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最大泄密案的告破：国府机要秘书竟是日军间谍

七七事变爆发的十天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中华民族的士气。

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蒋介石讲话后的两月内，国民政府针对日军的军事计划遭遇了一系列失败，蹊跷的是日军仿佛总是能未卜先知，及时规避风险。不仅如此，冯玉祥、张治中、白崇禧等国军高级将领接连遭到刺杀，刺客总是能准确地知道刺杀目标的详细行踪，甚至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也遭到了暗杀，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一件事情：国民政府决策的核心层已经被日军渗透，抓出内奸成为当务之急。

在蒋介石的严令侦缉之下，真凶浮出了水面，他就是时任国府机要秘书的黄浚。黄浚是当时极富盛名的才子，字秋岳，福建人。自幼随外祖父读书，有“神童”之誉，受到同乡陈宝琛、严复等人赏识，梁启超也很欣赏黄浚的才华。1902年，至北京，就读京师译学馆。民国初年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素有来往。回国后在北京军阀政府中任职，梁启超任财长时聘为秘书。[1]

“民国才子”难敌“帝国之花”

北洋政府垮台后，黄浚通过旧识的介绍来到南京国民政府工作，凭着他的文才和一些溜须拍马的小手段，很快赢得国民政府中的党政要人的赏识与信任，后经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提拔，成为行政院机要秘书，地位仅次于行政院秘书长。黄浚因此能参加国民政府最高级的军政会议，手中也掌握着各种最机密的文件。

虽然黄浚汉奸行径令人不齿，但我们也不能因人废言。国学大师陈寅恪对其著作《壶舟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评价极高，汪国垣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称“黄秋岳如凝妆中妇，仪态万方”。

俗话说：“温柔乡是英雄冢。”黄浚这位大才子也风流过，结果一不小心搭上了一辈子的清誉。黄浚因为担任机要秘书，被留学日本时的老同学，也是当时担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总领事的须磨弥吉郎盯上了。须磨弥吉郎名义上是外交人员，但其实还有一层身份，就是南京地区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总特务。为了争取黄浚，须磨弥吉郎派出了日军王牌特务——“帝国之花”南造云子。[2]

南造云子是二战时期颇具传奇色彩的女特务，有日本第一女间谍之称。南造云子1909年出生在上海，父亲南造次郎是一名老牌间谍，其命运轨迹扑朔迷离，直到今天对于历史上是否存在此人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为南造云子平添许多神秘色彩。

南造云子在南京期间，很快就刺探到了国民党高官黄浚的一些情况：黄浚经常出入歌舞厅，也到妓女馆嫖娼，常常是夜不思归。于是，南造云子略施小计，与黄浚从相识到相熟，再略施媚术，黄浚便拜倒在“帝国之花”的石榴裙下，随时听从南造云子的调遣，每有重要消息，黄浚立刻就告诉南造云子，南造云子更是用重金“感谢”，黄浚就这样过着“财色兼收”的幸福生活。

不仅如此，被拉下水后的的黄浚又用重金收买了参谋总部、海军部、军政部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还把他的儿子，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时任外交部科长的黄晟拉下水，组成了一个间谍集团。由于这些人多是能接触到军政机密的要员，为日本人窃取机密便大开方便之门。

江阴要塞封锁行动功亏一篑

1937年8月6日，在淞沪大战即将开战前夕，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国防军事会议，在南京召开。为了在即将展开的这场战役之前取得主动权，会议决定在日军向长江流域发动进攻之前，在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水域设置障碍，堵塞航道，封锁长江航路。

当时日军在长江中上游的军舰、商船七十多艘，三千多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还有滞留在武汉、重庆等地的侨民三万人左右。一旦封锁长江，首先防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攻击南京，其次使上海的日本军舰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可以乘机狙击长江中上游的日本舰艇、商船，在长江上形成“关门打狗”的战略形势，在战争之初对鼓舞我方士气，挫败日军嚣张气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3]

这一作战计划被列为国军的最高军事机密，这一机密只有参加军事会议的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何应钦等国防委员以及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知道。然而行动命令在刚刚布置下去还没有到达江阴的时候，长前沿线驻防的海军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原来黄浚在会后立即将这个绝密情报密告南造云子。南造云子火速将情报转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中村直接用密电报告日本参谋本部。结果，就在蒋介石刚刚下达封锁命令时，日本海军陆战队抢先一步，在8月6日到7日两天的时间里，日军在长江中上游的军舰商船纷纷顺流而下，大多数已经逃过了江阴要塞的封锁线，到最后中国海军仅仅俘获了日军的两艘炮艇。[4]

江阴要塞泄密案的发生使蒋介石极为震惊，然而就在他还未来得及安排清查时，一系列泄密事件相继发生，在8月22日之后的短短几天之内，日军针对国民政府高层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刺杀活动，引起整个国民政府决策层的震动。

连环暗杀案：白崇禧、宋美龄险死还生

在国民政府中，凡是抗日态度坚决的高层在日军那里都有备案，这些人也都是日军特务暗杀的对象。

淞沪抗战爆发后，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官，他的司令长官总部先驻无锡，后来又挪到了苏州。8月16日，冯玉祥决定赴南翔前线视察和鼓舞士气，结果他刚与随行人员乘车驶出司令部，日军飞机就来袭击。他们只好分避树下。日军轰炸机飞离后，再驱车前进。刚走出街道，日军飞机又来了，冯玉祥一行人被迫躲在一所茅屋里，日军轰炸机在附近投弹十余枚，认为已达目的后始飞去。冯玉祥一行人趁硝烟弥漫之际，命司机驾车冒险前进。但没走了多远，日军轰炸机又“光临”轰炸，他们急忙下车到瓜田里暂避。下午返回苏州途中又有六架日军轰炸机来袭，他们再避于树下。但日军轰炸机久久盘旋不去，似乎早有准确情报定位冯玉祥的行踪。

不仅是军事将领遭受暗杀，连蒋介石的夫人也难以幸免。1937年8月22号，宋美龄在其外籍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南京乘车去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当汽车行至苏州郊外的时候，突然遭日本飞机的扫射和炮击，司机为了逃避日军炮火，把车子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时60英里。但是由于路面大都被破坏，在一个紧急转弯的时候，有一个轮胎被损坏，汽车一下子就冲进了一条水沟里。宋美龄摔断了几根肋骨，端纳也受了重伤被送往苏州医院。

白崇禧同样也是抗日的坚定分子，于是也成为了日军的目标。1937年8月23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去上海公干，住在先施公司二楼东亚饭店中。当天中午，上海的有关代表人物刚要举行宴会为他接风时，突然几架日军轰炸机飞临先施公司上空扫射轰炸，一时浓烟四起，弹片横飞，炸弹巨响，声闻数里，附近一带的商店门窗玻璃被震得粉碎，南京路、浙江路的行人和在商店购物者死伤近千人。

日军特务计划没有得逞，因为白崇禧已经得到国军情报组织的预警，知道有人要趁宴会之际杀害他，所以宴会前十几分钟，他便匆匆地从先施公司后门溜走了。白崇禧回到南京后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下令各部队长官加强保密措施，严防情报泄露。[5]

8月24日，张治中由南翔司令部去河湾最前线的地区视察和指挥。他的汽车刚开出司令部，就飞来敌机数架，在汽车上空来往扫射轰炸。他与随从只好下车隐蔽。敌机走后，他命司机开足马力迅速朝江湾前进。但车子跑了二里多路，敌机又来“光顾”。他认为乘车目标太大，决定弃车步行，不要随从。当时他穿着马靴，行路很不方便，幸好途中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传令兵，他来不及与传令兵说什么，骑上自行车就走。张治中到江湾第八十七师师部后，下属均认为这是有内部人士不断向日军提供准确情报。

日军特务袭击英国大使：蒋介石差点丧命

蒋介石几次准备去上海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却因为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军飞机的严密封锁，狂轰滥炸，极不安全，一直未能成行。在宋美龄遇刺后，蒋介石心急如焚，在从南京前往南翔前线途中，顺路要去苏州看望宋美龄。考虑到领袖的安全，部下建议他改乘火车。然而当火车快到苏州站时，却突然遭到十几架日本飞机的轰炸。

8月25日，蒋介石又召开了一次最高层的军事会议，在会上再次提出要去前线督战。因为英国驻华大使寇尔次日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于是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会上建议蒋介石第二天搭乘寇尔的轿车一起去上海。英国是一个中立国，汽车上有英国国旗，可以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蒋介石表示同意。黄浚正好列席会议，会后就立即向南造云子传递了这一情报。

但第二天，蒋介石因突然有急事而改变了和寇尔一起去上海的计划，寇尔按计划乘车前往上海。正当他的插有英国国旗的专车行驶到嘉定附近时，忽然遭到两架日本军用飞机的轮番追逐轰炸。轿车左躲右藏，终于还是翻了个底朝天，寇尔的肝部中了一枪，脊椎骨也受了伤，生命垂危，被送医院紧急抢救。

英国政府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作出反应，向日本提出抗议并进行外交交涉。日本大使川樾茂亲自到医院探望寇尔，日本政府一方面向英国政府道歉，另一方面说寇尔座车上的英国国旗太小，使得日空军无法辨清，从而误伤大使等。

其实，日本人找的理由实在不成其为理由，因为当时寇尔的座车车头上插的英国国旗虽然小，但在该车车顶上还覆盖着一面大的英国国旗，日本空军在对该车扫射时，曾朝地面俯冲下来，离地面仅10多米，不可能看不清该车车顶上的国旗。可见日本人完全是故意要打死车里的人。而寇尔并不是他们袭击的目标，主要目标正是本该同在车内的蒋介石，因此，他们才不惜触犯国际公法得罪英国人。

蒋介石异常震怒，他严令中统、军统和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三方，限期在一个月内破案，抓出潜伏在国民政府高层的间谍。[6]

几次作案：汉奸露出马脚

接到命令的军统的戴笠、中统的徐恩曾、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三人这时比较尴尬，因为泄密的人群范围很小，排查并不难。但是能接触到如此核心的机密，不是国民党元老，就是手握重兵的权贵要臣，没有十足的证据对谁都不敢轻易下手。

这时，又一次针对蒋介石的刺杀让凶手露出了马脚。

在英国大使遇袭案的几天后，也就是9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不仅中央军校的全体师生要参加，而且陆军大学的全体师生以及党、政、军各部长官都要参加。蒋介石决定当天他将亲自到会并做重要讲话。

活动当天，军校学生总队总队长惠济早就把队列排得整整齐齐迎候蒋介石到来，但是蒋介石久久不到。由于这天蒋介石到场，南京的军警宪特机关加强了对中央军校的警卫工作：在从中山东路到黄埔路的沿路上，直到军校大门，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校内部则有大量便衣特工人员巡查；进校的汽车都由在校门口值勤的宪兵登记车号与人员后，才准予放行。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莅会时，忽然总值日官向大家宣布：发现有两名嫌疑人员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便安静下来。

校内外紧急戒严，实行严密搜查。虽然毫无所获，但是从大营门登记进出各机关团体主官乘座小轿车的簿子上发现，进入的车辆数与现存的车辆数多出一辆。因此初步断定日本特务是乘汽车闯入军校的。但他们因怕被搜出，就提前乘汽车逃离军校。而在场出席纪念周的高级军政官员与乘坐的小轿车，绝大部分都能对上号，可就是有一个高级文官的轿车不翼而飞了。[7]

因此当时调查人员判断，两名嫌疑人员发觉被人注意，已在混乱中乘坐一辆轿车逃走了。事后，军警机关进行调查，判断那两名嫌疑人员极可能是日本特务，他们潜入军校混入“扩大总理纪念周”会场，其目的无疑是企图窃取情报与刺杀蒋介石等军政大员。经过核查，那两名嫌疑人员乘坐的轿车为黄浚所有。

锁定黄浚：外事组大显身手

调查到此，已经能够确定黄浚有重大嫌疑。因此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为了抢到首功，立即派出手下最精锐的外事组对黄浚展开侦查。

外事组是谷正伦在他的首都警备司令部里成立了一个机密的精英特务组织，对外称“特警二队”，专门从事对日本驻南京使领馆的反间谍工作，队长丁克勤是一位老牌特工人员。

狡猾的黄浚此时大概也感觉到了风声，他的间谍活动变得更为隐蔽。在外人看来这个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的行为举止，并没有什么异常，他每天克尽职守，深居简出。让外事组几乎找不到什么破绽，案情进展陷于焦灼状态。离蒋介石限令一个月破案的时间越来越近，外事组决定主动出击，他们一面密令长期潜伏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内线，加紧对日本方面的监视，一面决定从黄浚的家里寻找突破口。[8]

他们发现黄浚家里，经常有一个女孩子出来，买菜、买东西，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人是黄浚家里的女佣，名字叫莲花，原是江北农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因父母双亡，被人诱骗到南京，后又被人转手卖给黄公馆做女佣，受尽了黄府中主人的污辱和打骂。

为了将莲花争取成为外事组的眼线，侦查人员就玩了一个所谓美男计。其实也是一个很俗的“英雄救美”的桥段，当时作为外事组成员的钟高玉扮成流氓，把莲花撞倒并假装进行不轨行为，然后他的战友李荣芳再把这个莲花救了。然后认识以后，李荣芳逐渐赢得莲花的信任，等于在黄浚家里面放上了内线。[9]

与此同时，外事组在跟踪黄浚的时候发现，黄浚爱吃纸包“巧克力糖”，他比较“讲文明懂礼貌”，从不将包糖的纸随便扔在地上。但是他在下班后经常独自一人到玄武湖散步，然后把一包“糖纸”放进玄武湖滨一棵有较大的空洞的树内，不久就发现被两个化装的日本浪人取走。

根据莲花提供的线索，外事组很快查明了黄浚与日军间谍组织的信息交流方式。黄浚的司机常到南京新街口一个小咖啡店去喝咖啡。每次均在一定的挂衣帽处放衣帽，就与日本特务趁挂放衣帽之时交换衣帽，情报就存放在衣帽之内。外事组派人跟踪取情报的日本浪人，见他们都走进中山东路逸仙桥南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医院”，而那个“私人医院”便是日本特务机关所在之处。

掌握了黄浚勾结日本人的证据之后，外事组立即报告谷正伦。谷正伦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蒋介石处报功，并建议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蒋命令“一定全歼，不能使一个漏网”。

汉奸间谍集团的结局

对此，外事组又作了研究，设下一个圈套。外事组伪造了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伪造信写好后，由外事组成员伪装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日本浪人那顶礼帽的夹层中。

接应的日本浪人到此店喝完咖啡，就将黄浚司机的礼帽带走，黄浚的司机也和往常一样，将日本浪人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黄浚按“须磨”的指示信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外事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了。

审讯中，黄浚对其罪供认不讳。最后，由蒋介石亲笔签署，最高军事法庭宣布了对黄浚日谍集团的判决：黄浚父子等汉奸以卖国罪被处极刑；判处南造云子无期徒刑；其他罪犯分别被判处无期与有期徒刑。

1937年8月28日，黄浚父子与其他被抓获的汉奸间谍共18人被枪决。本来，按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三天内就可处死。但为了牵制日本，当局未判南造云子死罪，而是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

几个月后，日军进攻南京，狡猾的南造云子又故技重演，以美色勾引一名年轻的狱卒，并许以各种好处。这个狱卒也是个利欲熏心之徒，悄悄潜出与日本特务机关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大笔金钱，之后，他们里应外合，帮助南造云子逃出监狱，并被日方迅速安排到上海租界保护起来。因间谍身份已暴露，她不敢前往重庆，而是留在上海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1942年3月的一天，南造云子也是从特务机关驾车出外的时候，给了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人员机会，在半路上把她打死了。曾经叱咤风云的帝国之花，终于香消玉殒，毙命于上海滩。

百年后的余音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本来定成定案的黄浚间谍案又有了新的争议。

近代名记者、名作家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中有一篇题名为《也谈黄秋岳》的文章对抗战初期被国民政府处决的黄浚汉奸案提出质疑。曹先生的质疑并非是为黄浚与日军合作的行为翻案，而是依据自己对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采访，认为黄浚的间谍行为，其实与江阴要塞封锁泄密案关系不大。

因为国民党情报部门早就发现黄浚与日军谍报机关的联系，因此在1935年的时候将黄浚调离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认为黄浚是无从得知此次军事会议的高度机密的。曹聚仁由此推测，“这是不是意味着面对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当局为了鼓舞军心民气，不得不拉个人出来‘祭刀’？” [10]

曹聚仁的观点，被陈礼荣在《民国“肃奸”的一大疑案》一文中延续，陈礼荣基本肯定了曹聚仁的论断，认为黄浚间谍案是当局面对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为了鼓舞军心民气，拉出一个像黄浚这样既有一定社会名望，又是个无职无权的文人来，但是单凭几个远离政治中心的文人的猜测，很难得到事情的真相。[11]

这一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驳。刘衍文老先生在《万象》杂志2002年第12期所设“《石语》题外絮语”专栏中，曾多处提到陈礼荣的这篇文章。伍立杨先生在其《大梦谁觉》（“千年眼文丛”）中写专文《也说黄秋岳与情报案》，认为陈礼荣用区区几百猜测性文字就质疑黄浚案的真实性，怎么可以说是充实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呢？[12]针对以上质疑，陈礼荣著文《民国“肃奸”一大疑案溯源》予以回击，但是有几个问题在笔者看来依然无法释疑。

首先，现在有关黄浚案经过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钟高玉老先生在九十年代所写的《我参与侦破“黄浚案”》。如果黄浚早就被排除核心秘密的行列，外事组又何必大动干戈不断进行排查呢？

其次，曹聚仁先生的依据是黄浚于1935年后不再担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但是根据张喆先生在《竟使长江空锁喉——抗战初黄浚附逆之探析》一文中的考证，黄浚从1932年至1937年8月一直担任的是行政院秘书，这一点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一书中记载明确。除此之外黄浚也没有其他职务，中央政治会议秘书被撤职一说又是从何而来？此后不能接触机密的观点自然无法立足。

另外，根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档案汇编》记载，中央政治委员会（1935年12月——1937年11月）主席、委员、秘书长共30人，邵力子未列其中，邵力子是1935年之前担任过该委员会委员，1937年2月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对出席重要会议的各方政要，他是清楚的，但对谁担任会议记录这类秘书工作并不一定十分清楚。[13]

黄浚作为当时极富盛名的才子，未能善终。黄浚被处决一年多后，另一位同样极具诗才，并著有《双照楼诗词稿》的中国政坛二号人物汪精卫竟潜逃投敌，成为千古唾骂的大汉奸，与他当年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言壮语，成了正反两面的鲜明对比。在抗战大局面前，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件憾事，时至今天，任由大家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