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洪恩，男，1919年出生，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出国深造。1950年回国，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手，1954年任乐团指挥，1966年5月28日因 “反动言论”被逮捕。1968年4月27日，在林昭被杀害的前两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陆洪恩死刑，立即执行。

    和陆洪恩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柳友新等六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这场集体屠杀，当时的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解放日报》等作了报道和评论，判决公告贴满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轰动一时的大事。

    一九六六年底，我因参予三哥刘文辉书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犯反革命罪被关押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四个月后我哥哥成了文革中惨遭公开枪杀的第一人。我坐牢时结识了难友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一直相处到六八年四月，看着陆先生走上断头台。

    陆先生在临刑前留下遗托给我：“小兄弟如能出狱的话，请详尽转告我儿子，我是如何死在监狱里的。”六九年我第一次出狱戴反革命帽子管制在厂时，冒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照着他生前留给我的地址，偷偷摸到北京新村一个叫望德堂的天主教堂旁的住宅，不料见门铁锁，杳无人影，不知他的儿子去哪里了。

    后听邻居说，他十六岁的儿子已被发配去了新疆，妻子已扫地出门被赶走了。当时我含泪长叹：“陆先生，我没有完成你的遗托，你家属正遭受株连。我真想对你儿子说：年轻人啊，你父亲死的好惨啊！但他斗争到最后一口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发誓，有生之年一定会完成陆先生的遗托。以后我又进了监狱，十三年后九死一生获平反，时间一晃三十七年过去了。

    经王友琴和当年难友找到陆的儿子零四年底，我在海外出版了自己的传记文学《风雨人生路》，里面有二节详细叙述了这位音乐家最后走上刑场的一幕，及我寻他儿子的经历。

    不久，我的书被在美国开办《中国文革死难烈士纪念园》的王友琴女士读到，她来电转告了我一直想寻找的陆洪恩儿子的资讯，另外又得到当年难友陈古魁（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的帮助，终于联络到了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事隔三十七年，当我向陆于为叙述他父亲遗托和临死前这段牢狱惨状时，这位五十五岁画师，一边听一边眼眶涌出一串串泪水。他痛苦的说：

    三十七年过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静、认命的生活被我的讲述掀起了波澜，心灵被震撼。这几天他反复读了《风雨人生路》，彻夜难眠，痛苦不堪。他一再含泪说：“想不到父亲死得这么惨，这么苦，这么壮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对文革遗忘得这么快！”他一再感谢我对他父亲临死前几个月的照顾和有胆量写出这段珍贵感人的历史。

    陆于为给我看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和别人写的回忆文章。对着相片上这位四十七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六八年送上天堂的那个身体佝偻，白发苍苍，俨然古稀老人的信仰天主教的音乐家陆洪恩。二年不到，牢狱把他折磨得截然两个人形。

    据陆于为回忆，一九六六年五月廿八日那天，上海交响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父亲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他走到父亲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吧……”因为他听母亲说廿六日学习时，由于爸爸讲了一些不应讲的真话遭到批判。

    父亲轻轻摸着他的头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那是个阴霾的早晨，他目送父亲一步一回头走出家门，谁能料想，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夜里单位同事来告知，这天父亲在别人不断围攻批判他修正主义思想时，父亲耿直、倔强、宁折不弯的品性又一次仗义执言、滔滔不绝、慷慨激昂、语惊四座。

    他正义怒吼：“我看不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么错误，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万岁。”后来父亲直接被单位扭送进公安局。当他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后，在上海芭蕾舞学院教钢琴的母亲也遭了殃，陆于为受株连，三个月后被发配去了新疆。

    陆于为说：“十三年后，七九年九月父亲被平反，落实政策后我才批准回上海。父亲没有留下骨灰，没有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我一根父亲用过的指挥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亲，身心憔悴，疾病缠身后去世了，一场文革灾难使我家破人亡。

    尽管我目前生活平静，但文革这恶梦阴影还一直笼罩着我，残酷惨烈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变得胆小谨慎，没有了棱角和斗志，我一直想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父亲究竟干了什么？造成张春桥等人非要杀他这样一个高级知识份子？

    读了刘先生的《风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愤恨，但又无奈。记得上海文化局为我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遭到有关部门拒绝。我真无可奈何！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爷爷惨烈的事迹，怕像我一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我大声呼喊像我父亲的事不要在中国大地再发生了，但愿中华民族不再出现醒腥风血雨。”

    陆于为的这段回忆使我想起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陆洪恩最后向政府表态，甘愿做义士去死的演讲一幕。由于陆洪恩在监狱犯了攻击诬蔑***的防扩散言行，政府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正义怒吼：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麽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的‘顺民’！”

    这位敢讲真话、敢仗义执言、大义凛然的知识份子在文革疯狂泯灭了人性和真理的红色恐怖年代，他悲惨命运的开始一幕与死亡降临的闭幕，惊人的相似。真希望后人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应该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否则将是民族的悲哀！

 作者：睡不醒的海  暗夜精灵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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