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

傅国涌

【傅国涌《百年寻梦》（历史随笔自选集）前言，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一、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始作俑者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直至今天，这句流行了六十多年的话还未退场，不少人信以为真，以为胡适真的说过这句话。这是当代史上一个新版本的“三人成虎”。尽管早在2003年，谢泳就在《新民周刊》发表《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一文指出，胡适没有说过这句话，这是1950年代批判胡适时，许多人由另外一番话曲解、改编的, 与胡适原意恰好相反。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原载《新青年》1919年 第6卷第4号，《胡适文集》2，北大出版社1998年，212页】并不是指向历史。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第六集收有冯友兰的《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一文，谢泳读到了这番话:“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他推测“历史是个任人打份的小姑娘”的流行可能与此有关。【谢泳《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冯友兰此文最初发表在《哲学研究》1955年第一期。

    数年后，胡文辉又进一步发现，早在1952年研究宋史的漆侠即在《胡适的实验主义与其历史学的反动本质》一文说：

既然胡适认为“真理”是“人造的”，于是胡适也就认为历史也是由人的主观随意性制造出来的。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里曾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这就是说，历史可以随便涂抹随便捏造只要它符合你的主观意志就成功了。(《漆侠全集》第十二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史的尚钺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则移花接木，直接在“实在”那段话前面添加了“历史”这个词：

　　  这就如胡适在其所著《实验主义》一文中认为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装扮起来……”（《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发现补正了谢泳的看法。【胡文辉《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载《随笔》2007年第五期；《关于“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载《东方早报》2010年6月20日；《“历史实在是一个很

服从的女孩子”补谈》，载《东方早报》2010年6月27日】

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大致上可以画出一个轨迹，正是在1952年到1955年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中，漆侠、尚钺、冯友兰等人一同使得所谓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流传开来，并以讹传讹，一直到如今，影响还是消除不了。很多读书人一谈起历史动不动就要搬出这句话来。

二、胡适的进化论史观

     胡适到底如何看待历史？简而言之，他的历史观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在《实验主义》长篇演讲稿中就说过：“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

进化论在他生命中的烙印实在太深了，少年胡适在上海初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被深深吸引，连他的名字也来源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名言。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接触到的新思想、新知识也都与进化论相关。所以，1916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自述抱负（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瓜熟蒂落”。果子还未成熟，即去采摘，只会弄坏果子。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吾个人之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可是，人缺是最没耐心的！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335—336页】

在这里，他的进化论史观是清楚的，不仅影响着他对现实的判断，同样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他因此总是乐观地相信以后会更好，只要一步一步去做即可。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其中第四篇就讨论“进化论与名学”。

 当他在美国倡导白话文学之初，与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好友梅光迪不敢苟同，他们相交多年，书信往还不断，梅对他过度信奉进化论深为不满。1916年7月19日写给他的信里直接指出：

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科学与社会上实用知识（如politics，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若以为Imagist Poetry，及各种美术上‘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过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必哑然失笑也。【540页】

两天前，7月17日给胡适的信中讨论“文学革命”，对于胡适提倡所谓“廿世纪之活字”感到惊讶，认为所谓“廿世纪之活字”并非廿世纪人所创造，还是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的，“且字者代表思想之物耳，而廿世纪人之思想大抵皆受诸古人者，足下习文哲诸科，何无历史观念如是！”他说“足下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539-540页】他在这里直接点出胡适缺乏历史观念，也就是太相信进化论了。

三、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

     到底什么是历史？几年前，我第一次在乐黛云为《梅光迪文存》写的序言中看到这番话，“胡适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弃旧图新的历史，梅光迪却认为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深受启发， 1917年，梅光迪在英文的《中国学生》月刊发表《我们这一代的任务》，陈述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原文虽已收入《梅光迪文存》【梅铁山、梅杰等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却一直没有译成中文，于是我托朋友将全文译出。一开篇他就直指进化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那些美好的往日，“人的一辈子，出生、顺命、奄然化去”，过去的两千余年庶几如此。于人而言，生命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毫不夸张地说，一个人是其所有先辈的后嗣。他确信祖先绝对可靠，所有问题都已解决。……

    进化论改变了这一切。人不再回眸那消逝的小巷，而将目光转向山顶；他探索着那些头脑简单的祖辈从未向往过的领域，渐行渐远。……

   在这个复兴的时代，绝大部分伏尔泰式的主张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传统的桎梏太顽固，得有火山爆发般的力量与光芒，才可以摆脱。而节制的美德容易被人忽视，在动荡与狂热中尤为如此；我们凭一时冲动行事，容易从一个极端震荡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是承袭一切；现在呢，要破除全部的传统习俗。这种藏在人性里的巨大的破坏欲，若不加以约束，会任意地毁灭一切。

   如何面对现实和历史？他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在有能力应对现在或是未来的生活之先，我们必须理解并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如此，历史才具有活泼的生命力。有且仅有如此，我们方可期望得着明确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判断真实与谬误，辨别必然或偶然。

因此，对生命的阐释，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西方的，都应该建立在健全的历史基础之上。以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两种文明的优缺点,然后我们才有资格来选择接受或拒绝，因为没有什么事物的价值能以一时的成败来判定。【汤萌译】

如果说胡适深受其老师杜威等人的影响，梅光迪的这些见解同样也深受他的老师白璧德影响，多年后，他回顾往事，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一文指出，“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变革，现代中国人，至少其中严肃认真的一部分人，也正忍受着一种思想空白和精神领域的尴尬境况所带来的煎熬。这种煎熬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无法体会与了解的。……在中国， 这种突如其来的人生观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也具有不同寻常的悲剧色彩：在此之前，中国是一个优秀而保守的国家，它对古人的尊崇，在国家政权和家庭结构里对法定的权威和中心的依赖，已经到了一种近似于宗教的痴迷。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面对因陌生的突发状况而必须做出的快速变革和调整时，总会因准备不足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们自然而然地就转向了西方以寻求光明和向导，因为是西方人使得他们脱离了祖训并遭遇突然性的变革。”就是在这样突变的时代，他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遇到了白璧德。他这样概括——“白璧德的理念和价值观包含着开阔的历史眼界，能极好地解放人们的思想。它能将你从现代社会狭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撇开了只注重近代而对西方文化史进行随意划分的做法，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几位零星地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其中有当代的，也有其他时期的。根据现代人对‘进步’这个词的含义的界定，伟大人物的标准是永恒的，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进步’。这种观点无疑有悖于‘伟大人物无法穿越时间、地点的限制’这一现代社会学的主张。”

 对于文明的直线“进步”观，他一直保持着警惕。1937年10月，他为《国命》创刊号撰文阐释抗战的历史意义时说：“故人欲知现在，当先知过去，现在者，过去之产物也，亦即过去之化身也。”【《梅光迪文存》，186-188、211页】

     他与胡适的分歧，他参与的《学衡》杂志，都可以在他的史观中找到源头。他们大致上同一时期在美国留学，又赶上“五四”这个激荡人心的大时代，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那个时代。胡适站到了浪尖上，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然而当浪花褪尽，我们看到胡适没有被卷走，梅光迪他们也没有被卷走，他们的见解，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坚持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他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人云亦云，即使不被多数青年所欢呼。梅光迪对历史的看法，更有厚度，更有温情，也更具有穿越时间的力量，尽管胡适挟20世纪进化史观的风雷，也曾经创造出历史。浪花消歇之后，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当年的分歧仍是分歧，历史从来不看重一时的成败输赢，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

 四、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心灵

历史是什么？有一天，我在古罗马奥古斯丁的传世名著《忏悔录》遇到到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开启：

奇怪的是记忆就是心灵本身。因为我们命一人记住某事时，对他说：“留心些，记在心里”；如果我们忘掉某事，便说：“心里想不起来了”，或说：“从心里丢掉了”：称记忆为“心”。

他继续阐述，人类的愿望、快乐、恐惧、忧愁……“这些概念，并不从肉体的门户进入我心，而是心灵本身体验这些情感后，交给记忆，或由记忆自动记录下来。”所以，他说：“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它的深邃，它的千变万化，真使人望而生畏；但这就是我的心灵，就是我自己！”【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210—211、214页】

1948年，钱穆在《湖上闲思录》中认为，动物只有知觉，不能说有心，直到人类才有“心”，心是从记忆来的，并通过语言、文字得以确定。“生理学上的心，只是血液的集散处，生理学上的脑是知觉记忆中的中枢。均不是此处说的心。”，他指出这个心是超个体的，他说也是非物质的，“人类的心能，已跳出了他们的头脑，而寄放在超肉体的外面。……这一个心是广大而悠久的，超个体而外在的，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湖上闲思录》，九州出版社2011年，5—9页】

相距一千五百多年，这位信奉儒家文化的东方历史学家无意中得出了与古罗马神学家相似的结论，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实在是道出了历史的本相。我由此想到，历史不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即是人类的心灵吗？它承载着不同民族的记忆，进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凝结为人类的心灵。

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堆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一堆横七竖八的材料，人类的生命一代代在时间中延续、相接，而成为历史，正是历史构建了人类的心灵。这一点，中国早就有人悟透了。文天祥可以在生死关头轻生重史，因他相信“太史简”、“董狐笔”，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雷震在铁窗加身之际，可以对家人说出这样的话：“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同一句古老的谚语：“时间吞噬一切”，在时间的压迫下一切都会变老，在时间的流变中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是没有一样事物通过时间可以变新或变美。时间、变化和瞬时性都是同义词。【【挪威】托利弗  伯曼著、吴勇立译《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68页】然而，因着记忆，因着历史，人类超越了无情而不可抗拒的时间流变，抗拒了肉身的衰老和死亡，在历史中，人类的心灵不仅得以存留，而且可以保持常新常美。在物理时间之外，还有心灵时间。“一个民族的生命延续数个世纪、乃至几千年；所以成为生命，是因为该民族在其全部历史中与自己保持了同一性。”【同上，182页】我少年时代的挚友张铭二三十年前写过一句诗，我至今记得：“短暂在永恒上跋涉/这就是做人的光辉呀”。  

一旦我们真实地领悟到，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可以超越个体和肉体，进一步明白历史的宝贵，它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也是人类的心灵，我们就可能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历史上的幽暗时代，在读史之时多一份同情之理解，更多一份理解之洞察。不仅看见历史的不同侧面，更多地看清历史的复杂性。对历史而言，真相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历史的真相中我们可以更深地认识人类，认识自己，也更清楚地走在真实的土地上。

古往今来，历史并不是直线进化的，在真实而复杂的历史面前，进化论史观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不是研究历史的梅光迪，却以其对人类恒久价值的肯定和追求，摸到了历史的门槛。他明白历史的真正价值在于真实的记录，并彰显人类对那些永恒价值的追求。这是白璧德对他的启发，也是他长期思索得出的结论，并与奥古斯丁、钱穆他们心意相通。

                                                                            2014年6月6日—7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