是姬际可当年的遗技（紫元按：这里有误，详见紫元相关文章）。
这里，问题便出来了。
俗话说：“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寺武术之盛，至少可以推溯到唐朝。在唐武德四年（621年）四月二十七日，少林寺上座善护、寺主志操、都维那惠玚等十三位僧人，暗中联合（车睘）州司马赵孝宰等人，里应外合夺取（车睘）州城，生擒王世充之侄王仁则，归顺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当皇帝后，“嘉其义烈，频降玺书宣慰……”，昙宗领受“大将军”，特许少林寺演练僧兵，自立营盘，不戒酒肉，称为“五荤和尚”。从此少林寺尚武之风大振（紫元按：这里有误，详见紫元相关文章），形成了为历代统治者服务的传统，这种传统到明朝发展到了高潮。
或许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濠州皇觉寺出家八年，对佛教“情有独钟”。所以，明朝建立以后，对佛教是十分尊崇的。少林寺作为天下名寺，当然也受到皇家的格外重视。从以下资料中，其况可见一斑。
（一）洪武十五年（1382年），少林寺住持松庭子严（1321－1391）做了河南府僧纲司的都纲（从九品），主管一府僧务。这年冬天，又被周王朱（木肃）请到开封，为国母孝慈皇后马氏资悼冥福；
（二）洪武二十六年（1393），仁山毅公（1340－1405）奉周王令旨出任少林住持，仁山先后受到周王、晋王顶礼。永乐三年五月，仁山被举为参加全国佛教法会的高僧；
（三）成化十九年，太监陈某奉旨到少林寺侑斋，因缺住持领众，经镇守河南的钦差太监兰忠等举荐，命性成为住持；
（四）弘治二年（1489），周惠王朱同镳在开封举办法会，请少林住持可仙升堂说法，大加赏赐；
（五）嘉靖乙未（1535），静庵悟榻出任少林住持，不久被徽王府聘为主香火院。今少林寺门前牌坊上的楹联即为徽王府浦城王朱载埨所书；
（六）万历壬辰年（1592），无言正道（1547－1609）任少林寺住持，周端王朱肃溱曾请道公至开封说法，并请他为其子看病。另外，先后有八位王子追随道公出家为僧，居住在“八王子院”。因其在少林寺本院之南，又称“南园”；
（七）万历十年（1582），皇太后曾特赐少林寺精工刻印的佛经637函，贮于寺中，供人阅读；
由此可见，少林寺在姬际可那个年代与皇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其社会地位当然也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各朝各代中，尤以明王朝最为保守，等级观念最为森严。可以想象，在封建社会那种极端讲究尊卑关系的状况中，传说中的那个二十来岁，而且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姬际可，即使武功高强，要进少林寺传授拳术，想来也是不太可能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明代是少林武术发展的高潮阶段，少林武术的体系与风格早已形成，寺内高手如云，全国各地的官兵与地方武装争相聘请少林武僧前往执教，连大名鼎鼎的戚继光都曾经邀请少林武僧训练士卒。其时少林武事之盛，名闻天下。我们仅仅寻找几篇在姬际可出生与成长的万历至天启年间的游记与诗作，就可以看到当时少林武事的盛况：
（一）王士性《嵩游记》（约作于1585年前）云：“寺八百余僧，自唐太宗退王世充，赐昙宗官，僧各习武艺俱绝。”
（二）金忠士《游嵩山少林寺》（约作于1608年）云：“午刻，少参君招饮溪南方丈中，观群僧角艺。”
（三）袁弘道《嵩游》（作于1609年）云：“晓起出门，童白分棚立。乞观手搏，主者曰：‘山中故事也。’试之，多绝技。”
（四）万历十七年进士、曾任河南巡抚的程绍曾写过一首七律《少林观武》，诗云：“暂憩招提试武僧，金戈铁棒技层层。刚强胜有降魔力，习惯轻携搏虎能……”
（五）天启年间的礼部侍郎公鼐的《少林观僧比试歌》中云：“震旦丛林首嵩少，比丘千余尽英妙……”
由于少林寺武僧武功卓著，天下驰名，所以从正德到天启，明政府经常征调少林僧兵为国家效力。巩固边防、平息叛乱、抵御倭寇、镇压农民起义，无不有少林僧兵充斥其间。因此，少林和尚们除了朔、望之外，连经也不念，佛也不礼了，练武之风达到极盛。从现在少林寺塔林遗存的塔铭石刻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少林和尚为国效力的“热情”与荣耀（紫元按：少林寺武术是从明代英宗帝被掳走后才开始的，详见紫元相关文章）。
（一）在塔林中现存有“三奇友公和尚塔”，立塔者是河南府仪卫司千长李臣及其友公和尚的弟子洪仲、洪良等人。上有两块塔铭，一块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立的，铭文说：在明武宗正德年间，因达延汗入侵，山陕边防吃紧，武宗皇帝亲自下令征调少林僧兵防守边镇，以加强军备。另一块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六月立的，铭文说：由于三奇和尚镇守山陕有功，明政府又委派他统征云南少数民族贵族叛乱云云。
根据文献记载，“友公三奇和尚”就是少林寺大名鼎鼎的“三奇周友”（？－1547），他在正德年间“蒙钦取宣调”，镇守山东、陕西布政使司（省）辖下的堡塞，屡立战功，御封为“都提调总兵”。他亦曾奉命统征云南，讨伐叛蛮。所谓“三奇”，就是立了三次奇功。明朝永乐以后，将军功分为三等，即奇功、首功、次功。周友获得三次奇功，可见其英勇善战，武艺高超。
“三奇友公和尚塔”的塔额曰：“敕赐大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正德年间蒙钦取宣调，镇守山陕等布政边，京御封都提调总兵，统任云南烈兵扣官，赏友公三奇和尚之寿塔。”这位友公和尚号称
（二）在明万历三年（1575年）二月建立的《少林寺竺方参公和尚塔铭》、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豁免粮差碑》，以及万历元年（1573年）、万历九年（1581年）立的石碑中，分别记载了嘉靖年间明政府征调少林僧兵镇压北京附近的霸州刘六、刘七起义，山东青州王堂起义以及河南柘城师尚昭起义的事件。
在竺方参公的塔铭中说：“师讳周，其名曰参，号竺方……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司明文调用截杀，领僧兵五十名，征师尚昭。赶贼兵，运大智于沙场，战雄兵于顷刻不过，尽忠于国，丛林见得忠义……”这位竺方周参“自幼习武，精究六韬”，十五岁入少林寺，拜悟空和尚（即扁囤和尚）为师，“习学演武，名播四海，武亚诸方。”可见这也是一位名冠天下的武术高手。
（三）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建立的《敕赐少林禅寺都提举征战有功顺公万庵和尚塔铭》，以及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建立的《敕赐祖庭大少林禅寺恩祖征战有功大才便公（大才普遍，1542－1624）本大和尚塔铭》。说明这两为和尚为朝廷征战有功，得到了嘉奖，其中万庵同顺（1535－1618）被任命为“都提举”的官爵。
（四）在塔林中，还见到两块关于为官府充当武术教师的塔铭。一块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建立的《敕赐祖庭大少林禅寺庄严圆寂亲教师就公天竺和尚之塔》；另一块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建立的《敕赐少林禅寺授教师武公本乐（本乐宗武，1578－1618）和尚享寿四十一之塔》。这两个和尚虽未提到征战有功，但也是为国阵亡。从这两座塔均为皇上敕建的状况来看，两人一定武功都很高超，极受官府的重视。
由以上资料可以得出结论：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少林武术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非但得到朝廷的重视，更是声势显赫，弟子如云，高手济济，几乎到了天下景仰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少林寺的武僧们再虚心，也决不会向一个寺外青年求教。
那么，如果姬际可二十岁时（天启五年）果真去了少林寺，而且真的一住就是十多年，如果不是去传艺的，那他究竟干什么去了？根据各方面情况分析，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学艺去了！或许正是因为姬际可曾经在少林学艺，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心意六合拳，才有了后来的“少林外家支派”之说（紫元按：此说完全错误。姬氏如果去少林寺学艺，少林寺老谱上就不会有“姬老师枪谱”之称，明明叫“老师”二字。其实是姬氏去试艺，如同俞大猷一样）
一
九九四年五月，我曾与郑州的心意拳同道李新民先生专程赴嵩山少林寺，拜访少林心意把传人德建和尚。在少林塔林，我们分别演示了各自的心意拳法，他所演练的
少林心意把动作虽然与我们演练的拳法动作并不十分相同，但是从其基本构成来看，依然能看出相承一源的血脉痕迹。而且，我们发现白衣殿南北两面山墙上的少林
武僧练武壁画，其手型、步型、身型等均与心意六合拳的动作何其相似，却有别于现在寺内外流传的少林拳动作，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根据文献记载，这两幅壁画一
幅是湛洛和尚指导僧徒比赛心意拳，另一幅是湛举和尚指导僧徒比赛六合拳，据说这两幅壁画已经有七百历史了（紫元按：湛举和尚是清末人，壁画怎么可能“已经有七百历史了”？！）。
一曰心意拳，一曰六合拳，难道真的是一种巧合吗？更有甚者，千佛殿中古代寺僧练武踩出的脚窝依然，而据记载这些脚窝即为练习心意把所致。从技术方面来看，
心意六合拳的练习与发力方法正好与此相吻合（紫元按：心意拳是明末清初济源异人所创，后传入少林寺；六合拳是姬氏所创；心意把是马学礼改编后传给少林寺
的，是乾隆年间的事了。详见紫元相关文章）。
如果进一步从拳理上来看，心意六合拳所遵循的“十法摘要”，也就是少林拳法所遵循的“十法秘要”，两者一模一样，但明显有别于所谓“武当内家拳”的技术要求。而且，既然是“摘要”，就一定是从哪里摘录而来。那么它究竟是从哪里摘录来的呢？合理的解释或许只有一个，从少林寺的拳谱中摘录来的（紫元按：全错，详见紫元相关文章）。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少林心意把并没有“十大真形”之说。如果是姬际可将心意六合拳传给寺僧，就不可能遗漏作为心意六合拳一大重要特征的“十大真形”。而且，少林心意把并不具备“化枪为拳”的技术特征，而在心意六合拳中却自始至终都充斥着“化枪为拳”的技术形态，如果少林心意把是从心意六合拳变化来的，就一定不会出现这种不可解释的反常现象。
再进一步来看，姬际可创立心意六合拳是所谓的“化枪为拳”。那么，他的枪法渊源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少林以棍法闻天下，其名更甚于拳法。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说：“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那么，有人说，棍是棍，枪是枪，少林棍法与枪法何干？实际上，产生这种疑问，是由于对古时的少林棍法缺乏了解所致。根据明代在少林寺学习“夜叉棍”十余年的程宗猷在他写的《耕余剩技·少林棍法阐宗》中所绘“棍式图”，当时的少林棍为“长八尺或八尺五寸”，可见并非我们现在所常见的棍法，而是一种大棍。在《耕余剩技·少林棍法阐宗·问答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或问曰：“人动称少林棍，今观图诀，俱是枪法，何也？”余曰：“谚云‘打人千下，不如一扎’。故少林三分棍法，七分枪法。兼枪带棒，此少林为棍中白眉（白眉最良）也。”由此可见，少林的所谓棍法，称为枪棒法或许更加合适。
经过考证我们发现，明代少林寺的枪棒法主要有两大源流。一是程宗猷所学的“兼枪带棒”的大棍法——“夜叉棍”系统；一是由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所传的所谓“剑经”——“五虎拦”系统。
程宗猷（字冲斗）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在少林寺学习“夜叉棍”十余年，尝著有《少林棍法阐宗》（万历四十二年刊）三卷。他在该书中说：入寺后，先从师于洪纪，“梗概初闻，未惮厥技”。后师事八十多岁的洪转，洪转“棍法神异，寺众推崇”，宗猷乃“日得闻所未闻”。最后，宗猷从学于广按。广按“法门中高足，尽得转师（洪转）之技而神之。”
我们知道，洪转是三奇周友的法侄，在武功上尽得周友真传，是一位十分著名的武僧。他在万历初年已八十余岁时，著有《梦绿堂枪法》一卷，总结了三奇周友的枪法（即少林枪棒法）。这是中国古代十分著名的枪法论著，被清代枪法大家吴殳收入其枪法名著《手臂录》中。
那么，三奇周友的枪法从何而来？程宗猷在《少林棍法阐宗》的序言中说，他这一支的棍法，是哈麻师“以拳棍授”而来的。这也就是说，洪转的枪法是扁囤和尚从哈麻师那里学来的，而洪传总结的又是三奇周友的枪法。由此推测，三奇周友一定是扁囤的弟子了。
这位扁囤和尚，是少林寺里的一位神秘人物。据《少林寺志》内的《扁囤和尚碑》记载：“扁囤禅师者，号无空（即悟空），禹州陈氏子。年逾二十，投少林寺，礼梵僧哈麻为师……”
梵僧，明朝时往往指西藏僧人，而非印度僧人。“哈麻”，明人亦往往专指臧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中黑帽系的“大宝法王”。如果扁囤和尚真的是“礼梵僧哈麻为师”，很可能是拜在了当时前往京师而暂住少林寺的黑帽系“大宝法王”、八世活佛弥觉多吉（1507－1554年）的门下。而如果真的像程宗猷说的那样，是哈麻师“以拳棍授”而来。那么，他这一支的棍法，岂不是来自于西藏的武术体系？！按常识分析，此时程宗猷离扁囤的传承时间并不久远，他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除非他有意说谎）。
少林寺内的另一支枪棒法技术，来自于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80年）。俞大猷是当时的武学名家，先后从师于棍法大师李良钦、《赵注孙子兵法》的作者赵本学，以及刘邦协、林瑛等人，皆为一时之武术名流。他本人更是集诸位大家之大成，著武学巨作《剑经》，流传后世。
俞大猷早闻少林寺有“神传长剑技”。嘉靖四十年（1561年），他由北云中奉命南征时，曾专程访问少林寺。在观看了上千位武僧的表演之后，他直言不讳地对方丈小山宗书说：“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于是，小山方丈挑选了两位身强体壮的年轻僧人宗擎与普从，随俞大猷南行，三年苦练，学得真传。此后，两位僧人回到少林寺，将所学技艺传给寺众，所学最深者达百人。
俞大猷所著虽名为《剑经》，讲的却是一切兵器的运用法门，并不专注于一法。我们说，天下拳法虽有许多门派，但是真传的技术却是大同小异的。兵器的用法也是一样，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器制，但是其内在的变化运用，则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戚继光（1528－1587年）在评价《剑经》中所讲的“短兵长用之法”为“千古奇秘”。又说：“不惟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
由此看见，明代在少林寺流传的枪棒法主要为以上两支。至于说俞大猷认为少林棍法“真诀皆失”，未必是真实情况。因为以三奇周友的事迹来看，他决不是浪得虚名的人物，他所传递下来的武功棍法决不可能“真诀皆失”，很可能当时俞大猷所见的，是少林寺武僧有意安排的“花活”表演，以娱俞将军的眼目而已。而且，少林寺和尚是很会结交权贵的，此举很可能是小山方丈有意结交俞大猷的手段。因为从以后宗擎赴京专程拜会俞大猷，讨得《剑经》及赠诗；普明赴京向俞大猷汇报“十方禅院”的建造情况，并且说明此次进京是专程请俞大猷为“十方禅院”赐文勒碑，以垂不朽等情况来看，少林寺和尚是很擅长“社交”的。
到了姬际可入少林寺学艺的时候，正是少林寺枪棒法发展达到鼎盛的当口。我们可以推论，姬际可肯定是下了大功夫学习少林枪棒法的（当然也同时学习了少林寺的镇寺拳法心意把）。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姬际可所谓的“化枪为拳”，准确的说，应该是“化少林枪棒法为拳”，也就是将少林枪棒法的运用变化原则，转化成徒手的拳法格斗之中（紫元按：这里全错，详见紫元相关文章）。而“化枪为拳”的原因，也绝不是所谓“吾处乱世，执枪卫身则可，若处平世，刀兵消伏，倘遇不测，将何以御之？”的理由这样简单。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满清入关后，严禁民间习武与藏有武器，姬际可是不得已而“化枪为拳”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姬际可创立心意六合拳的时间不是明朝末年，而是清朝初年。
当然，对于我的推断还是有一些人会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心意六合拳是姬际可在其中年时创立的，而此时他曾在少林寺参加反清复明斗争，并将心意六合拳传给了寺僧。
事实上，无论是北少林（嵩山）还是南少林（泉州），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反清复明的事件。所谓南少林由于反清复明被焚毁之说，乃是晚清武侠小说《万年青》的杜撰。而所谓北少林由于反清复明被焚毁之说，乃出于民主革命家陶成章（1878－1912年）的《教会源流考》，也是为了鼓舞“驱逐鞑虏”的热情而信笔写就的，并无历史根据。
嵩山少林寺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明末农民起波及河南，少林寺为明政府效力，积极投身到镇压起义的行列。崇祯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641－1644年），登封矿工李际遇领导矿工及农民四、五万人起义，扎营在少室山天险之顶“御寨”。（见乾隆《登封县志》）由于当时少林寺武僧处处与农民军为敌，李为消灭这一肘腋之患，“乃佯与结纳，日以金啖主僧……”。一日，李乘寺僧“斋沐焚诵”之际，“率数百人，裹甲以入，径至经堂”，把在场寺僧全部杀死。（见《中州杂俎》）从此以后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河南官员张思明因祭祀中岳来到少林寺时，少林寺依然是“法堂草深，宗徒雨散矣”，“已积四十余年矣。”（见张思明《重建慈云庵碑记》）同年，在张的倡议
之下，遂开始整修重建少林。从康熙到道光末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清政府对少林寺特别重视，多次整修，扩大规模。康熙皇帝曾为寺院亲书匾额；雍正皇帝也曾亲览
整修寺庙的图纸；乾隆皇帝更是亲临少林，诗、匾、联同举，迄今犹存。可见民间传言是不可信的。
姬际可的生卒时间为万历三十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02－1683年），其中年时刚好是少林寺“宗徒雨散”、“藤萝塞户”之时，姬际可此时来少林传艺之说根本无从谈起。而少林寺重建之日，姬际可已然去世，又何来少林举寺哀悼颂经，刻碑立像而载之？若果然有立像之碑，现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发掘历史必须以实物或者活体为对象，要言之有据，而不能凭空臆测，更不能轻信传说。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推论：心意六合拳是少林武功的发展与完善，是姬际可先生在掌握了少林寺枪棒法与心意把拳法精髓的基础上，通过其一生的总结、实践与提高而创立的一个完整的拳学门派（紫元按：错误结论）。该拳派的大约成型于康熙初年，其后又经过历代先师们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它比较完善的拳理、拳法体系。其高超的技法与精辟的拳学理论，对中国近现代
拳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今日，心意六合拳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五、从“四把”看心意六合拳与形意拳的血缘关系。
“四把”是心意六合拳中唯一一趟连环演练的拳法套路。近代以来，对“四把”的解释有很多。有人说“头、肩、肘、手”谓之四把；也有人说“上三把加足下一把”谓之四把等等。更有人编造出上中下三路四把套路来，实在是够热闹的。实际上，“四把”就是四把，由于心意六合拳习惯上将一个拳势称为一把，所以，所谓“四把”，就是四个心意六合拳常用的拳势而已，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意思。这一点，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形意拳中的“四把”就能一目了然了。
在对照之前，我们先简单地考察一下形意拳的由来以及河南派马学礼心意拳一支的传递情况。
1、按照传统的说法，姬际可先生创立心意六合拳之后，将其传授给了安徽贵池曹继武与河南洛阳马学礼。然后由曹继武传授山西祁县戴龙邦，形成了后世的“戴氏心意拳”。戴龙邦又传直隶（河北）深州李洛能，李在山西太谷教拳时，将戴氏心意拳改称为“形意拳”（紫元按：这是来自太谷车氏《六合拳序》中的内容，文章作者前面指出其伪，不知此处又为何引用？！）。
据山西派心意拳传人考证：“戴龙邦，字尔雷，生于清康熙五十五（1713）年，卒于嘉庆七（1802）年。戴龙邦自幼习练家传长拳与丹田功法，后随父在安徽池州经商时得遇心意大师曹继武，并拜之为师，习艺十年归晋后，与其子戴文雄（二闾）将祖传之丹田功法与曹继武所传之心意内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心意拳内家功法，丹田功法亦由此而大成。”
但
是，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论证过曹继武并非心意六合拳传人，而戴龙邦也应该按照家谱写为戴隆邦（字兴国）。不过，由于我们这里并不是考证形意拳的历史，所以不
想过分详细地深究其中的真伪。至于戴隆邦究竟从哪里学来了心意六合拳？其老师是究竟是李政，还是岳家军大将牛皋的后人牛希贤，我们都不想深究。但是，实事
求是地说，无论戴的老师是谁，都应该肯定他是学到了姬际可拳法的真髓。否则，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戴氏弟子
李洛能改“心意”为“形意”（紫元按：这里有误，详见紫元相关文章），而使形意拳名满武林。更不可能有郭云深弟子王芗斋改“形意”而为“意拳”，纵横天下的盛况了。从这里也就同时印证了过去许多心意六合拳门人所讲的，所谓“姬际可教拳，对内教‘心意’，对外教‘形意’……”云云，是毫无根据的“妄贬”之辞。
2、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姬际可拳法特色的，应该算在回民之中流传的心意六合拳（紫元按：文章作者显然没有了解到存在汉民李存湖心意六合十二大势一支，比马学礼早）。因为回民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文化上与汉人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不大容易运用中国传统的道学、哲学与武学思想与方法来改造心意六合拳。所以基本上保持了原传的风格与技法，使心意六合拳象是一个活的文物一样，从遥远的清代传递到了现代。
在河南回民中首传心意六合拳的，是洛阳回民马学礼。
马学礼，大约生于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卒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河南洛阳马坡村回民（后迁居北窑村）。传统的说法是马学礼从学姬际可，但根据现在的考证，姬际可卒于康熙二十二年，也就是说，马学礼出生时，姬际可已经过世多年，根本不可能直接传授马学礼。而且，王自诚拳谱上说：“……然得姬老师之真传者，惟其南山郑氏一人焉……”也从一个侧面对此有所印证。那么，马学礼的老师是谁呢？
有人说是曹继武，也有人说是南山郑氏。当然，曹继武是不可能的。那么南山郑氏呢？或许是，或许不是，现在根本无从考证。总之，马学礼的老师肯定是姬际可的亲传弟子（紫元按：是“河南府李”，详见笔者相关文章），至于是谁——大概永远都是一个谜了。
马学礼学得此艺后，作为护教拳法在河南回民中广为传授，成为回民的看家拳术。由于当时回汉矛盾很重，所以回民对此拳严加保密，决不传给汉族人。形成了日后的保守传统，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被打破（紫元按：错，道光年间李祯就传戴氏父子）。
马氏之后，河南的心意六合拳主要形成两个分支：一为南阳支，一为洛阳支。
南阳支心意六合拳是由马氏弟子张志诚（南阳人）首传的。张志诚传于外甥鲁山人李政（镖师）；李政传其友张聚；张聚传鲁山西关里虎桥买壮图（1829－1892年）；买壮图授徒颇多，以西安安大庆、周口袁凤仪最为有名；安大庆之徒宝显廷，名鼎（1860年－1947年），传艺于关中、川北；袁凤仪传弟子六十三人，出名者仅尚学礼（1865－1939）、杨殿卿、卢嵩高（1874－1963）三人而已，号称“周口三杰”；卢嵩高30年代到上海教拳传海肇香、解兴邦、李尊思、于化龙、凌汉兴、满锡豹、张兆元等数十人；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卢氏的亲传和再传弟子们又将心意六合拳传于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等国家。
洛阳支心意六合拳是由马学礼的外甥马兴（1755－1845年）所传。该支仅传习于洛阳东关、北窑、马坡、塔湾四处回民中，现已传七世，即“马学礼——马兴——马梅虎——刘万义——马梦洛——孙顺福——孙友恒等”（紫元按：真正传人为马梦乐--金黑彦--马宏宪）。
现在，我们回到“四把”的问题上来。
心意六合拳的“四把”套路，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由起式到鹰捉虎扑为第一部分；由猛虎回头到怀抱顽石为第二部分；收势（三盘落地）为第三部分。其第一部分主要由四个拳势组成，即践步横拳、挑领、鹰捉、虎扑等。该部分在实际演练中必须多次重复（一般三次），可见其重要性。
再看心意拳谱上的四拳势论：出手横拳势难招，展开中平前后梢；转身挑领阴阳势，鹰捉四平足下抛。讲的就是以上第一部份的四个拳势。
那么，在形意拳中有没有“四把”呢？当然有。形意拳中的“四把”，实际上就是形意十二形中的“鸡形”，形意门中称为“鸡形四把”。我们经过对照，十分容易地能够看出，所谓“鸡形四把”中的“行步右炮拳（也有的称为崩拳）”就是“践步横拳”；“金鸡上架”接“金鸡报晓”就是“沉劈挑领”；“金鸡闯群”就是“鹰捉”；“金鸡啄米”就是“虎扑”的变形。而且其“行步右炮拳”之后的“金鸡抖翎”转身动作，与心意四把的“践步横拳”之后的“鹞子入林”转身式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形意拳的“鸡形四把”与心意六合拳的“四把”第一部份无论从动作形态还是套路构成、排列上都高度相似，几乎可以视为完全一致。这是偶然的吗？
我们知道，形意拳是在李洛能之后才正式定型的（紫元按：错，是郭维翰）。那么，将心意六合拳的“四把”改型为形意十二形的“鸡形”，说明李洛能肯定完整地向戴家学习了这路动作（我们知道此时戴家与河南心意是没有交流的），只是我们无法肯定是戴家还是李洛能完成了这种改造。不过，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比照清楚地说明了“四把”这路拳法的古老性，它不可争辩地证明了“四把”乃是心意六合拳在姬际可时代的原传套路。它或许是姬氏所创造，或者更加古老。同时也印证了心意六合拳门中流传的“四把”的来源说并没有错误，即“四把”第一部份为姬际可的原传，后面的两个部份乃为后人所添加。至于添加者是张聚还是买壮图，现在看来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有待进一步考察。（紫元按：文章作者这里有不少错误。四把是姬氏与济源心意拳创始人“异人”切磋交流的产物，在济源神拳谱上称“六合心意拳”）
综
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心意、形意乃为一家。虽然在以后的各自发展中在形态上稍有变化，但是其实质是一样的。两家门人应该加强团结与交流，而不应该相
互菲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形意拳实质上依然没有脱离心意六合拳的本质特色，其后期被人为所添加的所谓道家伦理特色并不能掩盖其实质（紫元按：姬氏的六合枪老师董秉乾就是道人，济源异人也是道人，所以文章作者错），所以不应该被视为“武当派”拳法。我们认为，拳法就是拳法，无论什么拳法都应该内外兼修，而不应该简单地把少林派视为“外家”，把武当派视为“内家”，内家、外家之说本无道理，扯佛扯道的更不可取。我看，中国武术界那种动不动就谈佛论道，动不动就区分内家、外家的习气该改一改了。
以上，我们只是以“四把”为据说明了心意、形意的渊源关系。实际上，从心意、形意的拳术动作上，我们可以看出更多的相似乃至相同之处。比如：形意五行拳中的“崩拳”就是心意的“穿拳”；“炮拳”就是“括边炮”；“劈拳”就是“鹰捉”；“横拳”就是“裹横”等。所以，我们看拳法的相同之处，不能只看外部形态，还应该关注其内在的劲力、劲意形态及其具体的功用，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是聪明之举。
六、被心意六合拳门中的某些人吹的神乎其神的所谓“内家武林第一秘籍”——《守洞尘技》，乃是彻头彻尾的伪作。
在中国心意六合拳爱好者中，长期以来，有一本手抄本《守洞尘技》在流传。据说它是买壮图弟子安大庆所修订的心意拳古谱，是戴龙邦、戴二闾所作，乃是“内家武林第一秘籍”云云。还有人声称“《守洞尘技》以三字经形式，口传心授，代无文字底本……”等等，实在热闹得很。那么，这个本子究竟是何人所作？有没有达到“内家武林第一秘籍”的高度呢？让我们往下探讨吧。
《守洞尘技》在杂志上公开出台，大约是从1999年前后开始的。而且，所谓《守洞尘技》的出现，是首先由关于“搓丹田”功法的讨论开始的。此期间，《武魂》杂志连续发表了许多心意六合拳门人的有关“搓丹田”（搓把）的练习方法的文章。但是有心者可以发现，这些文章的文字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1999年第12期《武魂》杂志第27页上，有《河南邓州马雷石谈“搓丹田”》一文，其中写道：“心意六合拳的搓丹田，据恩师所传及《守洞尘技》记载……”。然后，其下边介绍具体练习“搓丹田”的方法的文字，与同期杂志第29页上上海计鹏云所作的《我练“搓把功”的体会》（1992年9月24日投稿）一文的功法部分完全一样。时隔八年，两人不识，完全不存在相互抄袭之嫌。那么，只能说明他们共同摘自同一个本子，即一直以来流传在心意六合拳门人中的所谓的《守洞尘技》。
在2000年第2期《武魂》第47页，发表了蚌埠马琳璋的文章《〈守洞尘技〉手抄本中关于“手后内五行”的原文》，其文与以上两文有关行功之法的文字完全一样，可以认定是来自一个本子。据马琳璋先生介绍“这个手抄本是安大庆于清道光十八年在长安为序的”，也就是说，这本所谓的《守洞尘技》就是徐州黄新铭曾经考证的那本《守洞尘技》。其文中说：“安大庆所修拳谱名为《守洞尘技》，他在序言里说是山西祁县戴文俊（乳名二旅）所传，分上、下二集。笔者考证，此谱为买壮图以后所习拳法，与今日上海所习拳法一致，并非戴家拳法……”。可见这本《守洞尘技》并非戴二闾所作，那么其真正作者是谁呢？正如编辑马琳璋文章的编者的疑惑“该手抄本的文字，确有一些似与当时遣词用句的习惯不和谐……疑是后人改动的痕迹。”
实际上，所谓《守洞尘技》，根本不是什么“古人所作”，而是现代人的作品。明确地说，它是上海卢嵩高亲传弟子凌汉兴先生所作，其真正的名称是《心意六合拳艺传真》。这就是为什么山西祁县戴二闾所编的《守洞尘技》，里边尽是上海派心意六合拳的练习方法，而全国各地不同心意六合拳流派的“搓丹田”方法都不相同，只有马雷石的搓丹田方法与上海派相同的原因。那么，凌汉兴的《心意六合拳艺传真》如何就成了戴二闾的《守洞尘技》了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位上海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由于此人已经过世，我不想提及其名，但是在以下的行文中，相信很多人能够猜出来。
凌汉兴的《心意六合拳艺传真》完成于1953年，“内容为释名、为盘法、为劲意、为用法、为备考，五类分写，掘微发奥，阐述详明，多独到见解，并附有卢师拳照作为范式……”（引自余昂之序，余先生年逾古稀，曾为南市教育学院教授。），“稿成之日，卢师犹及过目，引为满意，同道中评价甚高……”（引自夏炎德之序，夏先生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后为复旦大学研究生导师。）。后来“……原稿及若干序文（姜容樵等人），十年动乱中散佚殆尽，又尝被人剽窃、换名、翻印牟利……”（引自余昂之序）。这里所说的“剽窃、换名、翻印”之人，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位武林名人。此人向以出版武术著作出名，据其自己说是安大庆弟子宝鼎之徒，不知其何时忽发奇想，便将凌汉兴的《心意六合拳艺传真》修订一番，就变成了“上海×××整理、长安安大庆修订的《守洞尘技》”了。
而且，他还在序言中伪造了该书的作者，即祁县戴文俊，以至于现在还有戴氏心意拳的人说，河南派心意六合拳的拳谱是戴家写的。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任何
人只要看一看其中的内容就知道了，因为其内容完全是上海派心意六合拳的练习方法，跟戴氏的心意拳练习方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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