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敢说真话的吴祖光、黄万里

                敢说真话的吴祖光、黄万里

       
　　                      吴祖光（1917—2003）
　  艺术家吴祖光
　　吴祖光是我国著名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剧作家。他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北京。1936年就读于中法大学，1937年起活跃在进步戏剧界，先后担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为宣传抗日而奔波。1937年创作的抗日话剧《凤凰城》，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随后几年间，创作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和《少年游》等多部剧作。抗战胜利后，他曾担任《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创作《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声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亡香港，在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任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当导演。当时他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
　　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光回到北京，陆续创作出反映纺纱女工的电影《红旗歌》和儿童剧《除四害》等作品。1954年后，吴祖光导演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为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艺术大师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1963年，他与妻子新凤霞合作改编了评剧《花为媒》，成为了评剧舞台上的成功佳作。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武则天》、《三打陶三春》、《凤求凰》等戏曲。1978年平反后，吴祖光重新焕发青春活力，再次拿起笔，创作了话剧《闯江湖》、歌剧《蔡文姬》、京剧《红娘子》和电视剧《青铜剑》等作品。
　　吴祖光解放后曾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又是第五届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正当他事业的高峰时期，中共开展了整风运动。为响应党的号召，他在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言，又在《戏剧报》上发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的文章，对当时戏剧界的种种问题发表了意见。几天后反右开始，他就被人抛了出来，他的一番诤言被上纲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接着把他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改造”。他的妻子新凤霞是著名的评剧艺术家，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当吴祖光遭难后，领导要她同吴祖光“划清界限”，遭到断然拒绝，第二天她竟也被宣布为“右派”。夫妇俩一生受尽磨难，先后于1998年、2003年辞世。吴祖光前生著述颇丰，留下大量戏剧、散文、政论、书法等作品，汇编成《吴祖光选集》六卷。
　　下面是导致他获罪的两篇言论。
　　在1957年5月13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 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夫妻。　      

    在《戏剧报》第十一期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摘要）：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这一方面表现了什度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线上都是人才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地减小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一些被压制埋没的人才的事实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的生活制度由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都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俐齿起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
　　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黄万里(1911年—2001年)

    水利专家黄万里
　　黄万里，著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上海人。他父亲是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家、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抗战后期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
　　黄万里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就读，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名列前茅。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当时就为学校出版，并由著名工程学家茅以升作序。毕业以后黄万里曾经担任过铁路桥梁工程师。当时国内水患频仍，1931年长江爆发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多处决口，水漫千里，一片惨象。这些灾难让黄万里极为震动，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学水利。父亲黄炎培对他的志向很表支持，并且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鼓励他要学好水文学，告诉他：江河大水后作过调查，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
　　1934年元旦，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学科入手，研究水利工程。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1937年 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为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他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并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请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这次穿越汹涌波涛的旅程，使他对治理祖国的江河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1937年， 26岁的黄万里博士学成归国。当时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都来聘他任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还亲自登门邀请他担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因为他当时迫切希望到江河实地进行勘察、调查，边做实事边积累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来到内地，担任四川省水利局的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黄万里从长江走向黄河，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他走遍了黄河两岸的穷乡僻壤，亲眼目睹了水土流失的严重，也深深体会了沿岸百姓的疾苦和凄凉。他通过不断的勘察和思考，积累了大量水文地貌的资料和知识，也进一步认识了黄河的特性和规律。这是他此后对治理黄河长江提出种种真知灼见的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黄万里曾一度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1950年6月他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被调到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前后在清华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　　
　　千百年来，黄河水患一直困扰着中原大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多次议论治理方案，但是由于认识不一，始终没有统一的方略。1953年起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开始实施，其中就有黄河治理一项。第二年苏联专家组应邀来华对黄河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勘查，几个月之后提出了在三门峡设坝建水库的方略。既然是苏联专家的主张（尽管后来苏联真正的泥沙专家讥讽我们请错了人），于是就很快定案、一路绿灯，诸如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定《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政务院研究同意并提请在全国人大会上举手通过、委托苏联有关部门设计三门峡工程方案、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方案并组织施工等等，两年间种种过场尽皆走完。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就正式开工了。
　　可这时黄万里始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基于丰厚的理论学识和实际经验、基于对国内外河流特别是黄河长江的多年勘察和了解、基于对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深切关怀，极不赞同当时这套治黄方案。1956年5月他终于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就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
　　在这份《意见书》里，他认为，筑坝虽然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
　　他认为，许多“专家”对于泥沙还有许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必须明白，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尽量保持在原地； 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
　　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大水库；如果非要筑坝建库不可，必须尽量将泥沙冲刷出库。他建议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
　　当时那些好大喜功、急于见到“圣人出、黄河清”的人们，对黄万里的《意见书》几乎不屑一顾。鉴于工程界存在种种不同议论，后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水利部于1957年6月10日至24日、也就是工程动工两个月之后，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黄万里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首先批评现行方案的规划思路，即一门心思的“倒推法”： 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洪水泛滥，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浑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没这问题了；怎么能又清又慢呢? 于是想像用水库把泥沙和大水都拦住； 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就需要大水库：多大才够呢? 于是算出坝的高度来。黄万里说:：“这不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这一思路。他认为不能忽略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堤工、河工、水工，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他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以水土保持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他指出当时这种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只不过“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他问这一方案的推动者：“三门峡以下河道你们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鉴于三门峡工程已成定局，他提出：如果执意要在三门峡修水库，建议“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只有这样，“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
　　这次会上，还有一位年青的技术员温善章力主降低坝高，建议修筑低坝。其他也有人提出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意见是一边倒地诠释苏联方案的正确、中央决策的英明。黄万里基本上处于孤立的境地。这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由于发表在校报上的一篇文章，已在学校里遭受咄咄逼人的批判和围攻；但他完全不顾形势的险恶，始终坚持并从容不迫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所谓校报上的文章，便是那篇题为“花丛小语”的小说（内容简介附后）。清华大学时任校长蒋南翔将它呈送到最高领袖那里，最高领袖读后忿然说：“这是什么话！”于是，《人民日报》就出现了一个专登“右派”言论的栏目，冠以“什么话”的栏名，“花丛小语”当然也在其中。而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苏联方案，就成了又一个重大罪状。接踵而来的清华大学的批判会和水利界的批判文章，异口同声地声称，黄万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反对苏联专家”、“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个道地的“右派”。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说过，“你家也分左、中、右啊！”两年以后，毛泽东又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右派”的钦定性质了。不过当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他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倒是十分冷静，而且掷地有声地回答说：“伽里略虽然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在转！”　
　　因言获罪成了“右派”之后，黄万里在政治上已划入“敌人”阵营，尽管工程安危、人民疾苦还萦绕心头，但是他已不再有任何发言权。而三门峡的命运，一如他的预料，真的是越来越糟。
　　1958年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9月大坝建成，拦洪蓄水。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水位涨到332.58米（离设计高程360米尚远）时，泥沙淤积迅速发展；蓄水一年半后，有15亿吨泥沙积在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以后泥沙不断向上延伸，威胁关中平原，直逼西安重镇。至1963年，潼关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后，库内淤积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乎是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背井离乡，啼饥号寒，怨声载道。为挽救危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对工程作了两次改建。第一次于1965起实施“两洞四管”方案（改建四条钢管、增建两个隧洞），到1968年建成后水库淤积略有减缓，但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仍在延续。第二次于1969年，决定打开坝底八个导流底孔。这几个底孔是1957年专家会议上黄万里力争保留的，可是施工时又根据苏联专家的要求全部堵塞了。这次化了八千万元资金将它们打开，可是淤积情况已无法改变，改建后潼关河床仍比以前高出3米，而且淤积趋势依然无法遏制。
　　三门峡水库反复折腾之时，黄万里教授已被发配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农场劳动。1971年这个清华大学农场因遭血吸虫肆虐致人死命而停办，黄万里被安排到三门峡工地继续“改造”。据他后来自述：“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
　　1973年他曾被允许在别人监视下进入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河势。他后来回忆道：“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他在《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东梅报告三门峡坝建成的灾害》一诗中沉痛抒怀：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何所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出于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怀，他曾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补救方案和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被容许在有关的专业会议上讲述自己的主张，但也得不到重视。三门峡水库后来只得以报废告终。2003年渭河流域水情并不严重，但却酿成50年未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15万、农田1080万亩。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考察后坦陈：“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为代价的，渭河变成了悬河了。”到这时候，连曾经力促工程上马的前水利部长钱正英、院士张光斗也只好参与呼吁“三门峡停止蓄水、放弃发电”。但是四十多年间它带来的重大损失和灾难，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时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又议论在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长江上拦河筑坝，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峡工程呼之欲出。此时的黄万里已经蒙恩“改正”，右派帽子已经甩进垃圾堆了。按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就他“平生积学”发言，一展他造福苍生的襟怀了。可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他依然只能仰天长叹而已。关于三峡工程问题，他曾六次上书中央（直至总书记）加以阻止，并要求与学界和设计部门公开讨论，但全部杳无音信、不予理睬；1992年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三峡议案之前，他要求中央领导腾出一个小时听他陈述理由，可仍然置之不理。
　　在他的上书中有一段十分精炼的说明：“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
　　他在接受记者戴晴访问时，曾经解释过他的观点：“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襟怀，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干流的淤积河段不可修坝”，这是他积几十年研究考察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已被三门峡的实践所证明，可是有些人仍然固执地不予理会。
　　当然，今非昔比，九十年代的执政者已没有五十年代的执政者那样的底气、可以动辄以言问罪、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是，他们手中有权，他们可以控制一切媒介、一切会议、一切公共平台，让你出不了声（甚至当人民代表黄顺兴1992年在人大会议讨论三峡提案时，事前报名要发言却不给他机会，会场上他举起了手执行主席却视而不见，他站了起来拿起话筒可是扩音器却突然不响了，他只好推出会场以示抗议）。当然，这些已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内了，读者有兴趣可以看看著名记者戴晴写的有关水利的多篇深度报道，就会有清晰的了解。戴晴女士近年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尽管一再遭到过滤和删除，但总还有“漏网之鱼”可寻，本文就不赘了。
　　黄万里教授晚年多病，但始终挂记着黄河、长江的治理。他在2001年8月26日、九十大寿过后不久抱憾辞世。此前口授了如下的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他在遗嘱中只字未提个人及家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祖国的江河安危，拳拳爱国爱民之心，真足以光照江河，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