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个女文工团员的遭遇

我年轻时是某兵种话剧团的演员。

1959-1963年，我被挑选出每星期两次去中南海执行任务。所谓“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伴舞。我们女演员（包括歌舞团）加上乐队共40人左右，都是经过保卫部门严格审查并拍照立档的。

时间是每星期三、五，晚8点前到场，地点在中南海里的“春藕斋”。地方文艺团体来的大都是表演者，记得常来的，京剧界有李少春、杜近芳、李世济、张学津、张学敏、谭元寿、马长礼等，舞蹈界有陈爱莲、芭蕾舞团小天鹅4人组，中央乐团的独奏、轻音乐、四重奏演员等，都是文艺界的精英。

相声界侯宝林先生来的最多，在舞会间歇时表演。只要侯先生来了，大家都特别开心，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毛泽东最爱听《婚姻与迷信》、《买佛龛》、《改行》、《戏曲与方言》、《醉酒》、《夜行记》等等，百听不厌。我当时是报节目的，常常坐在毛泽东身边，他点的最多的是《关公战秦琼》。

第一次来中南海的人，都想和毛泽东跳舞，排着队等。他是走几步拍一下伴舞者的后背，表示换人。我伴舞时发现，他有时一只手攥住我的手不放，到人请他，他要是不想跳，就把我的手举起来，意思是己经约好和我跳了。

舞会都是8点左右开始。最早来的总是朱老总、康大姐，接着刘少奇、王光美、陈毅，总理来得少，来了也只是坐一坐，聊一聊，跳的不多，每位首长来了都先向朱老总问候。康大姐来时总带着一团五颜六色的毛线，大概是把孙子们的小毛衣小毛裤拆掉，混起来重织。她不会搭线，背面总是有许多死结，我就教她如何搭线，这样织起来背面就平滑了。她的样子就是一个普通老太太，朴实、节俭。王光美身材好，有知识分子的味道，总是穿着素色布旗袍、布鞋，后面跟着孩子们，像老母鸡带着小鸡，叽叽嘎嘎、轻轻松松地，毫无做作之态，随意而亲切。她有时也带着毛线来织，我们就教她织花样。她常嘱咐我们，“不必场场都跳，不要太累”。有时看完节目她就走了。陈毅一进场，音乐马上换华尔兹。我伴他跳舞很吃力，他的肚子又大又硬，还拼命地转，我就死死的抱住他，很难对付。他说：“你不要紧张嘛！小鬼头！”“你要是摔了一跤，我就倒霉了。”每次跳完，都吓得我一身汗，好在他并不是每次必到。

那时林彪也来，但很少跳舞，坐坐就走了。他好像永远怕冷的样子，总是披着一件大衣。我凭直感不喜欢这个人，早就听说他吸食鸦片，一脸青绿色，一付病态，两道很浓的黑眉毛极不对称。我从不靠近他，也没有和他跳过舞。那时他还不是接班人，在家养病。我心想一个解放军高官，吃鸦片特供，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但我不敢说，只是在心里想而己。

晚9点一到，音乐一改广东丝竹调《步步高》，就是毛泽东来了。熟悉他的人，包括我，迎上门口，经常是他拍一下我的后背，我就陪着他开始伴着音乐走步。我总看到他头发后面翘起一绺还未梳平，说明刚起床。跳舞是他的“晨练”，按他的话说叫伴着音乐散步——他不会任何舞步。

有时11点左右江青来。她的谱儿可就大了，披着黑色丝绒斗篷，带着墨镜（她解释说自己做化疗后不能见光），头发又黑又亮。后面跟着六七个随从，有的拿着杯，有的捧着靠垫，有的拎着围巾衣物之类。她一进门，乐队马上换西洋乐。她一般只和随从跳，个个都是20多岁的英俊少年。她很健谈，有一次问我是哪里人，我说祖籍江苏，安徽长大。她就大谈京剧西皮二黄的来源及徽班进京使京剧如何发展等，说得头头是道。她有一位随从，白白细细的，个子不高，浓浓的眉毛，眼睛黑亮深遂，面带忧郁，几次就和我熟了。经常是音乐一起，他就穿过舞厅直奔我来，生怕我被别人约走，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他拉着我在拐角说能不能跟他交朋友，我说我朋友在戏剧学院快毕业了，他阴沉着脸不说话。虽然纪律规定去中南海不准乱打听，我还是没忍住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江青的理发员，想离开中南海，组织上不批准，并指定一女子要他们结婚。我不敢再多问。这时我己经注意到汪东兴向我们这边扫了一眼，领队也看着我们。我回团后立刻受到批评，以后就不再理他了。

闯 祸

婚后有一次周末，我爱人从城里来看我（那时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我刚好要去执行任务，只得赶着偷偷地溜到附近商场买了只烧鸡。回来时去中南海的大轿车己经开走了，我们俩就在宿舍里吃吃喝喝，谈谈剧院里和学院里的事情。当时新婚不久，见面还是很快乐的。正聊到起劲儿，门铃响了，打开门只见汪东兴站在门口。我吓了一跳，他和颜悦色地说：“主席找不到花果山的孙猴子，所以我抓你来了！”我赶紧请他下楼等一会儿。急急忙忙换了件衣服，抓本书，也没梳头，我就随着汪东兴走了。

我知道丈夫心里不舒服，但这是任务，我不能不去。

车开得急，我又有晕车的毛病，到了“春藕斋”，我先进洗手间梳理了一下头发，脱下凉鞋把脚冲干净。因胃里不舒服，就将薄尼裤右边纽扣解开了。我抱着书，悄悄溜到乐队旁边，坐在椅子上看书。领队见我来了，就走过来问我“跑到哪里去了？还不快到毛主席身边去！”我怏怏地过去了，陪着他老人家伴着音乐走步。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裤子越来越长，我猛然想起松了裤扣，“糟糕！”我急得冒出了一句，他问“怎么了？”我说，“裤子要掉下来了！”他拍了我后背一下，“莫慌，赶快扣好。我们不能停下，你这个孙猴子差点要出笑话喽”（因为我姓孙，他给我起外号“花果山美猴王”）。我一边随着他移步，一只手迅速扣好纽扣（其实保卫部门的人已经注意到了），规规矩矩跳完了一曲。心想好险！

说来也巧，刚好我来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乐队一位吹长笛的女同志，平时从不跳舞，那天也不知怎么，去请朱老总跳舞。老总年纪大，沙发又矮，平时我们请他都是双手把他从沙发里拖起来。可她哪里知道，冒冒失失过去，一支手伸出来说“请老总跳舞”，朱老总拉着她的手，想靠她站起来，重重地一拉，她就栽到了老总身上，吓得保卫人员一起拥了上来。

第二天一清早，我正准备回城里的小家，队上通知马上到礼堂开紧急会议。我很奇怪，星期六开什么会呀？赶到会场，里面都己坐齐了，气氛很严肃。我刚刚坐下，领导一拍桌子，“孙敏，站起来！”我稀里糊涂地站起来。“昨晚你上哪去了？”“我临时胃疼，去门诊部拿了点药，回来没赶上车。”我撒了个谎。“胡说！是不是你爱人从城里来了，你逃避执行任务？”我知道理亏，默默无语。政委气愤地说：“你看你那副德性！跟毛主席跳舞吊着个脸，还要汪东兴主任亲自去请你！你算老几？实在太不象话了！”这时那位出错的女孩急忙站起来哭着检讨，有人指着她说“你添什么乱呀？吹好你的长笛就完了，跳舞又不是你的任务，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说你闯了多大乱子，中南海保卫部门全知道你啦！没把你当刺客就不错！”这时有人偷着笑。另一位领导严肃地说：“她是第一次请首长跳舞没经验，主观动机是好的，可以原谅，下次接受教训就好了。对孙敏要严肃处理！三个错误：第一，有意缺勤，逃避执行任务，对毛主席不忠！第二，对着主席吊脸子，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第三，衣冠不整差点把裤子掉下来（这时仍有人想笑）！大家严肃点，这要是构成了事实要丢多大的脸？我们还有去中南海执行任务的光荣吗？这是个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事故！这样的不慎重、不检点，这样随便，太可怕了！（有人插话：她还在主席用的洗手间里洗脚丫子！）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太惯着她了？你当是和普通人跳舞吗？那是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导毛主席！”他越说越激动，“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日理万机夜里都在工作，”他激动地大喊着，“我们就是要为他老人家的健康作点贡献！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这时大家都上纲上线检讨起自己来，个个痛哭流涕。有人举例说，一位战士爆破前引信己点燃，为抢救一张立在隧道口上的主席像，被炸得粉身碎骨，荣立了二等功，并定为烈士。“那是一种什么境界？他是什么精神？那是多深的阶级感情？那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另一位领导也激动起来：“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做梦都想见到他老人家！有几个能见到？可我们有这样的殊荣，这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一生的骄傲！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是我们最最光荣的神圣职责！你拍拍胸口想想，你是什么精神？你是什么心理？”

马上有人恶意地说，“不知她是怀着什么阴暗心理看待我们的光荣任务！”又有人指出“她是剥削阶级出身，感情和我们不一样！”

其实，我只是因为爱人从城里赶来没能多聚一下，心里不太高兴，哪有什么“阴暗的心理”？我一直觉得陪毛泽东跳舞是件光荣严肃的事情。可这时我说不清，只好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缺乏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感情，觉得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不能回家团聚，还要让别人抱来抱去地跳舞，心里不太高兴。

这一下大家炸了窝，对我上纲上线狠批了一通。领导当场宣布，给予我“（共青）团内严重警告一次”的处分。不久，取消了我去中南海伴舞的资格。

受了处分当然痛心，但不再去执行任务，我倒是觉得很轻松。万万没想到，这就为我留下了祸根，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又遭受了第二次打击。

社 教

1963年夏末秋初，我己经是个小干部（女演员队副队长），团政委表扬我表现好，要尽快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入党申请表也填了，干部提升的报告也递上去了，需要的照片也交了。应该是流年大吉，一路顺风。

突然，有一两天晚上我感觉异常：同屋住的学员不停地被领导找去谈话，回来的时候都是泪汪汪的。我问原因，都不肯作答。出了什么事？

正思前想后朦胧入睡时，突然有人叫我起床，睁开眼，见是团部秘书（部队调上来的农民学员，共产党员）。“×主任找你谈话！”他一脸严肃。×主任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参加过长征。一听首长找谈话，我一骨碌爬起来，抓件衣服就随他下楼了。

进了团部办公室，×主任坐中央，还有总团干部、政委，秘书赶忙坐下，拿着钢笔准备作记录，气氛异常。出了什么大事？找我调查什么情况？我楞楞地问。几位干部低头猛吸烟，沉默了半天，谁也不开口。

我纳闷儿地站着。秘书客气了一句“坐吧。”我把桌前像给被审判人坐的椅子斜拉过来坐下：“首长找我有什么事？你们都这么严肃，怪吓人的。”

“要你交待自己的问题！”×主任开了口。

此人据他自己说是要饭的出身，长相极差，一脸横肉，三角眼，皮肤粗糙，上眼皮重重地耷拉下来，象老睁不开眼，个子又矮又小，但嗓门儿倒是恶声恶气挺大，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说实在的我极不喜欢此人。

“你坐在那发什么愣？”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是前不久说要为我请功的政委。

屋里除了烟雾就是沉默。我坐在那静静地认真想：到底有什么问题没向组织交待？日记（中南海事件受处分时交上去的）？再就是出身问题？我爸爸当过国民党政工队长，他是名票友，带的是一个京剧班子，48年底才进的政工队，先是中校，后来升上校。49年解放被一个军文工团接收，我填家庭出身时报的是官僚地主（其实我家一分地也没有，是夸大了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海外关系？叔叔舅舅们从未联系，也都捕风捉影的报上去了。49年我才10岁，51年就参军了，还有什么可交待的呢？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想清楚了我镇定地回答：“我没什么交待的！”一片沉默。

小秘书怯生生地问：“你敢保证吗？”

“我用团籍保证！”我坦荡地说。

“开除你团籍！”×主任大声说。

“那我用军籍保证！”我强硬地说。

“开除你军籍！”×主任更大声说。

当时我有些发懵，也害怕，但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我那时是相信党的，也只能相信党。我说：“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党，听候组织上调查处理。”

“马上把她关起来！”×主任愤怒地说。“她的气焰很嚣张，打着12岁参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红伞，实际她充满着对党的阶级仇恨，是个典型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话定了我的性，说完起身就走。

我一听“阶级异己分子”这个词心里很震惊，我知道严重性。心里一急，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地上，那位曾要为我请功的政委一把扶住了我。我咬紧牙关挺着，心里劝慰自己，别怕别怕，事情会搞清楚的，要相信党。

屋子里剩下的是整天打交道的团队干部，谁也没开腔。沉默了一阵子，有人递过来一杯水，我拒绝了，泪如泉涌。

这时，另一位团政委开腔了（据他自己说是捡煤核的出身）。他用手不停地敲着桌面，像是深思熟虑地说：“很突然吧？你的问题我们也感到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你的反动思想隐藏得很深很深，不易被察觉。我们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还是首长高瞻远瞩，眼光敏锐，一下子就抓到了本质。我们跟不上形势，我们也要检讨。你大概也是思想准备不够，现在端正态度还来得及。其实根据你在中南海的表现，我们早该有察觉，当时只当一般问题处理了，这是我们警惕性不高。”他扫视了一下周围：“我们不能搞温情主义。”他敲敲桌子示意，门外进来两个战士，把我带走了。

他们押解着我来到一间平时开会的大练功房待命。门开着，两名持枪的战士在门外来回踱步，不时警惕地看看我。

夜深人静，凉气袭人，我打个寒颤，抱紧了双肩。屋内昏暗的光灯在夜风中摇晃着，阴影在我脸上绕来绕去，我恍惚觉得像白日做梦，不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我怎么突然从好同志一夜间就成了敌人？天天把它当亲爹亲娘的党怎么突然对自己的孩子翻脸下毒手呢？

昏昏欲睡时，被押解的战士喊醒。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己是夜里3点，我在这个空房子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据后来保卫部长告诉我，他妻子是我小时候的战友，×主任坚持要求给我上手铐，保卫部以证据不足及手铐己用完为由顶住了，并拒绝接收关押，让总团自行解决。

我被关进宿舍单元房洗手间隔壁，一小间本应用来做厨房的地方。里面临时搭起一个单人板床，一张小学生式的桌子挤在床边，狭窄的窗子用木板钉死。如果不开门，白天也是漆黑一片。又惊又吓，折腾了一夜，我身上一阵发冷，头痛得厉害，接着浑身发烫。我病了。

早饭送来我没动。看守说：“你不要装病，好好交待问题才是出路！”另一个女兵摸摸我的头转身走了，一会儿拿来药。我很绝望，烧得昏头昏脑，心里胡乱想：还不如一死了之，由它去烧吧！烧死活该！我诅咒自己。

中午饭送来了，我也没吃，仍然躺着。下午两点左右，押解着我去会场。当时，有多少人在会场，是全机关大院还只是文教部门我都模糊了，只记得到处是标语，最醒目的是一条大横幅，“打倒阶级异己分子孙敏！”还有什么“提高警惕，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之类。一进会场，口号声不断，我被一个持枪战士押解着站到台下面对观众。接着就是有组织的批判发言，从工作到生活，没边没沿，帽子满天飞！几个御用人物慷慨激昂无限上纲。因为批判是匆忙凑起来的，无非是我日常生活的琐碎表现，只言片语。尽管我烧得昏头昏脑，但批判的内容我仔细地努力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结果除了帽子吓人，内容极为幼稚可笑。

关押了许多天，最后定了几条莫须有的罪名：

（1）对毛主席不忠，对去中南海执行任务有抵触情绪，有阴暗心理；

（2）拉拢腐蚀青年，对学员搞小恩小惠。A、帮助一位学员的妹妹上学，周末给学员们买零食，送东西给学员——属结党营私。B、晚上经常给学员们讲“大洋古”的故事，什么《罗亭》、《贵族之家》、《红与黑》、《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双城记》，特别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娜拉》等等——属于灌输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不宣传刘胡兰、董存瑞、江姐？C、教青年学坏：三年困难时期去云贵演出，收到地方政府送的香烟，有一次演出回来很累，我突发奇想，把烟每样抽出一支，让每人抽一口，尝尝烟是什么滋味——这叫腐蚀青年。

（3）剥削阶级意识。休闲时间打扑克，谁输了就让人家请客吃饭——变相赌博，敲诈勒索。

（4）低级下流。有一次大家说笑话，东北娶媳妇如同卖女人，双眼皮的价高，我插了一句“那我一定卖得高！”——这算我说荤笑话，低级下流。

最后，那位少将主任表态了：“她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党的领导。她反对我，我是什么人？我是党的路线执行人，党不是抽象的，我是代表党的，她反对我就是反对党！”

就这样胡里胡涂地又关起来。他们一开始就给我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大帽子，凭以上这点事实，怎么也不够。

二次社教

学员中许多人都说，如果孙敏的问题构成罪行的话，那么还有许多干部远远胜过她。于是，大家都起来揭盖子，顿时团里乌烟瘴气，团长政委都被点了名，中层以上干部人人自危。然后又有人动员我揭发别人，反戈一击，立功赎罪。

我本来就认为自己没什么错误，更谈不上罪行，这一动员，我就把干部中平时的牢骚，不负责的话，大大小小的是是非非都端了出来。

人常常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懦弱的时候，卑劣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纯洁正直、心地善良的我，明明知道揭发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都是小是小非，有口无心的一些话，如果我爱护战友，忍一口气，什么都不说，自己委屈一下，顶住了也就过去了。可那时我精神迷失，心胸狭窄，又被运动所利用、蛊惑，既当了炮灰又当了枪。

这一下不是干部的人全站起来了。平时的斗嘴吵架，相互妒忌，对级别待遇不满，什么住房分配，提级涨钱，角色分配，男男女女的屁事全部上纲上线，每个人心中的不满全都泄了出来，闹得人人举报，鸡飞狗跳，陈年老账私仇公报。

所谓群众运动，实则是动员群众斗群众。本来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战友，偏要大家你打我我打你，搞得个个朝不保夕，胆战心惊。

真是错对一句话，祸福一瞬间，人人精神高度紧张。

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少将主任这时发话了：话剧团是个黑据点，干部队伍全烂了，领导班子实际是个反党集团。孙敏是个小鬼，现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机关重新派进了工作组。原来掌握运动的干部们全部进了学习班交待问题。

我就这样，从好同志一夜变成阶级敌人，又由敌人变成小鬼，后来被称为解放了的小鬼，就这么顺着杆下来，从关押中放了出来。这时我才知道，这叫做“第二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毛主席关于“二十三条”的指示下来，重点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包括在下面支持他们的地、富、反、坏、右。看完这篇指示，我在会上问运动的指挥者，我算是哪一类重点？他们含含糊糊地说：“你大概是算下面地富反坏右之类吧。”我心想，看你们到底怎么定我这个“地富反坏右”。

运动从急风暴雨轰轰烈烈逐渐降温，“反党集团”变成了无原则小集团，领导班子问题从“烂掉了”变成“觉悟不高，作风不正”。团长只是个“三八”式中校，老演员、政委只是个少校，实在都够不上走资派的资格。最后，只好搞一个干部队伍集体整风，当时叫做“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摘下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那就等于是大赦，人人感恩戴德。于是乎都挖空了心思批自己如何卑鄙可耻，如何对党不忠，同志之间如何怀疑嫉妒争名夺利。可笑的是，所谓“爆发革命”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党指出的“阶级斗争”无关。比如：团长“爆发革命”说：“我38年入伍，至今才是个中校。因为自己是演员，带的都是文艺兵，所谓三教九流，自己是戏子，属最下流一等。要是老子当年带兵打仗，早当上将军了。我不服，个人主义患得患失，对不起党的多年培养！”政委年轻些，是刚从部队选拔上来的优秀干部，他“爆发”说：“来到文艺团体，我挡不住资产阶级香风毒气的潮流影响，思想蜕化变质，对××演员很喜欢，把她的提干照片放在枕头下面，我已婚，整天仁义道德教训别人，实际上自己很下流”（他说的人是指我，气得我坐在下面咬着牙根想，这个糊涂虫胡说什么呀）。台前“爆发革命”的人个个痛哭流涕。这位政委眼泪汪汪地刚坐下，接着有人“爆发”自己革命意志衰退，失恋了想去当和尚，有个学员被感动，不该“爆发”的也“爆发”了：曾偷过别人的胭脂口红、几块钱，在商场里经不住嘴馋偷过棒棒糖。

最可笑的是一对恩爱夫妻，都是干部。这位女干部，经常和己婚女友们谈自己的隐私，谈论自己和丈夫的性生活如何和谐，大家常笑话她像祥林嫂，她“爆发”说在街上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儿，晚上和爱人过夫妻生活时，心想要是那个小伙子该多好，“我可耻！对不起丈夫！”坐在下面的人这一下憋不住了，哄堂大笑起来！那位丈夫在下面鼻涕眼泪流个不停。会后大伙责问她，“你怎么想得出来，是想当爆发冠军是不是？”她急得脸通红说：“你们说怎么办？我爆发什么？我不说严重了能过关吗？只得把自己说得越坏越好，否则，肯定还要我深挖，你们说我还能往哪挖？”

最后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干部们都挖隐私搞臭自己。人人扒掉一层皮，个个都变成没有羞耻，没有自尊，没有道德，没有品格，低级下流“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所谓二次社教，在我们这里就这样急风闪电式开场，又虎头蛇尾地草草收场了。凡是党员干部，每人都在党内受到警告、严重警告、延长候补期、撤消职务等处分。这次没有处分我，因为我不是党员。

接下来，就是要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全都赶到乡下去参加四清运动。

四 清

刚整完自己，再去整人家。

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刚刚从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的关押中解放出来，惊恐未定，经神鞭一指，摇身一变又成为领导整顿地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一个非党员群众，去领导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经历了两次残酷的政治打击，我失的情人》昡望、灰心、没有了激情。戏也演不成了，艺术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花落去也。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对此充满了厌恶，对自己的人格、尊严被无情地任意践踏感到耻辱！我开始对党的话不那么专心了，根本不认真去搞什么四清运动。

我被分配在一家粮库整顿党支部。以自己刚犯完错误为借口，我提出愿意多参加劳动改造自己。那段时间，整天跟一帮工人一起扛大个儿。这一群是工人中最下等的人，由于个人历史的“污点”，成份极为复杂，许多人娶不上老婆，能娶上的多为从良的妓女。他们是被人看不起的脚力，个个力大无比，又是一群能忍饥挨饿的硬汉子，按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臭苦力”。他们对运动兴趣不大，只要麻烦不再找到头上，能卖命挣钱养家糊口就知足（挣来的钱大部分吃掉了）。上工时他们大都是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我想帮助他们，买了一副理发工具，休息日给他们理发。开始工人不敢靠近我，怕我嫌他们脏，我就一咬牙和他们一起扛大个儿走跳板。

从火车厢口到粮垛之间，架了两条厚条板，如同独木桥。我开始扛一袋白面（40斤），走在跳板上，前后有人踩得跳板忽颤忽颤上下摇摆，让人心惊肉跳，两眼发黑。到后来锻炼得能扛三袋白面，150斤的大米包也背起来了。过去，我要做一辈子演员，对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在意保护，现在都用不着了！我常和工人一样灰头灰脸，时而一身白面，时而满头满脸稻糠，肩上、背上，常压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火辣辣的疼。

我是拼命豁出去了。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我来不及思想，倒下就睡。忘记痛苦，不再有思想是多快乐的事啊！可工人们怕我闪着或踩空，前后总有人护着我。有一次卸到最后，天也黑下来了，肚子也饿了，我扛了三袋白面，脚下一软没走稳当，面粉滑下一袋掉在桥下，领队的立即吹哨叫停，不准我再扛。大家夸我，但坚决不准我再扛大米包，白面也不能超过两袋。有时人手少，两节车皮卸得己经腰酸背痛。可夜里来车也要爬起来接着干。除了下雨，大风大雪都得没命地干，没人心疼他们，因为这些人大都有“案底”。开始我还“警觉”着他们，慢慢地熟悉了，他们脏兮兮的大茶缸我端起来就喝，他们的脏衣服有时也帮着洗。苦力们喜欢我了，排着队要我理发！并痛快地说：“老孙，别怕，修不成分头剃平头，剃不成平头推光头，只当拿着南瓜练手艺！说实在的，有谁看得起我们这些个下三烂！也就您了！”

其实，在我心里己经和这些所谓的“社会残渣余孽”没有什么界线，什么党不党的，大家无非都是一群被运动着的盲流，包括我自己。

后来，那位将军主任下来视察四清工作，认为我“改造得不错”。他知道我是冤枉的，又把我包装起来，在四清简报上宣传，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又选进团工委当委员，通报表扬，说我是被改造好的什么什么人。说实话，学毛著都是关起来时学的，因为只有这本可学。在粮库那阵子还真没学过，没功夫！

这时，我开始独立思考，不再轻易相信什么了，过去想演遍沙士比亚，要像莫里哀一样死也要死在舞台上的雄心也没有了。我生活低调，随波逐流，不再严格要求自己，感情也出了轨。“幸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着就来了，未能铸成大错。在我干干净净的人生中它本是可以避免的，可人性就是脆弱，一旦不再严格自律，没有了是非观念，好与坏也仅仅是一念之差，什么借口都能当做理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文 革

四清工作回来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就拉开了序幕。

开始说军队不参加运动，我们仅仅是天天听到外面的一些传说而己。我自己非常清醒，决不参加任何事情！有一次，坐38路汽车到永定路，上来一批红卫兵，手持皮鞭把车上人全轰下来，排成一行，人人报出身。我想，光棍不吃眼前亏，我理直气壮地报的是国家干部（妈妈是小学教员，也可以混得过去），两个报小业主出身的人被赶下车步行。从此我很少出门，妈妈见我穿的皮鞋面上有个U形的舌面也吓得剪下来，怕惹事。

后来，军队里开始打倒肖华，有了两派，一为保派，一为冲派。我就是看书，没事就回家。后来毛泽东多次接见红卫兵煽风点火，我们就当卫队，坐在天安门前，防止接见时混乱踩死人。每次当毛泽东出现时，孩子们从我们身上头上踩过去，拥向那个偶像，每次都有人尿裤子，被踩伤，被踩死，第二天广场上总是一堆无人认领的单只鞋。

我当了一段快乐的游鱼（什么派都不参加）。我深信，运动开始出头露面的最后要么飞黄腾达，要么株连九族，总会两极分化，总会有人倒霉。我不表示任何政治态度，实际上我有，但绝对禁口，我知道自己身上有前科，不能惹火烧身。

既然无戏可演，除了毛选别的书也不准看，干脆趁机生孩子。我怀上了小女儿，门前种点菜，拉上豆架、丝瓜，南瓜也上了南墙，还种了一大簇金银花、洗澡花。晚上阵阵清香扑鼻，引来邻居拉家常，聊外面的新鲜事。

我所在的部队大院里热闹非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墙，四清中整我的那位将军也被揪出批斗，骇人听闻的大标语“××司令员曾是土匪，现仍藏有枪支弹药”、“××政委谎报出身”、“××是假党员”、“××出卖战友是叛徒”，条条消息怵目惊心，令人咋舌。我只是默默地看，从不多问。那位被揪斗的将军在会上承认把我打成异己分子是他错了，公开向我道歉（这都是听别人会后告诉我的，我一概不参加任何会）。有人鼓动我控诉他搞白色恐怖，我拒绝了。

有一天，我正在屋里看书，楼里涌出一大群人高呼着口号“揪出阶级异己分子孙敏！”“打倒黑五类！”“让她永世不得翻身！”他们冲进房间把我拉出来游楼。一位原来较好的朋友一把将我向前推出好几米，我扑倒在地。当时我正怀有6个月的身孕，为了保护身上的孩子，我双手先着地，掌上搓出鲜血又烫又麻，很疼！我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半天爬不起来，人们象围着看动物园的猴子。呼声突然弱了下来，人们沉默了几秒（大概这时有人发现我是孕妇），呼叫着一阵风似的跑掉了！

我慢慢地翻过身坐起来，握着滴血的手，眼睛湿润了，我知道是逃不过此劫的。其实被推倒并没什么了不起，在这种非常时期，真是司空见惯，可这个推我的人曾是对我很好的朋友之一。他爱学习，业务条件也好，年轻时我们曾三五成群踏着两三里路的积雪去我哥哥的单位学习。那时我们青春年少，一路嘻嘻哈哈打着雪仗，谈理想、谈报负，而后他们都成为哥哥的学生及好友，他应该是了解我的无辜的！当然，他出身不好，一直未能解决组织问题，必须趁机表现自己。

政治就是这般冷酷无情，“铁面无私”，六亲不认！这岂不都是人性的泯灭，伦理的反常！这都是被政治、被阶级斗争这个残酷的理念逼出来的！

我自己还不是一样吗？为了进步，为了生存，为了和党一条心，为了表示自己立场鲜明。爸爸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加右派后，我们违背良心，切断和他的一切联系。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盲人，只不过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富家子弟而己。我们对无辜受难的父亲，没有同情，反倒“大义灭亲”，要求母亲与他离婚，划清界线。那时父母都己是六十多岁的入了，正是需要相互照应的时候，可为了我们，父亲还是一个人劳动教养多年。母亲也是一个人撑着，在街道上帮助工作，有时糊些纸盒子，挣点钱帮助家用，后来帮助子女带孩子。她的悲凉是我们不懂得的。

天黑了下来，我坐在过道冰凉的地上，静静地想到朋友的无情，更痛悔自己的无义，这是自食其果的报应。当我慢慢走回宿舍时，下身开始出血，我忙去门诊部。医生立即让我服了药，并嘱咐有流产危险，让我赶快回城里卧床休息，按时服药，尽量不要回来，并向车队要了小吉普车，悄悄地把我送回城里的家。

女儿是4月下旬一个凌晨出生（早产近一个月），可301医院都在打派战（两派的护士同时值班就更糟糕了，谁也不进产房），幸好孩子顺产。我明正言顺地过了50天产假，养得白白净净的回到大院。也许是因为怀胎十月，又在喂奶期间，加上产前产后休休闲闲种花养草，整个身心都变得柔和轻松起来，天生母性的光辉又回到我的身上，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

要好的朋友悄悄地说我像是脱胎换骨，出奇的好看。我说那是因为离开了硝烟弥漫阶级斗争的战场，同志们热火朝天地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浴血奋战，而我只忙于自己的私事，是个人主义。

再 劫

运动迅速进入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两派相互揪坏人，有历史问题的“老运动员”、犯过错误作过结论的、出身不好业务拔尖的人都揪出来了。

我静静地等待。心想，孩子己平安降生，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再揪出来也不怕了。我借回家喂奶时，托母亲把女儿尽快带回南京，然后迅速把奶断掉。儿子在幼儿园很平安，心里没有了牵挂，做好了可能在劫难逃的准备，反倒轻松了。

果然，我是上了黑名单的重点人物，他们自上而下是预谋好了要整的。

一次出门去图书馆，林荫道上静无一人。

身后一双有钉子的皮鞋声紧跟着我！心里怪怪的，但我没回头，跑几步进了图书馆。

借完书回来的路上，同样的皮鞋声在后面不紧不慢的响着。我猛回头，他站住不动，面无表情。原来还是二次社教时那个阴险的小秘书。

我问；“你老跟着我干么？”

“这是任务。”他阴冷地说。

第二天，一群人冲进我宿舍，扯下我的领章、帽徽，两人架着我，随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孙敏”、“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声，再次把我关了起来！

这次我被单独关在一个可住四个人的房间里，通往阳台的门窗都用木板钉死，室内放了两张床，他们留下一句话：“老实交待问题！”便匆忙地走了。

我木呆呆地默想：不知道下一出戏怎么唱？他们是恐慌的，因为我已被整过两次，文化大革命没参加过任何派系

和任何政治活动，

这时运动进行的阶段名为“清理阶级队伍”

我被关押的房间是事先准备好了的，门外日夜有人站岗。按毛泽东的话说“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我再次从座上宾沦为阶下囚了。既然又成了敌人，还能再像过去那样卑躬屈膝的忠心投靠吗？

我想，我背离生我养我的父母，一心一意认共产党为自己的爹自己的娘！当年我是一心一意真心投靠的。

记得52年入朝参战前，上级通知有家属的可以来告别送行。我娘赶到长江边见我。夜里，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娘在我身上摸上摸下，暗自流泪，我快乐地隐瞒她：“我只是去锦州而己，你瞎哭什么嘛？”（领导要求大家保密，只说去执行重要任务）其实，那时朝鲜战争打得正紧，鸭绿江桥己被美军轰炸的大照片登在各大报纸上。娘是读书人，知道我去哪儿。如果她有一点私心，向领导请求孩子太小不宜上战场，我一定会被留下，因为我赴朝时，是唯一带着红领巾的小孩。但我娘没有，她识大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她忍着心痛，让未成年的小女儿参与那场生死未卜的战争。

我们娘俩心照不宣，但心情完全不同。第二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们就集合出发上大船。我当时在军乐队里打小鼓，部队上船时一直奏乐，一边行进，一边唱着苏联著名的《共青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号，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故乡！那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歌声通过扩音器反复播放，战士们也和着。那歌声完全代表了我光明的心，我向着送行人的山坡行注目礼——我知道妈妈在看着我。我昂首挺胸，打着军鼓大声唱，唱给妈妈听，唱给父老乡亲听，让她明白，让她放心！让她为女儿骄傲！

鼓声、歌声激励着人心，一声长鸣大船离开了江边，山坡上送别的父母妻子们挥动着双手，哭声一片。我们的军乐声一直不停，歌声不停，我站在船上向着山坡上渐渐远去模糊的人影挥着鼓锤上的红绸，大声喊着；“娘！再见！再见！”

我看不到娘的揪心，我听不见娘的哭声，我一点不难过！我非常自豪能够去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我把自己的父母当做还没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而把共产党当做自己的亲爹娘，而我这个“亲爹娘”如同恶继母，时而把我当人时而把我当鬼，他们能指鹿为马，画地为牢，让你生你就生，让你死，你就死无葬身之地。

我思前想后，觉得这次决不能再投降，心里念着烈士的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要我死，我也要站着死。我开始沉默、绝食。

第一天没人理。

第二天没人理。

第三天，有人送饭时夹带着一张二哥的纸条，内容是“正确对待运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第四天，门诊部来人为我输葡萄糖，护士插上针头，她转身我就拔出来扔掉，并推倒吊瓶架，护士只好离开。看守说：“你不要负隅顽抗！自绝于人民，死了也是死有余辜！”我无力气理他，侧过身闭目养神。夜里，领导小组的人来了，我面向着墙不理睬。“有话好好说，你想怎么样？开口讲话！我们管不了，还有上级领导，我们如实汇报，决不会为难你！”我把准备好的一张纸条交出：“见部队最高司令员”（当时是一个姓张的，后来是刘贤权）。

第五天，门诊部再来人为我输液，我再次拒绝。夜间来了一个陌生人，自我介绍是司令员的机要秘书。他说：“司令员说你的任何要求我都可直接转告。首长说你应该是一个红小鬼，顶多是犯了点错误，现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刚开始，大敌当前不要阻碍运动，有什么要求直接提出来，无论什么问题都可能解决的，用这种对抗的方式对运动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我听他说的是人话，转过身勉强坐起来，靠着墙说：“第一，我是现役军官，你们无权随意摘掉我的领章帽徽，首先还我军人身份；第二，还我人身自由，有问题谈问题，有错误批错误，没有定性就无权私设公堂关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属非法。”这个秘书还算通情达理，说他马上汇报首长，明天给结果，但现在必须接受输液，吃东西！我说有了结果再说，又躺下昏沉过去。

第六天，领章帽徽送回来了，形式上的关押解除，但不能离开大院（说是为了保护我，自然有人跟踪）。我开始妥协吃饭，暂时不再求死。有人告诉我，机关己有人跳楼自杀。

总团里我的专案班子紧锣密鼓地搜集材料，全团分组集体回忆我近来说过什么话，开过什么玩笑，传过什么小道消息，评论过什么人什么事，接触过什么人等等，都要挑出来用阶级斗争眼光来分析来判断。

期间，白天夜里不停对我提审，搞疲劳战术，搞逼供信。第一次围攻，我死不开口，一个曾在话剧《红岩》中扮演过监狱长猫头鹰的人抱来一大捆粗绳，往地下一摔，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摘下帽子往桌上一抽，厉声说：“开口说话！告诉你，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再不开口就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低头看着这捆绳子，我太熟悉了，它是下部队搭野台子吊幕布用的。我抬头看他，真觉得他像入了戏。我平静地说：“你是不是又在演《红岩》？”他冲上来要打我，被人拉住。他们对我七斗八斗，威胁、利诱，我死活不开口。他们又让我学习毛泽东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写心得。书我早看过了，没心得！因为我是司令员那挂了号的，还算手下留情，没有动武。

过了几天，来了几位“老同志”，说话客客气气，像是谈心的样子，希望我交心。其中那个捡煤核的政委“语重心长”地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批判必严，处理从宽。我们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救你，说实话，你是边沿人物，属推一推拉一拉的人，推过去就成了敌人，拉一拉有可能成为同志。你这样顶牛很危险，对你对你的家庭亲属都没有好处，采取合作的态度才是唯一的出路，总不能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吧！不用怕，有什么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们保证不打棍子，不带帽子！毛主席说过；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我们对你不是审问，不搞逼供信，是同志式的谈心。”

我就是那个愚蠢的叼着美味的乌鸦，经不起赞美开了口，那嘴上的美味就实实落在了狐狸手上！我被他们软硬兼施，无可奈何。反复思考，这样情况下，再抗下去他们恼羞成怒，必定害我，置我于死地。还不如把心里想的谈出来，再错也只是认识问题。没有扩散，构不成罪行。我就谈了几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一、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定林彪为毛主席接班人想不通。应该采用选举制，这样硬行规定，像是历代王朝搞世袭制。

二、林彪搞红海洋，三忠于，四无限，是搞个人崇拜。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我觉得对，但一句顶一万句我认为不可能，如果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就不必印那么多毛著了。党的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一再重申，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决不能搞个人崇拜。

三、在搞三忠于四无限运动中许多都是形式主义，比如毛主席像，从49年挂到现在一直很平安，可现在开大会一双一对给主席像站岗，十分钟一换，很无聊！

四、人人胸前挂个大忠字，表示忠于毛主席。黄忠是忠，忠蒋介石也是忠，忠国民党也是忠，你知道每个人心里忠谁？

五、二次社教批判我对毛主席没有阶级感情，并举例一位战士为主席像被炸得血肉横飞，以此证明他忠于毛主席。我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这样的宣传是误导。一个青春焕发的血肉之躯比一张纸印的主席像宝贵得多，这是对普通人生命的亵渎，我相信毛主席自己也不会赞同这样做。

六、文化大革命搞得全国停摆，工人不工，农民不农，学生不学，一切都被搞得乱七八糟，势必造成第二次三年自然灾害。

他们认真听，两个人纪录，唯恐遗漏了什么，然后说：“很好，这说明你是真正向党靠近了一步，你能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反动思想，说明你立场在变，在往好的方面变，我们很高兴你能敞开思想把自己的反动本质暴露出来。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你说出来了，相信你也轻松了，会重新认识自己打倒自己。现在你重点学习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精读细读，对照检查提高认识。

又关了一些日子，全机关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会前他们整理了我几条罪状；

（1）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2）吹捧刘少奇，传播反动口号

（3）书写反动日记

（4）思想反动

他们反复动员我，在会上做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把以上几顶帽子承认下来，最后决不会按这几条定案。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最后会重事实，重调查研究，但目前大敌当前，要配合运动，要造一个声势，司令员要你带个头。

既然要活下去，就不能当敌人，无论如何都要设法把自己从敌人那边划回来！我经不起他们的日夜攻心，自己又无可奈何，就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在有上千人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上，悬挂着一人多高的大幅白纸黑字横条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孙敏”，我的名字上打了两个大大的××。我被押上台，按他们的旨意念了以上几条罪状。我双手发抖，知道承认了这些罪状，如果以此定案，我的家人兄弟姐妹就统统都完了，都会被株连。如果我自杀，我死了，他们什么也定不成。可当时生的愿望占了上风，我想既是部队最高领导承诺，仅仅自己交待的那些问题就不至于定罪。况且现在“大敌当前”，我总是把自己放在党的一边。会后，组织上认为我表现可以，不再追究任何问题了。我又轻信了他们。

处 理

我们全部转移到周口店一个军营，等候定案处理。

有问题的一帮牛鬼蛇神队伍，部分配住在一起，和全团隔离。我那时可以在周围活动，但有人监视。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山顶洞人发现地，有时一个人在洞里傻呆一天。语录本老得带着，进了洞就扔在一旁，宁可看地上的蚂蚁搬家。大概是看我太清闲了，开始让我打扫男女厕所。无所谓，我这个人特别爱干净，不论到哪儿，先要把厕所搞干净，习惯了，做得很愉快。厕所在练兵场一边，下雨后满地黄泥，又让我拣砖头铺一条通往厕所的路。8月的北京郊区，晒得我头昏眼花。因为吃东西很少，较虚弱，我大汗淋漓的铺着路，吓得男同志都不敢去厕所，宁可改去远处。

这时林彪的紧急备战备荒、打烂坛坛罐罐的指示下来了，定案工作加快进行。没多久，宣布一个在国民党政工队干过几年的老演员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军籍，解回浙江农村老家，立即执行。这使我万万没想到，这位49年参军的老同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因为这点历史问题每次运动都有份儿，是个非常谨慎小心，谁也不得罪的人。听完宣布结果，我没吃饭在床上躺了一天。

第二天又宣布一个搞音乐的同志为地主分子兼坏分子，会上出示了“确凿证据”，藏在佃户家的地契、银元都摆在桌上（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叔叔干的）。他参军时只有16岁，按法定年纪他是够不上地主的。此外，他在朝鲜战争时曾和一个朝鲜姑娘相爱有过关系，多年前己受了处分，有了结论，怎么可能定上坏分子？宣布后立即把他押解回四川乡下。

我想下一个该是我了，果然。宣布结论是：本应定现行反革命分子，因坦白从宽，改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犯严重政治错误划，开除团籍（我早己退团三年），行政记大过，复员回原籍劳动改造。当他们拿出处分决定让我签字时，我看到他们在坦白从宽大会定的四条罪状一条没变！但没有具体内容，我才知道中计了！没办法，我坚持每一项大帽子下面必须把具体事实全部写上，否则决不签字。“你们说我思想反动，我想问一下，和蒋介石比怎么样？”专案组人说：“当然不一样。”“那好，把怎么不一样写上！”“写上就是扩散反动言论！”他们蛮横地说。“你们不写上我就坚决不签！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己经完全失望了。我又被欺骗了，他们原先说好决不会按认罪的那四条做结论的，可他们不守承诺！如果带着这个结论活下去，还不如死！我连夜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刘贤权（当时的司令员，给我承诺的那位司令己调走了），一封给中央军委，把自己受害的过程全写上。第二天一早，我去邮局发了信。然后去河边洗头，在泉水里把自己洗干净，回来把原储存的二十几片利眠灵和十几片索密痛止疼片捣碎，倒上一瓶凉水喝下去。然后，跑到总专案组指着他们大骂了一顿：“你们这群骗子！刽子手！你们是国民党！你们才是真正的反动派！只要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总有一天你们得还我一个清白！”我迅速回到宿舍，梳好头，穿好军装，插上门，放下蚊帐，躺了下去！

当我醒过来时己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据后来朋友告诉我，我那天骂专案组的人，很多人都听见了。监视我的人说我去了一趟邮局，专案组迅速去邮局，把我的信追回。大家撬开房门，把我送进医院。洗了三天胃。

我一直发烧昏迷。第几天醒来的己不记得了，只记得是夜里。我木呆呆地盯着房顶，什么也想不起来，夜间值班护士过来看我醒了，问可想喝一杯奶？我摇头。手背插着针头，我撕下胶布，把针头拔出来扔在一边。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再死一次？我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

这时，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过来，有人坐到我身边。我紧闭眼睛不想听任何话。“老大姐，我是军医大刚毕业的医生，抢救你好几天了。我看你好面善，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他轻声地叹了口气：“你要好起来，逐级向上面投诉。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只要你不在结论上签字，你的案子就结不了。只要人在，总会水落石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这样年轻就轻生，多可惜呀！还有你的家人孩子呀！”本来我的心铁一样坚硬，他说“留得青山在……”，让我想起二次社教绝食时哥哥也是说这句话，眼泪顺着耳边刷刷流了下来。想着六岁的儿子是那么腼腆漂亮，小女儿像洋娃娃一样可爱，还有我可怜的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弟弟、丈夫……我怎么办？我怎么活？我怎么向他们交待？怎么能再给他们的艰难雪上加霜呢？我这个不争气的女人啊！我失声痛哭起来。医生说：“我给你开三个月假期，先回家把身体养好。你的胃烧坏了，要小心吃东西！”

醒后第三天，家人把我接走了，诊断处方是精神抑制症。回到家，仍然有人监视，我对来人说，你们玩去吧！既然现在还活着，我不会再死的，你们放心。

两个月后，我又回去了。因为胃烧坏了，我经常胃疼，吐血，很少吃东西，人瘦得只有80斤。我整天都是傻呆着，不想吃，不想喝，也不睡，除了点头摇头几乎成了哑巴！慢慢地连床都不想起了，总团领导小组觉得我的情况不妙，不尽快处理必有麻烦。他们作了一个妥协，跟我说，什么结论都不作，先复员，你现在家在北京，就去京郊作农民，并说：“你这个人是三国里的魏延，天生有反骨，不宜在北京城里，容易造成政治动乱”（我自己倒没看出来我有那么大的能量）。后来，我有胃出血证明，就让我留在城里，接受街道监督改造。我就这么胡里胡涂的回了家，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档案，档案里写的什么也不知道。街道当然不会监督我，因为居委会主任是我儿子的保姆，她家里没男孩子，我儿子是他们家的宝贝！

部队安置办公室跑了北京许多地方，哪儿也不要我，最后他们只好把我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抽出来，才在一个街道工厂安排上了工作。

大约是74年，全国开始搞平反，部队来平反的还是当年整我的人。开始，来人说“你起码有认识上的错误。”我坚持什么错误都没有。有，也是你们逼供、诱供搞出来的！你们平不平反，我无所谓，随你们的便！顶了一个月。又来了一个工作组，撤消了全部错误结论，接我回去，开平反昭雪大会。我说，会，不去开了，该补发给我的工资，最好早点还给我。后来给我行政长了一级，补发了全部扣留的工资，近6000元。当时我感觉自己成了小小的富婆。

回首往事是惨痛的！但我们决不会忘记！也决不能忘记！

作为个人，我的不幸，是不足为奇的。我是个侥幸逃脱者。愧对那些屈死的冤魂。

历史是无情的！真相会如同剥洋葱一样，随着时间，随着人们的觉醒，一层一层被赤裸地显露出来。苍茫大地，皇天后土，历史的罪人，终有一天会被推上公正的历史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