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元从网上读到一篇邓广铭弟子李宝柱于2010年2月发表的“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并有副标题“岳飞之孙岳珂知道祖父的《满江红》”之奇文，于是认真一读，颇觉怪哉， 李宝柱先生似乎自己在扇自己的耳光，这到底是“不是伪作,铁证如山”，还是“是伪作,铁证如山”？

且让紫元慢慢道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中指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的伪作，他主要证据是：

“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指出是明代弘治时才开始刻制的，以前包括宋元在内都没有见过。

余嘉锡的结论一出来，立马被学术界很多人接受。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夏承焘先生即其中之一。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他认为“这首《满江红》词不仅不是岳飞之作”，而且以为是“出于明代人之手”，并且认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那么，邓广铭及其弟子李宝柱又是怎么来反驳的呢？

我们来看看邓、李的说法：

对此耿耿于怀了几十年的邓广铭先生终于在1981年，先后写了两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文章。

李氏认为：“邓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以铁的事实和铁的证据，彻底推翻了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的论断，科学论证了岳飞就是这首《满江红》词的作者。”并总结说邓氏“举出了两个关键性证据”：一个是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一个是明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编辑的《精忠录》一书。

那么，铁的事实和铁的证据是什么?论证是否真的科学？

李氏写道：『（一）关于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因为，这个拓片证明，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个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

因此，『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但问题是汤阴岳庙岳飞《满江红》词刻石虽然比余氏说的弘治早四十年，但仍然是在明代；虽然“以伪为真”不是“始自徐阶”，但只能说明“以伪为真”是“始自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而且，根本不能去除“伪造嫌疑”！

这就像上世纪末紫元曾在书中指出:伪《六合拳序》之出现最早早不过太谷车毅斋，极可能是车氏弟子刘俭所为。过了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紫元非但确定该伪文就是车氏等所为，且动笔者就是车氏的丈人太谷四大县绅孟綍如一样。后来的结论，并不是、也不能说《六合拳序》不伪了！

李氏写道：（二）『关于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1981年春，先生由商辂的《精忠录序》，查到袁纯曾经编有《精忠录》一书，并且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就很快就将《精忠录》一书拿了出来，那是1769年朝鲜所印的铜活字本，保存得十分完好。此书的第三卷即收录有岳飞的《满江红》词。后来，先生依据《精忠录》的有关情况，作出了如下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李氏要说明的是袁纯所编《精忠录》中的《满江红》比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但依然是明代。

这第二条里出现两个人物，一是徐有贞倡议的。

二是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说明之前，即从岳飞被害一直到几百年后的1451年，岳飞家乡汤阴根本没有岳庙，就是岳飞死后被平反、他儿子、孙子都当上南宋大官的时候也没有建过岳庙！

怎么突然之间有人倡议建岳庙？

我们看看倡议者徐有贞是何许人也：

互动百科载："徐有贞（1407～1472）初名珵（chéng），字元玉，号天全，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祝允明外祖父。宣德八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因谋划英宗复位，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后诬告杀害于谦、王文等，独揽大权。因与石亨、曹吉祥相恶，出任广东参政。后为石亨等诬陷，诏徙金齿（今云南保山）为民。亨败，得放归。成化初，复官无望，遂浪迹山水间。书法古雅雄健，山水清劲不凡，撰有《武功集》。"

如此我们知道徐不仅文化程度高，而且权倾一时，甚至宰相于谦都被他害了！我们知道英宗帝被蒙古人掳走，其情形与宋代岳飞时二帝被金人掳走一样，从中国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发现“秦桧遗嘱”看，当时岳飞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与被掳的二帝一直保持着通信，并不顾高宗反对，硬要去把二帝迎接回来。而徐有贞也是“谋划英宗复位”，这与岳飞当时的心思是一致的。徐有贞因模仿岳飞，文化水平又非常高，为达到目的，不仅向皇帝倡议建岳庙（徐官大权大，他的建议就很容易被皇帝听从），而且下令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对于来自朝廷的“最高指示”，一个小小的汤阴县学谕怎敢不从？！而且是“最光荣的任务”，更何况自己是岳飞家乡的学谕！于是“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

为什么把岳飞的“名片”《满江红》词，只是收录在第三卷里，而不是在第一卷开头时？这因为所谓岳飞《满江红》词毕竟是伪造的，不是真实的，从而心虚。并不知道在短短数年后，该《满江红》词会成为岳飞的“名片”而先后被刻在汤阴岳庙，及四十余年后又被刻在杭州岳庙里。

紫元认为，伪造岳飞《满江红》词的人不是徐有贞，就是袁纯，而且更可能是前者！因为徐模仿岳飞谋划英宗复位，所以岳飞再被宣传与拔高是徐要达到目的的重要手段，而且徐的文化、地位让徐不忌讳被袁纯产生对所谓“岳飞《满江红》词”出处的疑问。而后者则是照命办事、不敢越矩的老学究而已，几年后同在汤阴的秀才王熙便进行书写石刻。而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不是照样仿制汤阴的石刻，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刻上的。

李在文中：

一面说『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

一面又不顾起码的逻辑，下起结论来『在这些铁证面前，在邓先生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

令人啼笑皆非！

是的，确实不是袁纯或王熙作的，而是他们同时代人徐有贞伪造的，他有所有作案动机与可能性！在这些铁证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有先见的，立得住脚的！

李在文中又载：『（一）《精忠录》的史料应是来源于《褒忠录》。在明代，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岳飞与岳庙的专著，在其之前，还有一部《褒忠录》。这还得要从商辂的《精忠录序》说起。现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彰德府艺文一（卷四百六）所载商辂《岳精忠录序》全文引录如下：

宋中兴良将，鄂国岳武穆王，以锐志恢复中原，为权奸所忌死狱，后世冤之。钱塘旧有庙祀，实王葬地。而相之汤阴王故乡，庙祀阙焉。正统己巳秋，今佥都御史徐有贞，以翰林侍讲假节出镇汤阴，间以立庙意，讽其士庶。时学谕袁纯，欣然请倡为之。越明年庙成，敕赐额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为例。纯复虑无以昭远，乃辑庙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暨入朝为监察御史，持以示辂，因请序。辂过钱塘，尝拜王祠墓，及观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至于庙祀载严，枌榆有光。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缙绅之徒，担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为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义，具载史传及庙碑，兹不复述。

据这篇序文，我们知道，商辂在见到袁纯所编《精忠录》书稿之前，他曾经到过钱塘，也就是杭州，参拜过岳飞的祠墓，而且在那里看到了杭州岳庙“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据商辂所说，“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我们又可以得知，《褒忠录》是一部与《精忠录》内容完全相类的书,而且，《褒忠录》一书当时还存世，商辂在杭州岳庙还曾亲眼看到此书。

经本人查证，《褒忠录》一书，是明初人吴讷所编。明朝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卷二十四，提到“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

正统己巳正是英宗被掳走之后不久，有”作案动机“的徐氏还特地去了汤阴一次，可见其欲模仿岳飞的强烈愿望！

李氏文中还告诉我们为《精忠录》作序文的商辂本人也说“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因此为了达到“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就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传雷锋时伪造雷锋作品、故事一样，商辂伪造岳飞《满江红》的可能性也不小。不过他没有徐氏的极大动机与文采、官位，所以还是徐氏伪造的可能性最大。

李氏于是“据此推测，《精忠录》中收录的岳飞《满江红》词，极有可能就是抄自于《褒忠录》一书的。”

李氏的推测根本站不住脚，从明初人吴讷所编《褒忠录》，到《精忠录》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期间岳飞的“名片”居然没有被发现，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而从《精忠录》诞生后没有一、两年，岳飞的“名片”就被刻在汤阴岳庙里，又过不久再被刻在杭州岳庙里，如果按照李氏说的“商辂在见到袁纯所编《精忠录》书稿之前，他曾经到过钱塘，也就是杭州，参拜过岳飞的祠墓，而且在那里看到了杭州岳庙‘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那么既然《褒忠录》就在杭州岳庙里，而《褒忠录》里又有岳飞的《满江红》词，为什么杭州岳庙在百多年间不刻该词，却要等到《精忠录》出现及汤阴石刻出现之后？！这不是极不符合常理？！

这说明李氏的推测缺乏基本逻辑概念，也说明《褒忠录》里就根本没有岳飞的《满江红》词！

李氏又说『（二）岳飞之孙岳珂肯定知道祖父的《满江红》。对岳飞《满江红》词，持“伪作说”的人，举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国金佗稡编》一书中，没有收录岳飞的《满江红》词。对此，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举出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就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宾退录》的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邓广铭先生据此推断，岳飞的《满江红》词，应与《萧寺题诗》情况相同，是由于岳珂未见之也。而岳珂未见，并不能作为岳飞未曾创作《满江红》的证据。我的师兄王曾喻先生曾经考证：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藏一话腴》成书年代，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那么，既然岳飞之孙岳珂所编岳飞极详细生平事迹的《鄂国金佗稡编》一书中，“没有收录岳飞的《满江红》词可能是因为遗漏”的话，那么从其第一版宋宁宗十一年（公元1218年）到最后一版的公元１２３４年的几十年中，为什么没有人补充进去？又为什么从1218年到1451年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也没有出现，却在《精忠录》突然出现？这几乎是与已经被证明是伪造的“岳飞创心意、形意拳”在经过五百多年无闻无知后，说突然在明末出现一样，无疑是个毫无根据的臆测，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李氏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字还在这里：

“其实，岳飞的《满江红》词，不论是发现在岳珂编撰《鄂国金佗稡编》之前或是之后，岳珂对于其祖父的这首词，都是知道的。”

说岳珂生前是知道“其祖父的这首词”的！

我们看看李氏的所谓证据：『其一，《四库全书》中，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七载：“《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这一史料，明确指出：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并同时标明这段话是出自《话腴》一书。所谓《话腴》一书，就是南宋人陈郁的《藏一话腴》。查现存《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内编卷下载：“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门，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又曰：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厚币者进。愿定规于一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幽燕，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未几，金渝盟，河南复陷。后六十年得金之《南迁録》，见当时金人议论，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吾，归兵于平地。吾保河南，则江必虚。若吾不守河南，则是彼尝见归，吾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吾矣。金谋若此，鄂武穆之料敌，信不妄云。”其中，并没有《御选历代诗余》中所引的“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原因应当是：一是可能被抄录《藏一话腴》的四库馆臣删去了；二是《四库全书》所依据的版本有缺文。而《御选历代诗余》所依据的《话腴》的版本，才是明朝以前的全本，即未被改窜本。《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证明了南宋人陈郁是知道岳飞的《满江红》一词的。』

李氏查了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伪称有的《话腴》一书，没有发现《御选历代诗余》说的“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半个字，于是又臆测说：可能被删去了，或者是有缺文。

至于为什么要删去这段文字？又为什么会单单却这段文字？李氏不仅不作任何解释便下起结论说：“《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证明了南宋人陈郁是知道岳飞的《满江红》一词的”，为什么不是“《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是作者自己加进去，是伪造的？”！李氏不作任何说明，可见其考证、论证极不严密，更遑论科学了！

李氏第二条“证据”是『其二，《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的《提要》称：“臣等谨案，《藏一话腴》四卷，宋陈郁撰。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始末略见其子世崇《随隠漫录》中。……岳珂序称，‘其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其中讲到，岳珂曾经为《藏一话腴》一书作序。《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载有岳珂的《藏一话腴原序》。全文如下：

“陈藏一，以诗文名世。真西山、刘漫塘、陈习庵交称之，余始过其语。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硏考本末，则则可法度，而风月梦恠嘲谑，讹诞滛丽气习，浄洗无遗，岂非自思无邪三字中，践履纯熟，致是耶。乃知三君子，可谓具眼矣。尝谓近时江湖诗人多，然不夸而诞，则空而迂流于谒者，皆是。惟藏一，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及叩其中，则词源学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岂多得哉。诗史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藏一诵，而并书之编首云。棠湖翁岳珂肃之。”由岳珂以上序文所说“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研考本末，则则可法度，……”，可以看出，岳珂在为陈郁的书撰写序文之前，是仔细阅读过该书的稿本的。既然陈郁《藏一话腴》中，原记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岳珂又是在仔细阅读了该书的书稿之后、才为该书作序的，他岂能不知道这书中还记载了其祖父“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岳珂一定是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的。』

从李氏第一条“证据”，我们已经知道李氏的“《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证明了南宋人陈郁是知道岳飞的《满江红》一词的”结论是建筑在他完全不需要逻辑、不符合科学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是个臆测。而李氏的第二条“证据”不过是是在该臆测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而已。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氏居然得出“我们可以断言，岳珂一定是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的。”这不是把岳珂描述成是脑残？！

我们知道《满江红》一词是明代英宗以来宣传岳飞的“名片”，言岳飞必先说其《满江红》，既然岳珂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而岳珂又历经辛劳，甚至夸大岳飞事迹，编写《鄂国金佗稡编》，后又写《续编》，居然不把岳飞的“名片”编入其中，他不是脑残又是什么？！

李氏文章最后说“考论到此，本人可以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已经是铁证如山！七八十年来的，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辩论，应该彻底收场了！”

如此激情高昂，颇似入党宣誓，但考证毕竟是考证，要讲逻辑与科学。不过作者还是有贡献的，岳飞《满江红》词之伪，在李氏文中“已经是铁证如山！”而且作者极可能是徐有贞！

再说一点，被徐有贞害死的于谦，对中华武术、尤其是少林寺武术的诞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他向朝廷倡议让全国武备，解禁民间习武，从而预防、抵抗蒙古再次入侵，就没有明代中期以后中华武术的发展与繁荣，也没有明代善剑术但因犯事而剃度在少林寺的严州某公子，决定携巨资访民间高手李叟、白玉峰，没有李叟、白玉峰被他请进少林寺，就没有少林寺武术的诞生。少林寺甚至把“武备”人格化、神话，即成了后来的“紧那罗王”，详见紫元《白玉峰是明代人》及《少林寺武术史上的一些谬误》等文。有意思的是，宋朝二帝被金兵掳去后，在临安的南宋王朝打破禁止“民间私藏兵器”宋初立下的祖训，而且民间人士可以通过习武考武举任官职，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抗拒金兵。

于谦的做法与南宋一样，可是对中华武术产生的结果很不一样，前者，使得民间包括弓箭在内的兵器、角抵武艺大大发展，以致出现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枪手“铁枪李全”及其创编的《六合枪》技（后世又称“梨花枪”、“杨家枪”）。并使元代禁兵令（即禁止持有带铁刃的兵器，并禁止可以在战场上肉搏的角抵）后，民间武术家得以在兵器套子的基础上编创成托名宋太祖的32势长拳。后者，因元代空手套子武术已经诞生，所以开禁后，空手套子武术就空前发展了。

白玉峰是明代人             颜紫元 2007.7.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41094d01011yh9.html

少林武术史上的一些谬误  颜紫元 2007.12.1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41094d010120kv.html

少林棍术神圣起源的谎言    颜紫元 2007.0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41094d01011wih.html

附：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岳飞之孙岳珂知道祖父的《满江红》
                          李宝柱


    一、对吾师邓广铭先生考证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回顾。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没有能与上面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人们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作。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出版，该书在辩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时，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一书中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略曰：

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

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

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余嘉锡先生此论一出，即得到学术界很多人的接受。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夏承焘先生即其中之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且以为是“出于明代人之手”，并且认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观点之后，很久很久没有人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似乎这两位先生的观点成了不易之论。

而吾师邓广铭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对于岳飞《满江红》词著作权之被剥夺，早就耿耿于怀。后来，先生终于在1981年，先后写了两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文章。那年春天，先生先是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当年秋天，先生又写了《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哲》杂志1982年的第一期上。邓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以铁的事实和铁的证据，彻底推翻了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的论断，科学论证了岳飞就是这首《满江红》词的作者。

邓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中，举出了两个关键性证据，一个是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一个是明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编辑的《精忠录》一书。

1981年，我正在北大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正在邓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宋史。因此，对先生写这篇文章的过程，知道得比较详细。

    （一）关于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先是这年春天，师兄张希清，老家在汤阴县，探家时顺便去了汤阴岳庙，岳庙管委会仰慕先生德望，以本庙所藏明天顺二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的拓片相赠，托这位师兄转呈。先生见此拓片，如获至宝。因为，这个拓片证明，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个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先生为了发表文章时要附上汤阴岳庙王熙写刻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拓片的照片，嘱我将拓片找人拍摄成照片。这一拓片长约1.2米，宽约60厘米，材质为白麻纸，一般照相馆都是翻拍不了的。后来，我找了我的三哥李宝芝，他是个搞印刷的专家，他帮助联系了北京印刷二厂，我跑到该厂，请制版车间的师傅将拓片拍摄成照片。（后来，先生收藏的《开封府题名碑》的拓片，也是请印刷二厂翻拍的。）事情办妥之后，我将拓片和拓片的照片交给了先生。同时，告诉先生，我自己保留了一张拓片的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现在提供出来，供大家观赏。（见下图）

                                                     
    （二）关于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1981年春，先生由商辂的《精忠录序》，查到袁纯曾经编有《精忠录》一书，并且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当时，先生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行动不是很方便，加之恰好要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所以，先生就嘱我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代为查看《精忠录》一书。于是，我到历史系办公室开了介绍信，择日去了北图善本室。善本室的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看了介绍信以后，就很快就将《精忠录》一书拿了出来，那是1769年朝鲜所印的铜活字本，保存得十分完好。此书的第三卷即收录有岳飞的《满江红》词。我将这首词，以及书中几篇序跋，抄录下来，作了若干卡片，并于当天下午，到京西宾馆交给了先生。

后来，先生依据《精忠录》的有关情况，作出了如下推考：

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

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

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

在这些铁证面前，在邓先生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

 

二、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一）《精忠录》的史料应是来源于《褒忠录》。在明代，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岳飞与岳庙的专著，在其之前，还有一部《褒忠录》。这还得要从商辂的《精忠录序》说起。现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彰德府艺文一（卷四百六）所载商辂《岳精忠录序》全文引录如下：

宋中兴良将，鄂国岳武穆王，以锐志恢复中原，为权奸所忌死狱，后世冤之。钱塘旧有庙祀，实王葬地。而相之汤阴王故乡，庙祀阙焉。正统己巳秋，今佥都御史徐有贞，以翰林侍讲假节出镇汤阴，间以立庙意，讽其士庶。时学谕袁纯，欣然请倡为之。越明年庙成，敕赐额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为例。纯复虑无以昭远，乃辑庙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暨入朝为监察御史，持以示辂，因请序。辂过钱塘，尝拜王祠墓，及观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至于庙祀载严，枌榆有光。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缙绅之徒，担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为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义，具载史传及庙碑，兹不复述。

    据这篇序文，我们知道，商辂在见到袁纯所编《精忠录》书稿之前，他曾经到过钱塘，也就是杭州，参拜过岳飞的祠墓，而且在那里看到了杭州岳庙“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据商辂所说，“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我们又可以得知，《褒忠录》是一部与《精忠录》内容完全相类的书,而且，《褒忠录》一书当时还存世，商辂在杭州岳庙还曾亲眼看到此书。

经本人查证，《褒忠录》一书，是明初人吴讷所编。明朝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卷二十四，提到“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袁纯编辑《精忠录》一书时，当然要尽其所能，搜集许多有关岳飞与岳庙的书籍来作参考，因此，《褒忠录》一书必定是他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当时，商辂能看到《褒忠录》，袁纯理应也能够搜集到此书。据此推测，《精忠录》中收录的岳飞《满江红》词，极有可能就是抄自于《褒忠录》一书的。

（二）岳飞之孙岳珂肯定知道祖父的《满江红》。对岳飞《满江红》词，持“伪作说”的人，举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国金佗稡编》一书中，没有收录岳飞的《满江红》词。对此，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举出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就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宾退录》的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邓广铭先生据此推断，岳飞的《满江红》词，应与《萧寺题诗》情况相同，是由于岳珂未见之也。而岳珂未见，并不能作为岳飞未曾创作《满江红》的证据。我的师兄王曾喻先生曾经考证：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藏一话腴》成书年代，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

其实，岳飞的《满江红》词，不论是发现在岳珂编撰《鄂国金佗稡编》之前或是之后，岳珂对于其祖父的这首词，都是知道的。证据如下：

其一，《四库全书》中，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七载：“《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

这一史料，明确指出：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并同时标明这段话是出自《话腴》一书。

所谓《话腴》一书，就是南宋人陈郁的《藏一话腴》。查现存《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内编卷下载：

“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门，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又曰：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厚币者进。愿定规于一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幽燕，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未几，金渝盟，河南复陷。后六十年得金之《南迁録》，见当时金人议论，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吾，归兵于平地。吾保河南，则江必虚。若吾不守河南，则是彼尝见归，吾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吾矣。金谋若此，鄂武穆之料敌，信不妄云。”

其中，并没有《御选历代诗余》中所引的“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原因应当是：一是可能被抄录《藏一话腴》的四库馆臣删去了；二是《四库全书》所依据的版本有缺文。而《御选历代诗余》所依据的《话腴》的版本，才是明朝以前的全本，即未被改窜本。《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证明了南宋人陈郁是知道岳飞的《满江红》一词的。

其二，《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的《提要》称：“臣等谨案，《藏一话腴》四卷，宋陈郁撰。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始末略见其子世崇《随隠漫录》中。……岳珂序称，‘其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其中讲到，岳珂曾经为《藏一话腴》一书作序。《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载有岳珂的《藏一话腴原序》。全文如下：

“陈藏一，以诗文名世。真西山、刘漫塘、陈习庵交称之，余始过其语。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硏考本末，则则可法度，而风月梦恠嘲谑，讹诞滛丽气习，浄洗无遗，岂非自思无邪三字中，践履纯熟，致是耶。乃知三君子，可谓具眼矣。尝谓近时江湖诗人多，然不夸而诞，则空而迂流于谒者，皆是。惟藏一，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及叩其中，则词源学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岂多得哉。诗史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藏一诵，而并书之编首云。棠湖翁岳珂肃之。”

由岳珂以上序文所说“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研考本末，则则可法度，……”，可以看出，岳珂在为陈郁的书撰写序文之前，是仔细阅读过该书的稿本的。既然陈郁《藏一话腴》中，原记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岳珂又是在仔细阅读了该书的书稿之后、才为该书作序的，他岂能不知道这书中还记载了其祖父“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岳珂一定是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的。

考论到此，本人可以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已经是铁证如山！七八十年来的，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辩论，应该彻底收场了！

书写到此，我不禁深深地怀念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吾师为捍卫岳飞对《满江红》词的著作权，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与持伪作说者论辩。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叩慰吾师的在天之灵：先生，您的学生李宝柱，继承您的遗志，已经彻底夺回了岳飞对于《满江红》一词的著作权。撼山易，撼吾师的论断难！撼岳飞著作权难！呈上学生拙文，敬请吾师神鉴。 

 

附：岳飞死的真冤——秦桧遗嘱 证明其不是罪人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