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的完整叙事

          日本自从甲午战争之后就致力于控制朝鲜半岛，沙俄对东北三省的侵占和盘踞，于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在1904年，日本出兵中国东北、攻击沙俄军队。日俄战争爆发。

         其结果是日军打败了俄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战后，日本和清政府谈判，一方面，日本向大清国归还了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领土，另一方面，日本以条约的形式，从中国东北取得了以下的殖民特权：两地（旅顺、大连租借地），一路（南满铁路），一林（小部分林产），一矿（小部分矿产）。这个条约，当时叫做《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含“正约”和“附约”，正约为纲要，附约为细则。

         紧接着，日本以保护南满铁路以及租借地为名，向南满铁路两侧派出了一支殖民地部队，这支部队，依地方取名，叫做“关东军”。

         1915年的时候，依据上述《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大部分殖民权益即将于1923年到期，日本殖民者不甘心将吃进去的肉吐出来，于是日本政府胁迫袁世凯、签署了《民四条约》，这就是历史上的“二十一条事件”。据此，日本殖民者将其在南满的大部分殖民权益，延长了99年。

         辛亥革命使张作霖在东北飞黄腾达，在日本殖民者的支持下，张作霖在北洋时期，逐渐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张作霖在治理东北期间，起初采取亲日政策，屈服于历史条约，但张作霖在后期，受到了1919年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张氏开始转而采取反日政策，张氏父子两人开始在东北地区以温和手段排挤日本。

         张氏父子排挤日本殖民者的具体方式有很多，举例有：建设繁密的铁路网、针对性地迫使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破产；建设葫芦岛港，有计划地排挤日本经营的大连港；限制日本侨民在东北地区租地的条约权益等等，总之，张氏父子要采取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扫清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最终将日本人“请”出去。

          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州，国民党于1924年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一大）之后，公开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号，在苏联靠山的支持下，国民党开始排挤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殖民势力。国民党强势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后、将矛头对准了日本，公开宣称要废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收回旅顺、大连、南满铁路等日本殖民利益。

         也就是说，在1920年代，日本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同时遭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击，其中北方（张作霖）是暗反，南方（国民党）则是明反。

          时势激起了日本关东军的反弹。1928年初夏某日，关东军参谋在皇姑屯（今沈阳郊区）将张作霖炸死。

          张作霖之死进一步坚定了其子张学良的抗日之心。于是，短短半年之后，张学良宣布：结束北伐战争，东北归顺国民党。这件事，史称“东北易帜”。

         东北归顺南京政府之后，国民党立马在东北设置了党部，并在东北实施了更为激进的抗日政策，有计划地策动反日运动，并由国民政府明确提出具体步骤、收回日本在历史上取得的东北殖民特权。

        国民党认为：大清国签字给予日本、并以《民四条约》扩大的这些东北特权是无效的，国民党应该收回这些特权，日本人应该从中国退出。但“国强必霸”的日本毫不让步，它认为：日本打沙俄死了十万条人命、清政府签字给的上述东北特权是日本的应得报酬，中国排挤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是违反条约和不守信用的行为。

        于是，日本政府在这个纠纷点上，和国民政府开展了三年时间的外交谈判。国民党在“革命外交”思维的指导下，一直不予退让。

        不料，在扯皮的过程中，192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受到严重挫折。经济重挫使日本军阀势力和强硬派有所抬头，而对中国持和平外交态度的日本政府，其在日本的民心则每况愈下。

         北边，1928年苏联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日本军阀认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旦完成，苏联的实力将大幅提升，日本在满洲对抗苏联南下的势力均衡，即将难以为继。

         在种种刺激之下，日本关东军看准了日本的民心，于是关东军瞒着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军事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关东军意图使东北成为：1、日本经济殖民基地；2、日本对苏国防基地。

         不久，国际联盟对这个纠纷作出了对中、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裁判，即《李顿报告书》。“国联”认为：主要错在日本；但是国民政府不遵守国际条约，很难获得西方的认同。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都不接受国联的裁判。

         与此同时，日本制造了“满洲国”，国民政府坚决不承认伪满，这就使关东军有了不安全感。为了“巩固满洲国的后方”，关东军的黑手越过了长城、开始在华北地区清除国民党力量、策动华北独立。日本军阀策动华北独立的行为，在华北地区激起了剧烈的抗日思潮。

         僵持了6年之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在黑暗中向演习日军射击的事件，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1日，日本内阁下令出兵三个师团到华北、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这个举动使蒋介石失去了妥协的可能，于是，国民政府决定发动全面抗战，并调动五万国军、进攻驻扎在上海虹口的四千名日本兵，淞沪战役爆发，日本火速增兵上海，4个月之后，日军攻陷南京，开展大屠杀。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开展谈判，但随着战事对日本有利，日本咬住“承认满洲国”一条不放，而这一条正是国民政府无法接受的，所以屡次和平谈判无一成功，于是日本决定打到国民政府投降为止，而国民政府则迁都重庆，计划抵抗到底。

 日本在亚洲的暴行使美国逐渐走向对日敌视、并于1941年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这样一来，缺乏石油的日本就等于被宣判了死缓。为垂死挣扎，日本咬牙对美国开战，最终走向了战败。

文／冯学荣，独立学者，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等，微信公众号 fengxuerongdushi 

中国版图的变迁（图片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日俄战争，你不知道的惊人内幕

方寸书斋:

本文没有倾向性，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讲述一个历史真相，小伙伴们自己看哦。不过基本点是：落后就肯定挨打，日俄都不是好人。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是好是坏，在此暂不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 军态度强硬，俄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注意：是俄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从1900年至1905年，持续占领 了五年之久。注意：是俄军，持续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五年”之久。

    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注意：是“征得清政府同意”之后。这一点，和青年朋友的历史认知有悖。但是，它是事实。不但这一点是事实，而且清军还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闻所未闻吧?这些，都是事实。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日本将东北99%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注意：在这里，日本将它所收复的99%的东北土地，归还了大清国。

    这 个历史事实，与许多青年的认知相悖，但是，它是事实，铁的事实。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是活雷锋吗?日本当然不是活雷锋。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 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 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换 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 保持了相安无事。这个事实，也与我们青年的历史认知相悖，可是，它又是事实。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 历。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

    但是事实上，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评：这个选项并非不可行，但是遥遥无期）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评：日本打仗死了十万条人命，奢望它不要报酬，是不现实的）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评：这个选项没有意义，只是换了一个侵略者）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评：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冷静思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

    这 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中、日两国在 20世纪的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这个条约、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经营满洲”。

    而 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浩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 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不料，在东 北，国民政府碰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结果，出事了。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它指责中国忘恩负 义、不守信用。

    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不对? 当然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写史的态度， 是“只讲事实，不讲道理”。谁对谁错。读者可以自己去评判。我只负责还原事实。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主要历史背景和缘由。

    当然，要求我在这篇短短的介绍文里面，作充分的史料列举和论证，是不现实的，否则，南京文史馆不需要花近一年时间整理默斋主人吕公贡献日本少将名医森承一郎一堆20万余字篇幅的手稿。出书《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对这一切，讲得十分详细。

    当然，有的人不读书，只骂人。他要这样才痛快。也就随他了。

（南京文史馆藏默斋主人吕公贡献图片资料）

西方人有一句话：it is never wrong to tell the truth。意思是：只要讲的是事实，则永远都是对的。

作者：宋胜利的专栏 

       作者：杨连宁

​       真相一：抗战之所以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都是国家四分五裂惹的祸。且不论满洲国、华北自治政府、蒙疆自治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地方割据，仅各据长江上下游的两个中央政府，就各靠美国、日本分别输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也别怪鬼子兵忠君爱国，冥顽如铁——打铁的自身骨子软，能怪顽铁太硬吗？

       谁都知道，抗战又重陷入内讧招致外患的近代死穴。就说“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两个国民政府吧：亲日的南京汪伪政府，与亲美的重庆流亡政府既不共戴天，又互通款曲，内耗能不超高？加上总数始终超过“支那派遣军”的100多万通敌、投敌、助敌的“皇协军”，再加上“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日本更加殷切”（费正清语），想想都怕，还能打胜仗？

       “国家分裂必然招致外敌入侵，领袖独裁”（梁启超语），也导致中国既无力攘外，又无力安内。各怀蒜苔的内讧耽搁了御敌，巨大的牺牲也只能收获点卑微战绩，不是吗？难怪深谙中缅印最高指挥部内情的黄仁宇，在其回忆录里大发感慨：要动员散沙般的农业村社，去抗击工业化组织的日本，想不败也难！

       真相二：国军8年间越战越败，连累美国额外付出了高昂代价。仅举两例：1，中国丢掉滇缅公路后，逼迫美国不得不开辟“驼峰死亡航线”来替代，人、机折损极其惨重。2，中国输掉豫湘桂战役后，拖累美军也得而复失，丢掉了对日制空权（美军在华7个空军基地36个机场被日军一锅端了）。美军从此不得不舍近求远，舍易求难，从浩瀚太平洋的最远端重新起步，逐岛血战以抵近日本。美军采用拱卒战术、蛙跳战术来链接加油半径，只为重新夺回对日制空权。举世皆知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等双方死伤枕籍、血沃草木的夺岛战，都是美军为丢失中国空军基地额外付出的高昂代价！

       看一眼地图，谁都一目了然：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战场，原本已有最抵近日本大本营，先占有制空权的美国空军基地。然而稀泥抹不上墙，御敌的国军非但没有还手之力，甚至没有招架之功，进而连累得美军不得不舍近求远，绕着太平洋血战了一大圈才重新抵近日本！

       抗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曾实话实说：“中国军队不具备供给、装备与任何重大攻防作战能力与战斗精神，中国在前线没有做任何全面战争的努力！”事实也证明他所言不虚：1942年春/1943年秋，整个华北国军全部投敌。仅日本投降前的短短数月内，又有40万国军“归顺”降敌。尤其是在东西半球盟军全面反攻的1944/1945年间，国军持续不争气，不给力，持续大溃败，豫湘桂一役一溃千里，连丢4省146城，甚至37天丢了38城，续写了8年间大退小攻，大败小胜的卑微战绩。

       真相三：宝贵的援华物资许多没用到刀刃上，外战资源甚至被挪用于内战。再说滇缅公路，原本是美国援华物资的生命线，也是困守西南一隅的国府、国军的“颈动脉”——唯一的救助通道。可1941年沿路采访的美国战地记者斯托发现，公路沿线盛行大规模欺诈与贪腐；中国远征军及随军男女“像吸吮着母猪的奶头一样”依附于中缅印战场的20多万美军。被真相震惊的美国舆论，一时间充斥着受骗感与幻灭感。美国舆论不但恶评国军为“展览用军队”（涂克门语），还认为“中国官场的虚伪、无能、麻木、中饱私囊和彻头彻尾的腐败”已成为常规，无可救药。

       无论是靠日军缴械鸟枪换炮的东北野战军，还是受训准备赴日占领的“荣誉二师”被转战内战，援华的抗战资源被用于内战的，比比皆是。重庆荣归的国府接受大员们，成了蝗虫般“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虽有“打老虎运动”，但物价疯涨，币值崩盘，1948年的上海已奏响了旧政府逃台的前奏。不是苏联阵营的新政府入朝与美军开战，不是美国第七舰队入驻台湾海峡，大陆如今是隔天还炮轰金门呢，还是早已把台湾拿下啦？

       真相四：中国被美国从日本铁蹄下拯救出来，搭车搭成了战胜国。毛泽东曾反诬蒋介石“从峨眉山下山摘桃子”，贪天之功为己有；而他自己呢，又被斯大林说成是“铁托式的胜利”（依靠苏联红军取得的胜利）。所以说，你只有跳出党派之私，才能看清中国跻身战胜国的原貌。原貌也不难看清：搭便车也罢，摘桃子也罢，反观标志性的《开罗宣言》，你看到战后中国之所以扬眉吐气，一雪前耻，其国际地位之所以从半殖民地一下子猛烈提升为联合国创始五常之一，平心而论，都是美英联手提携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中国结盟了美英，才摘到了战胜国的硕果！

       显见的历史原貌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是当时已有33年建国史的中华民国，而不是4年后才建国，也即1949年才取代中华民国治理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意味着，抗战是民国年间的事儿，不是共和国年代的事儿。换言之，新生的共和国，跟逃台的民国的抗战之间，绝不可能发生关公战秦琼式的时光穿越！

       你质疑了：难道共产党没有抗战？难道抗战不是国共合作？没错，你没说错，但你别忘了，当年的国共合作，可不是如今对等样子呀——俺老爹仍记得，那是他的红军帽徽领章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红”的被收编过程——所谓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所谓新编第四军，顾名思义，就是地方武装在服从国民政府统一号令前提下，被收编为国军建制，听命于国府统一调遣的过程。也因此，抗日其实不分党派，不分国共，只有中华民国政府军（国民革命军）一个建制对外。

       民国与共和国现今仍旧隔海分治，互不隶属、互不管辖也能和平共处。但你别忘了，前30年海峡两岸可是炮火连天，不共戴天哇。历史是什么原貌？原貌是：共和国与民国并未一脉相传，共和国并未接替、传承民国的道统与法统——譬如说，民国结盟美英，共和国曾结盟苏联；民国接受美援，共和国曾“全盘苏化”；民国与美国的百年之好，到了共和国时代曾反目成仇，在朝鲜与越南大打出手！

       真相五：投靠苏联的共和国与美国反目成仇时，中国人被称为“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见伊萨克斯著《美国的中国形象》）。自把1100万美元庚子赔款用来资助中国学童留学以来，一个多世纪了，包括洛克菲勒财团的捐助在内，每年都有几百万美元资助中国；以致1930年代美国援华了27所学校、医院，有1·3万人在华工作。1930年代，美国民意的74%亲华，民意对日本侵华比对德国侵占奥地利的关注度还高。

       100多年里，美国一直自诩为中国的守护者，捐助者与拔刀相助者，解救者。你试想吧，一个长期对华解囊相助的美国，一个长期接受恩惠的中国，战后突然反目成仇，在朝鲜与越南殊死肉搏，美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能变成什么？是不是蛇反咬了救它的农夫一口？在1950年代检讨为什么“丢失中国”的反省声中，最难听的是：“当今所有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中，最忘恩负义的中国人······”。

       也难怪。不是美国禁运逼迫日本从中国撤军，日本根本不会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也不会发生。我游览过京都的清水寺，见过那个筑在悬崖上的石台，是日本著名的自杀首选地。发动偷袭的日本军阀曾说：“人有时不得不从清水台上跳下去！”为什么日本军阀要冒险以卵击石？因为美国为逼迫日本撤军而禁运的战略物资，扼住了岛国的颈动脉，日本人能不急眼？

       真相六：跟着美国摘到了桃子，跟着苏联没吃到好果子。且不论东三省妇女不怕日本兵却怕苏联红军，也不论苏联拆走了日本的工业装备并武装了东北野战军；只说苏联策动中共划江而治之际，中国重现南北分裂的危险关头，“美国采取对抗措施，派5·3万名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登陆，以阻止中国分裂为苏联支持的北方共产党地区与美国支持的南方国民党地区”（费正清语），你就不难感受到，美国调停中国内战有着温暖善意，不是吗？

       美国为什么为中国两肋插刀？因为1899年的海·约翰门户开放照会，对华形成两条原则：一是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二是一切外国人在华待遇平等。战后70年了，美国智库也在反思历史：“假如中国能够阻挡日本侵略，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耗费会根本减少，甚至不会发生珍珠港事件与太平洋战争”“美国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兰德智库语）。

       美国调停国共内战未果，中华民国至今仍在，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隔海分治66年。两个独立政体表面上和平共处，实际上导弹与反导弹互瞄，军备全天候对峙，38线式的海峡中线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想当年，民国跟着美国走，摘到了联合国五常的大桃子；而共和国跟着苏联走，充当代理人跟美国打了两仗，中苏之间也反目成仇，差一点打起来，不得不转投到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跟着苏联走，志愿军跟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作战，被联合国屏蔽在外23年，苦果子的滋味能好受吗？

   这场以残酷著称的城市攻防战历时47天。第十军在军长方先觉的率领下，精血守城，直打得弹尽粮绝，日军尸横遍野，自己也减员不断，城中数千伤员无法运出救治，剩下的士兵饿得有气无力，手榴弹、子弹几乎用光，假若日军发起强攻，就只有拼刺刀了。

     在这惊心动魄的47天里，第十军共毙敌20000余人，加上打伤的接近60000人，其中击毙敌酋390人，伤520人。第十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十分不易，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事后统计，此战中国军队伤亡15000余人，其中阵亡7400人。在内无粮草弹药，外无救兵增援的情况下，第10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他们的表现可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

    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八年间持续时间最长、双方死伤官兵最多、战况空前惨烈的城市争夺战。就连不可一世的日军也承认，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方先觉骁勇善战，不愧是一员虎将”、“支那第十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的决心，实令人敬仰”。

     仗打到8月7日这天，日军已先后投入十万重兵参与攻城。而第十军则减员严重，不光传说中的援军连影子都不见，连空军投下的物资也大多落在了敌阵上，城中打得一片废墟，到处残垣断壁，街上难见一个人影，凡是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光了。其实并非友军不愿救援，救10军心切的36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甚至亲赴前线，督促负责打援的62军加紧进攻，扫清外围敌军，然后解衡阳之围，无奈敌我势呈胶着，进展极慢。10军剩余的士兵们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后，大都做好了杀身殉国的思想准备。

    方先觉和第三师师长周庆祥、54师师长饶少伟、190师师长容有略、督战官蔡汝霖等人在指挥部地下室里商量对策，大家各抒己见，意见归纳起来是虽有心杀贼，但已无力回天。      

    突出重围？城中伤员数千，城外日寇围困万千重，连鸟都飞不过，人如何突得出去？

    继续战斗？粮弹已绝，能战之人寥寥无几。只剩2000余士兵数日水米未进，即便徒手肉搏也是砧板上的鱼肉，白白送死。

    军长方先觉，这位身经百战的硬汉子，突然伏在桌子上呜呜哭起来，以有勇有谋著称的他此刻似乎没招了。众将面面相觑，黯然无语。

    既然突围无望，守又守不住，为保全手下这三千弟兄，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镇定下来后，方先觉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据饶少伟回忆，当时方先觉流着泪对大家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大家闻言心里一惊：“这不是要投降吗”？然而，想到此刻兵临绝境的情形，众人除了沉默又能怎样？     

     弄明白军长的意思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凑成7个停火条件，主要是：1:日军立即停止进攻；2:日军进城后不得杀害俘虏；3:给受伤的中国军人必要的人道待遇和应有的治疗；4:允许按中国礼仪安葬国军阵亡官兵；5:完整保留第10军建制，守城官兵决不离开衡阳城；6:派飞机送方先觉赴南京面见汪精卫；第十军加入汪伪政府，但不能作为投降日军来大肆宣传。

    日军指挥官对10军残部投降表示欢迎，且出人意料的同意了10军提出的所有条件，并派员通知方先觉，已命令前线部队全部停火，随后约定了谈判的时间、地点。

     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以这种方式结束，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方先觉的本意是保留住城中剩余的3000余忠勇官兵的性命，然后再寻机另做打算。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了一个多月，然后由派遣军司令部与汪伪政府联合导演，演绎了一出将第10军余部改编成伪“和平救国军”的丑剧。这支并不情愿的“皇协军”自成立后并未帮日伪打过一仗，其长官们也从未真正获得日本人的信任，都被日军严密监视居住着。     

    周庆祥、饶少伟、孙鸣玉、容有略等人先后出逃。之后，方先觉在军统局湖南站站长金远洵的策划帮助下，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虎口脱险，逃出衡阳，后辗转返回重庆。

    英勇善战的第10军经历了抵抗，投降，逃亡，剧情悲壮苍凉，跌宕起伏，犹如过山车。这段诡奇历史，形成了中国8年抗战史上最大的一个问号。

    蒋介石如何看待英勇抗敌、几近覆灭，最后无奈竖起降旗的第十军将士和他们的军长方先觉？他又是怎样对待投降日军后又历尽千难万险辗转逃回重庆的的方先觉以及他的部下们的呢？

    史料记载：194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接见并宴请了历尽九死一生的“降将”方先觉。饶少伟、容有略等人也先后获此殊荣。

     据饶少伟回忆，蒋介石对他说：“衡阳失守，责任不在你们，你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对于10军的英勇表现，以及弹尽力竭后哪怕是暂时的、抑或是假装的投降，蒋介石说的应该是心里话，也算公道话。第10军残部山穷水尽、逼不得已缴械投降，既有战略失误、战术失当、敌情不明的原因，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最高统帅部都须负一部分责任。  

     方先觉以及最高麾下“五虎将”各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以及慰问金100万元。休养一段时间后，方先觉被任命为第37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青年军第207师师长。青年军一色美式装备，一个师相当于平常一个军的建制，是嫡系中的嫡系，对方先觉的这一任命，被普遍认为是授予实权、并获绝对信任的一个信号。他属下的五个将领也都分别获得重用，分别重掌兵权，绝无不被信任、明升暗降之嫌。

    然而，衡阳保卫战那血雨腥风的一幕令方先觉久久不能释怀，那死去的万余弟兄更是心中挥之不去的怆痛，向日军缴枪投降的阴影也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耻辱，这些无法释怀的情绪垃圾，如山一般压着他，几乎伴随了他的后半生。不管他如何辩解，他率10军残部打开衡阳城门降日的事实就在那摆着，这段不甚光彩的经历，成了他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据说，49年赴台后，脱去戎装的方先觉，在面对旁人的种种质疑时，最常唠叨的一句话是：“今生最大的遗憾是当年没战死在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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