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雷颐
文 | 雷颐
蒋百里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1912年底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7年任总统府顾问。他发表不少军事论文与作品，风行一时，获得军事学家的美誉。1918年，他以军咨询随员的身份随梁启超赴欧洲进行为时一年三个月考查。回国后，协助梁启超编辑《改造》杂志。正是在此期间，他在《改造》杂志接二连三密集发表一篇又一篇长长短短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一些是对当时教育状况的分析与批评。他的教育思路，与当过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非常不同，对蔡的思路和做法，颇有尖锐批评指责。
▲ 蒋百里
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就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但从当教育总长起，到后来当北大校长，其间当当辞辞，一直风雨不断。这风风雨雨的症结所在，就是教育与政治、政府、政党的关系，政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影响到教育。国立大、中、小学，经费、人员编制等都依靠政府，所以与政府的关系自然复杂，或者说，政府干预教育理所当然。笃信教育独立、自由的蔡元培，自然长期为此苦恼，一直想找到办法。
在他的心目中，法国是较为理想的榜样，教育也是公立，即政府举办为主，但教育本身又相对独立。早在1908年他在德国留学时，就曾到法国，对法国的教育体制有了初步了解。1913年“二次革命”后蔡元培流亡法国，到1916年秋袁世凯倒台、黎元洪主政后，他才回国。这次旅法三年之久，还与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对法国教育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1920年冬到1921年秋，他到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九个月，在法国又停留、考察了三个月。
▲ 蔡元培
在此期间，他在许多场合宣传法国教育体制的优越性，认为法国的“大学区”制度保证了政府办公立教育的同时，又保证了教育独立，教育由教育家办，具有独立性，不受各派政党或不同宗教派别的影响，力主在中国也学法国，用法国体制，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校。长期在法国的辛亥元老李石曾，也多有类似言论。
蔡元培认为教育必须获得独立，并且对于如何实行超然于政治、行政的教育，拟定了具体的办法。他主张中央由“大学院院长”主管全国教育，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校，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都由大学校长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互相关系的事务。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须经过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这是他的大学区的蓝图，认为这样教育就可以不受政潮的影响，达到学术化，独立化的理想。
蔡元培的这种观点和主张，引起了蒋百里的强烈批评和反对。他坚决反对政府办教育，当然也反对蔡元培学习法国的一个地区只能办一所大学的“大学区”制。
1921年3月，蒋百里发表《今日之教育状态与人格》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中国引入新式教育后，始终未见发达，“其罪恶之总根，乃在挟教育为国家事业之一之名，而将教育行政之权扩大，使教育之本体，日日萎缩于行政之下，而学问二字，一方面既见弃于国家，他方复见弃于社会”。在教育行政化下，“名曰政府提倡教育，其实乃将一切教育成为行政官吏化，自大学以迄小学之长，无一人不受饬令者。而所谓科长厅长云者，纯纯乎变为属吏性质，而校长教授之进退黜陟，又一一属于属吏之手，呜呼！吾人拜制之赐也如是如是”。他承认，日本、德国的教育体制也是高度行政化，姑不论好坏，这两个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效能，是腐败混乱的中国行政机构无法相比的。由一个腐败混乱的行政机构将教育行政化，教育必将一塌糊涂。在中国目前条件下，他提出中国教育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使教育事业，脱离行政关系而独立”。有两个具体实施方案：一，由中外学者组成教育会议，为最高教育机关，独立于国务行政以外；二，设立学校基金，而不是教育基金，之所以命名为学校基金，这些基金完全归各学校所自有，“官厅仅有会计监督之责”。第二个目标是提倡、奖励个人“自动研究”，也有两个具体实施方案：一，给个人的自由研究提供研究与生活费用；二，设自由讲座，为自由研究者可以影响学生，与学生交流的平台。（《蒋百里全集》第一卷，北京工业大学2015年版，第149－152页）
三个月后，由于政府欠薪，教员开始鼓动风潮，要求按时发薪，引起社会关注。蒋百里在6月15日出版的《改造》发表《一个理想：告教员及大众》一文，提出了教育彻底民办的激进主张。他说既然政府财政困难，发不出薪水，那我们就体谅政府的困难，再不向政府要钱，但政府必须把教育部完全裁撤。各学校的入学资格完全废除，教员不领薪水，每学期提前公布讲义大纲，召集听讲生，收听费，收费多少，完全由教师与学生自定。有的学问高深、专业性强，学生无多，学费不足以维持教师生活，则“另行公告，募集群众款项以接济之”。凡缴费听课的学生，由教师发听讲证，领得若干听讲证者可以提出写论文，申请学位。他相信：“先生学生直接办交涉，收些束修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较那些夹七夹八同政府——官底下讨生活总好得多。”他还断定一句，只要学校独立了就会有基金支持资助，相反，要想先有基金再图学校独立，“在中国现在，这个梦，也不必做，不可能”。（《蒋百里全集》第一卷，第155页）
对蔡元培等人宣扬、主张的“大学区”制，蒋百里当然也是明确、坚决反对。他在1921年的《两件东洋货》的短评中写道：“那荒谬绝伦的大学区，只准此地设大学，不准那时设大学，更把那各省的高等学堂，一律废掉，还说要求统一，试问你们所准许的各省中学统一了没有？你们那大学预科学生的程度统一了没有？”“还有一件伤心的事哩！那各省正税里，不是带有附加税么？本来说得好听，是办地方自治教育等经费，但是现在一条鞭变成军费了。为怎么（按：原文如此）？因为怎么（按：原文如此）事都要叫官来提倡，提倡提倡，提到腰包里去了。”“总而言之，在中国情形之下，政府办教育，就同尼姑生儿子一样。”“这一种教育制度不打破，那国民的沉沦恐怕比受军阀屠毒（按：原文如此），还要厉害。但是有识者都默默相视，是何道理呢？咳，我知道了！他们的子弟，到美国去了！” （《蒋百里全集》第四卷，第206页）
蒋百里人“不微”，言也“不轻”，但蔡元培等人完全听不进去。几年后，国民政府在1927年6月正式设立大学院，任命蔡元培为院长，并逐渐试行大学区制。7月，国民政府下令裁撤江苏省教育厅，江苏大学区正式开始办公。省内的九所高校合并，改称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8月，浙江省务会议议决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专门学校、浙江省立甲种农业专门学校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另筹文理学院，浙江大学区成立。1928年6月，国民党在二次北伐中攻克北京，改名北平。1928年底，北平试行大学区制。将原北京大学、北师大、女师大、法大、天津北洋大学、保定河北大学一起改组为由十一个学院组成的北平大学。北平大学区实际负责北平、天津两市和河北、热河两省。
大学区制实行伊始，就反对之声不断，并且越来越强烈，发展到学潮频起，难以收拾的地步。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28年11月取消大学院，重设教育部，虽然还坚持大学区制。1929年7月，国民政府最终明令停止大学区制度。
大学区制推行两年即停，证明了蒋百里的先见之明。虽然他的言辞尖锐甚至尖刻，一些设想未见得可行，但他对官府办学弊病的批评、提醒，对民间办学重要性、必要性的强调与重视，今天仍有意义，仍值得强调与重视。
【作者简介】
雷颐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