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会1999年10月版），感慨万端，遂写下一些文字，聊述自己的感受。
　　孙大雨是一代名教授，活了九十二岁高龄，但是他的真正学术成果不是很丰富。先生大学毕业至１９５７年，共在多所学校执教二十七八年，后来投身民族民主运动，任大学教授联合会负责人之职，为革命成功是作过贡献的。解放后，先生本来是可以多做一些学问的，但是他太过于热心政治却又不通世事，过于迂直，其结果便是无休无止的发难与受难，最终以牺牲自己二十七八年美好岁月作结。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学者本身的不幸。好在先生毕竟是留美归来的学人，有着相当丰厚的学术根底，在他生命的晚期，他为中外文学的交流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孙先生的不幸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幸的代表。他的迂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性格特点。他们熟读诗书，却不谙中国社会的特点与中国的官场之道，于是他们那些想当然的理想，最终都以失望而破灭。即以今天中国社会而言，面对权钱色连环交易产生的普遍腐败，人们不以为然，受益者们更是不再多说什么，大多数的人们早已心冷如灰，他们只是取了看客的态度，只努力维护、保持一己的清白与高洁。这也算是反右文革带来的箝制众口的长效之一罢。毛泽东当年是要反腐败的，他着眼于新生政权的稳固，看到了腐败对于政府与社会的极度副作用；但是同样着眼于政权的稳固，他拿当时那些留学欧美心中自由民主观念还很浓的学者们开刀，五十万右派二十多年的生命付出，使得政权在稳固了的同时，失却了有效的监督。今天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仍然以为稳定大局服务为主调，所谓民众代言人的角色，所谓社会良心社会监督的功能，是淡化而又淡化了的。如果我们有一个让人们充分说话的环境，那些官居高位无恶不作的人想必会有所收束。在一个有着相当多人处于温饱交界线的国度里，一个其实上不得台面的人――他却是一方土地――敢于把本应属于国库的东西，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地归到自己的家里，这是什么世道。有人把这些权钱色交易写进小说，可说是《新新官场现形记》，却不能正规地出版发行，这又是什么道理？我们新闻出版业监督上的失察，仅靠同是官员――官官相护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纪检监察部门来防腐防变，又有多大的作用？官员这方面谎报政绩花钱买卖官职，另一方面横征暴取，环环相扣恶性循环地把这个社会越搞越乱，一个民族到了这步田地，也该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己的去向与出路了。不管国际上风云变换，搞好自己国家的内务才是防范一切外来侵略的最好手段。内不治则外乱生，内外交攻则不可收拾。我们慨叹孙大雨先生那辈人迂直的同时，又为今天人们的深有城府和金人三缄其口而哀叹。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决不应是这样！

　　诗刊派和新月派，本属一派，甚难分别。《诗刊》见民国十五年在《北京晨报》上刊的，《新月》则民国十七年在上海办的。在《新月》投稿多的，就叫他为新月派，该派重要诗人是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林徽音、卞之琳、臧克家、刘梦苇、蹇先艾、沈从文、孙毓棠等。还有方玮德及其姑母方令孺。
　　陈梦家《新月诗逊论及孙大雨说：“十四行诗（Sonnet）是格律最谨严的诗体，在节奏上，它需求韵节，在键锁的关联中，最密切的接合，就是意义上也必须遵守合律的进展。孙大雨的三首商籁体，给我们对于试写商籁，增加了成功的指望。因为他从运用外国的格律上得着操纵裕如的证明。”现引孙大雨一首题为《老话》的商籁：自从我披了一袭青云凭靠在渺茫间，头戴一顶光华的轩冕，四下里拜伏着千峰默默的层峦，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你们这下界才开始在我底脚下盘旋往来——自从那时候我便在这地角天边蘸着日夜的颓波，襟角当花笺起草造化底典坟，生命的记载（登记你们万众人童年底破晓，少壮底有为，直到成功而歌舞；也登记失望怎样推出了阴云，痛苦便下一阵秋霖来嘲弄：）到今朝其余的记载都已经逐渐模糊，只剩星斗满天还记着恋爱的光明。
　　商籁体是最不易作的，孙大雨带着脚镣跳舞，能够跳到这样自由自在，真教人吃惊。我又爱他吊徐志摩的一首名为《招魂》的小诗：
　　 　　你去了，你去了，志摩，一天的浓雾，
　　 　　掩护着你向那边，
　　 　　月明和星子中间，
　　 　　一去不再来的莽莽的长途。
　　 　　没有，没有去，我见你，在风前水里，
　　 　　披着淡淡的朝阳，
　　 　　跨着浮云的车辆，
　　 　　倏然的显现，又倏然的隐避。
　　 　　快回来，百万颗灿烂，点着那深蓝，
　　 　　那去处暗得可怕，
　　 　　那儿的冷风太大。
　　一片沉死的静默，你过得惯？……这两首诗虽然受过很深的西洋文化的渍染，但读了它，又恍惚想起楚辞。第二首尤似《招魂》和《大招》，足见孙大雨具有怎样一个中国的灵魂了。但他好像对于天文学有深湛的研究，也有极深的爱好。所以他有极其广阔的宇宙观和绵延无穷的时间观，这都是中国诗界所无的。“百万颗灿烂，点着那深蓝，那去处暗得可怕，那儿的冷风太大，一片沉死的静寂，你过得惯？”读之令人起栗。孙大雨还有一首一千行长诗名为《自己的写照》，陈梦家评：“是一首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他有阔大的概念，从整个的纽约城的严密深切的观感中，托出一个现代人错综的意识。新的词藻，新的想象，与那雄浑的气魄，都是给人惊讶的。”

　　著名文学翻译家、现代诗人孙大雨教授以翻译与诗作名世，但是他根本上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富个性的教授、学人。先生1928年至1929年间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修习英国文学，此前他已在美三年，但是他中辍学业提前一年回国。起因是他学习成绩优异按理应得到校方提供的奖学金。但是那时的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官员却致函美国学校当局，说孙大雨他们是有官费助学的，不必再给予奖学金，否则就拿了双份。孙先生的这份奖学金没拿到手，可是他却看到那些“会来事儿”的人贿赂有关官员既拿官费又拿助学金。年轻气盛而又交涉无效的孙大雨先生哪里咽得下这口窝囊气，他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于是他放弃即将到手的文凭回国以示抗议。“然而他却认定奖学金乃因学习优秀所得，清华和使领馆的某些人无端干预、破坏实属无理，不合理之事必须反抗”（见《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上篇，孙佳始——孙大雨独生女——撰）。从1930年秋天起先生开始在武汉大学教书育人，真正教书育人的时间（28年）与后来他历经的反右、“文革”、改正拖延等等长达二十六七年的耽搁相仿佛。只不过因为长寿（92岁），先生在同龄人中还算是很享有一些天赋时间的,长寿而不顺遂，于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先生的著述虽较有名却成果偏少，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关乎时代、性格和命运的问题。
　　人的年龄可以渐进，学问可以增长，但是得自天赋的性格特质却未必会有多少改变。“耿介清正”四字再准确不过地总结了先生的性格特点。孙大雨先生的正义感极强，他见不得人间有不平事。解放前做教授，他就很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连带对那些在学校里玩弄权柄作奸犯科之辈深恶痛绝。关于自己的性格特点，先生自己可以说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自己45岁时写的一份材料中说，由于自己是家庭中的第二个儿子，上有一连串的姐姐，又有兄长，他作为男孩子就不足为奇，被相当忽视，甚至轻视，这其间的待遇差别，使先生形成了憎恶特权、对不公平起强烈反感的心理习惯。先生以为那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公平考虑是自私的。再后来先生思想与世界观发生了升华性的变化，进步为对于人类的爱，对被压迫者的热烈同情，以及对于专制自私、不公平等具体社会现象的极度憎恶，至于那以自己为中心的心理，则渐被净化、消灭。不用说，这种种性格特色，在中国社会里是很有点叛逆味道的。
　　 社会自有它的“公理”，叛逆者必得为自己的先行而付出代价。
　　先生留美期间中辍学业回国，顺应心性却失去了文凭，由此可见其性格一斑；回国后又在许多著名大学任教，不断地变换学校，其中原因也是因为他对于时政和学校积弊的不满；1940年他对暨大当权者利用公款搞投机买卖大发国难财的行为进行揭露，终被学校当局解聘；在重庆，他目睹了国民党上层对于腐败问题的睁一眼闭一眼，对于国民党政府彻底不抱希望，他开始公开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呼吁民主自由；1946年，先生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全心投入到民主革命斗争中。再后来，1947年，孙大雨先生参加大学教授联谊会，并负较多的责任，同年，他日以继夜地起草了20多页的“备忘录”文件，由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呈送美国派到中国的观察员，历数国民党的种种罪恶与无能，敦促美国停止对于国民党的一切经济援助，改变对华政策。这一举动，在客观上影响了美国朝野对于国民党政府盲目支持的态度，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早日成功。也就在此时，历经了多次政治活动的孙大雨先生追求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的思想愈发坚定明确。
　　先生1946年后供职复旦大学外文系，1949年5月28日，上海的全体民盟盟员参加了欢庆上海解放的大游行，但就在同月27日，从解放区归来的原大学教授联谊会成员李正文仓促宣布改选“大教联”干事，结果，原为干事的民盟成员全部落选，曾代理干事会主席的孙大雨先生仅被增选为候补干事，这在孙先生刚刚晴朗的心中投下了阴影，他一直以为这是过河拆桥的不光明正大的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这次聚会，也是“大教联”的最后一次活动。作为为解放而奔走多时的先生，然也有被冷待的不公平之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先生只不过因为性格的原因而明确表示出来罢了。
　　 但他仍然极力支持唯一的女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此后，先生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府文教委员，1955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这些社会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让先生忙碌起来，但他仍然忘不了大教联改选那一幕，他并不认为改选是新政权的组织行为，他把那举动视为少数当事人的排斥异己的行为。从此认识出发，他认为应当向上级组织揭发这种有损新政权声誉的事件以及有关的人员。此事惊动了中央，从周恩来到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全国政协与统战部门等，还有先生的学生胡乔木，都为此事而劝和先生，孙先生把组织的意见误认为是各打五十大板的糊涂官断糊涂事之举，他更加心气难平。
　　其实，自解放后的“大教联”改选起，先生就一直心意难平。到了1952年，在“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经验一边倒”、“肃反”、“开门整风”、“教学改革”等五个运动中，先生一直是被作为运动对象处理的。华东高教界思想改造代表会议上，他不留情面地把章靳以请来，当面核实章所说“陈望道曾领着特务捉学生”之事，搞得章靳以下不来台，“一言不发而溜走”。接下来，在复旦，先生被作为运动员运动了好些日子，说他任过汉奸之职，撤了他的外文系主任之职，评教授时“压低我的级别为二级教授”，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都给先生极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理刺激。那些话都不是随口说说就完事的，那些活动也不是轻描淡写的促膝谈心，那是有几十人参与十几个小时不歇脚车轮战的心理较量。此时的先生，十之八九已因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思虑成疾，他陷入特殊的心理定势走不出来了，加上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也十分紧张，先生本人在肃反运动中被当成重点斗争对象，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肃清反革命”，那是要革去性命的事，先生遭遇这么严重的心理挫折，精神刺激，即便出于自卫，他好像也该做些什么事情：“在运动中他们可以对我造谣诬蔑斗争，他们不需要负什么责任，承担什么后果，而我公开检举揭发却为何要获罪判刑？”（先生原话）
　　 先生没有主动退缩败下阵来，他刚刚五十出头，他要为自己的生存权而战。
　　但是他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识，一个逻辑不通的逻辑：你们把对革命有功的民主教授当作反革命，那么你们必然就是反革命。于是有了他指控数十人为反革命的“诬陷”举动——这事后来被定为“诬陷案”，导致了先生命运更大的挫折。
　　 以个人力量与群体对抗，这是根本就不会有成功希望的盲动。
　　  把学者做学问的认真用到了本来就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去，先生犯了认识上的错误。天命之年而不知天命，又是为何？
　　对于一个历经了九十年人生风雨的老人而言，对于一个洞悉人性之常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他的晚辈，还是我们这些更晚的后来者，我们可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与他们的命运而感慨系之，却无法再对他们的一生多评说些什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历史材料来给我们佐证。在人生的搏击场上，有的人悲壮地倒下，有的人顽强地挺立，有的人不战自退，有的人取了迂回战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包括他自己的公平，因为他是社会的一分子——他就值得人们纪念。一个好人可能误做些不可以常理来解的事，这都可以原谅，但我们确实更需要揭开历史上大奸大恶者的本来面目。文明的进化，当是以逐渐铲除假丑恶为指归的。
　　孙大雨先生的文学成就是他的诗歌创作与莎士比亚剧作翻译，他在白话文诗歌创作和译诗及韵文节奏规律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创见。他晚年用古典英文韵文诗译的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卜居》、《渔父》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等等，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到了国外。让我们在颂扬他为人师表传播文化功绩的同时，记住他曲折复杂却又颇值得回味的人生历程吧。
　　  （《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孙近仁、孙佳始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近年来，国内翻译界呈欣欣向荣的景象，许许多多的中外名著译本成了译界繁荣景象中的璀璨明珠。而经典作品，尤其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典精品的英译更是格外夺目照人。《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本的出版，《诗经》、《易经》、《楚辞》的英译本的问世对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理解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正当人们为这些目不暇接的中外名著译本的出版发行而感到欢欣鼓舞之时，我们欣然看到又一力著──孙大雨教授的《屈原诗选英译》出版发行。孙大雨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现清华大学）。毕业后，于１９２６年赴美留学，曾在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专攻英美文学，之后回国任教，在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的同时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工作。他精通西方文学，曾先后翻译出版了《罕莱德》、《奥赛罗》、《麦克白斯》、《冬日故事》、《暴风雨》、《罗密欧与琚丽晔》和《威尼斯商人》等多部莎翁剧作。这本《屈原诗选英译》是孙大雨先生在七十至七十四岁高龄之际，用了四年的时间译著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孙大雨先生着手开始翻译这本著作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并进入登峰造极的日子。他不顾自己从５０年代末开始屡遭迫害，备受磨的不幸，坚信屈原的诗作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而且是世界人民所共同拥有的财富，应该跨越国界，走向世界，让全人类了解屈原及其作品。孙大雨先生怀着对民族命运的担忧，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毅然绝然地开始了《离骚》等屈原诗作的英译工作。作为译者，孙大雨先生的坎坷历程及其超然的爱国主义精神，杰出的人格正好与原诗作者屈原的命运相吻合。也正是这段艰难历程使得孙大雨先生能设身处地去体会理解屈原及其创作思想，成功地用英语再现了屈原当时关心国家命运的高尚爱国主义情操，使得他的译著耐人寻味。孙译《屈原诗选英译》的特点是译者在所译诗文之前加入了大篇幅的英文导论，在书后又编加了英文导论的汉译。英文导论可以使外国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屈原其人，其创作思想和风格以及屈原生活的年代对其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了解汉语的读者，汉译英文导论又可以帮助其用汉语阅读而后以英汉对照的方式进行阅读、欣赏。在导论中，孙大雨先生用了大量的笔墨来介绍屈原的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他的崇拜者、模仿者和评论者，并且对每一首英译诗歌都进行了创作背景、格调、诗歌思想和主题的分析。这些分析是译者对读者理解的观照，也是对诗歌本身艺术欣赏的引导。从这些分析和介绍中可以看出译者孙大雨先生绝非就诗译诗，而是查阅研究了大量的古今中外书籍，对屈原及其风格从纵横双向作了充分、透彻的研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对他人的白话译本和英文译本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最后呈现给读者的是充分的背景资料，这在汉诗，尤其是古典汉诗的英译中是难能可贵的。从英文导论中，我们不仅领略了译者的英文风采，同时也领略了译者古汉语、占文化的修养，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对译者，正确理解原文是翻译的前提。而理解原文则必须对原作者的生活年代、创作背景有深刻而透彻的研究。对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这些背景知识就更是至关重要。屈原及其作品和其生活的年代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可对于西洋读者不能不说是遥远的、陌生的。没有任何历史知识作铺垫，单纯地将英译诗歌摆到国外读者面前会使他们感到晦涩艰深而望诗兴叹，也难以捕捉到《离骚》思想沉重、重重苦难的主题。孙大雨先生的英文导论不仅向世人展示出他的卓越才华和渊博学识，同时也有利地帮助那些想了解屈原却又无从下手的西方读者，提供给他们一个参照，使他们有机会了解屈原生活年代而后的中国古代历史，使他们从屈原这位思想家、杰出历史人物、政治家、中国一流诗人身上看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文明，看到中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悠久。这部译著的另一个特点是译者在英文导论中对屈原的诗体学采用与《诗经》对比的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解释，并对其诗歌作品进行了音步分析。译者孙大雨先生早在２０年前便著书《诗歌底格律》，首次对屈原的诗体学和音步进行研究。从屈原生活的年代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不乏著书研究屈原诗韵者，可对于诗体学和音步的分析，孙大雨先生走在了世人的前面。也正是他的这一独到之处，使得其译本独具魅力。凡诗歌，不论是汉诗还是英诗，不论原始的民谣、民歌，还是堪称一流的伟大高雅诗作都是用格律文字语言写作并进行吟诵的。英国１９世纪初的诗人雪莱在他的《诗辨》（１８２１）中说：“声音和思想有关系，……诗人的语言牵涉着声音中某种一致和谐的重视。假若没有这种一致与和谐重视，诗也就不成为诗了。从诗所起的传达作用来说，这种一致与和谐重视之重要，不亚于语词本身。”①对诗体学和音步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读者对屈原诗歌歌的吟诵──按格律朗读诗歌，同时，这些中国独特的诗歌创作艺术手法和生动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可供外国诗人及作家借鉴，使中国的诗歌的诗体学和音步为世人所了解、接受。屈原的诗作是从《诗经》发展而来的，因此受其影响，但二者又有不同之处。在导论中孙大雨先生介绍道：《诗经》的格律为二音步，四字一行，每音步两个字，以第一首诗的第二节为例：而屈原的诗，以《离骚》开头七节诗行的格律为例，其中三字组音步多于二字音步；诗行末常用“兮”字长音结尾；四行诗节中三音步诗行与二音步诗行交替出现等。尤其是整篇诗歌每隔一行以“兮”字结尾，使诗歌格律活泼动人，产生奇特效应。以《离骚》音步划分为例：最后一点是它不仅在某些方面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同时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政治家、思想家、中国一流诗人，屈原的诗作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还是文化的写照，是中国古典文明及文化的记录。将屈原诗选英译，不仅是宣传屈原，也是弘扬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因为屈原在他的诗歌中“显示出为了推进人道和正义的事业，不顾屡屡失败和个人的一再遭受挫折，在同恶毒的罪恶势力所展开的不懈斗争中，显示出他作为第一流诗人，目光深远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牺牲者在斗争上所作出的英勇业绩。诗人不仅在生前以勇敢非凡的行为加以反对，并且在他留传后世的诗歌中播送了他光彩照人的信念，对秦、楚行径的愤怒斥责。”③所以，这种充满看炽热的爱国情感和正义的创作主题将永远鼓舞全世界的人们为正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