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乐论腐败：只有转型为真正的民主制国家才是真正的反腐！

作家、思想家陈行之先生在《无政府主义是专制的最后阶段》中说：“通过任命制保持下级权力对上级权力的忠诚，是专制主义社会隐秘的政治机制，只有寻摸到这种机制，才能够洞悉为什么凡是专制主义社会都无法避免和消除腐败。”陈先生的意思就是：腐败和对社会民众的掠夺是与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共生的东西，是连体婴儿，消除了这一个，另一个也就不存在了。换一句话说，只要专制主义的社会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腐败就会作为这个社会的本质表现而长期存在；消除了腐败，专制主义自身也就不存在了。它们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这就象硬币的两面，消除了这一面，那一面也就不复存在。正象苏联时期共产党高官所说，不反腐败两极分化，民愤极大，会导致亡国（这里所谓的亡国，本质上是指专制政权的灭亡，而不是国家的灭亡），但如果彻底反腐败就要亡党。

试问：专制者本身如何能够消除腐败？如果不改变专制制度这个产生腐败的根源本身，而希望通过强人政治或者治吏来反腐，只能是百姓的善良愿望和一相情愿，这就如消除了硬币的正面而想保留硬币的反面一样荒唐。

当然，某一阶段为了维护这种体制，抓一批腐败分子，以取得民众的支持，或是对于刚上台的新人进行树权立威，也能够取得一点点儿的成效，但绝对不是治本之策。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就用得上政治哲学家“分赃集团”这个说法了，我援引美国思想家艾因·兰德的话来做说明——“一个社会，如果掠夺人民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财产，或者奴役他们，企图控制他们的思想自由，或者强迫他们去做违背其理性的事——这种社会引发了社会法令与人民的自然需要之间的冲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个社会，而是通过‘帮规’组建起来的暴民集团。”（［美］艾因·兰德：《政府的性质》）暴民集团一定会充满血腥和危机四伏，争权夺利和分赃会导致一次次的暴力事件发生。德国的希特勒时期和中国的文革时期达到了极点，专制暴政所扇动起来的狂热，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了极大的人类悲剧的发生，民众是这种悲剧的最后牺牲品和买单者，这就是极权专制社会总是悲剧丛生和民不聊生的根源。

专制体制下，“政府不再是人民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是使人民免受暴力侵害的机构，而是首先使用暴力，以强迫的方式逼迫人民就范；不再是基于客观的社会准则（法律制度）来调节社会关系的服务者，而是成为极端的隐蔽的用恐怖手段控制社会的机构，这个机构蔑视和亵渎法律，用官僚机构的任意决定替代法律（红头文件就可以随意替代法律，甚至比法律还要强大）……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颠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而人民只有得到政府同意才可以做任何事。这是由野蛮力量控制的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引文同上，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在专制体制下，连创业都要办理各种许可证，叫从业许可，很多行业是垄断的，对民众来说是不许可进入的，也就是设置障碍，以便达到官有垄断。所以从本质上来说，专制是限制民众和剥夺人民的权力与自由的制度，它是一种与民主制度相对立的极端反动的制度。在专制体制下，到处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因为为了达到麻木和欺骗民众的目的，专制者必须严厉控制社会成员，愚昧他们的思想，麻木他们的精神，以达到专制者对普通民众的奴役剥夺而不被反抗，长期维持专制者特权的目的，这个社会制度下的最大谎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民主制度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情形则正好相反，民主制度是限制官权解放民权的制度。在民主体制下，政府和各党派组织的权力被民众或是民众的代表们监督和限制，有了各种监督，就可以把腐败限制在最小甚至无法产生的范围内，发生了腐败，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台湾总统陈水扁贪腐被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由此可见，民主制度国家的制度是用来保护公民权力而限制官员权力（政府公权力）的，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可能凌驾于政府机构之上，政府机构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政，政党不具有任何的权力用以谋私。公民在发展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在财富面前的平均主义——当然社会财富分配也基本处于一种全社会共享的状态，基尼系数远远低于专制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这个“任何事”是指法律没有禁止的、不是防碍他人和社会整体的事情），民众的创造力被空前激发，社会持久地充满活力，生产力得到全面解放，人的创造力得到空前发挥，社会走向全面和谐繁荣，公民生活幸福快乐，有尊严，公民定期选举领导人和各级议员代表，行使公民权力。而政府和官员（被迫——由于竞选、被议员监督等原因）必须为人民服务，从而建立起保护全体公民的福利社会。而政府和官员只有得到人民同意（比方财政开支、动用武力、征税等都要经国会表决通过或立法允许）才可以做任何事，权力被限制和监督，不能任意胡作非为，政府必须向社会提供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公民，公权不得进入私人领域，更不可能想抓谁就抓谁，跨省追捕和随意一个决定就把公民的房子给拆了，不同意还可以动用武力强制拆除这类事，在民主制度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也是违法的，一定会受到制裁。

两种制度下的外交军事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专制国家是武力对内，防民甚于防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经常是屈膝投降，以求保住专制政权，因为不具有合法性，就对外大搞金钱外交，以求外交承认。民主国家是武力对外，外战内行，内战外行（很难发生内战）。

象欧美等民主发达国家还通过立法和反垄断，限制了大资本对于民众的剥夺和侵害，走上了全民福利社会。这就把最有力量也最有机会侵害民众的两只怪兽——权力和资本都关进了笼子。

现代专制者（尤其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下）却是将权力和资本两相结合，以便达到对民众的双重盘剥——这些专制极权国家往往最为钟情于大搞国有企业，国有垄断，在垄断权力的同时，也垄断经济、文化和所有要命的资源，从而达到控制人民、进行野蛮掠夺的目的。这些国家往往都美其名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质上的官有制，成了他们忽悠民众的道具和利器，借公有制之名，行抢劫公民财富之实，从而占为官有。定期或不定期地打劫民财，剥夺民众财富，是他们最乐于干的事情，而且还会找到类似于打黑一类的借口来先行忽悠和迷惑人心，而后堂而皇之地行打劫剥夺民财之实。屁民们在多年洗脑下，往往会对类似行为表示欢呼和赞赏，因为这些愚民们基本丧失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的名字叫做“毛左”或是“左奴奴”。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艾因·兰德的观点延伸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凡是未经民主选举程序产生的权力机构（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其本性都是专制主义的（不管他使用什么名称，无论是叫社会主义还是什么民主主义，只要不是定期由人民通过普选产生，本质上就是专制的）；专制主义通过一整套机制——谎言、暴力、教育洗脑、自我歌功颂德、神化党派组织和领袖，进行领袖崇拜、控制民众的言论自由等——来维护专制体制的存在，以便维护官员们的特权与对民众的持久剥夺，而统治集团，必然会成为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组织致密的分赃集团。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分赃是腐败，但在专制者和左奴们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特权，他们当官就是为了追求和享受这些特权，三公消费水涨船高，公民生活越来越艰难，官员越来越猖狂富有的现实就是最好的例证。

　正如网友评论所说，他们掌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出租权力来获利，通过掌握大量的所谓国有公有资源、资产和垄断企业来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夺，搜刮百姓是他们这种体制的本性。所谓腐败，只是百姓的说法，而在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是人们所说的“为人民币服务”是建立专制体制的本性和目的。所以才有官员说“不搞腐败不捞钱，我还当官干什么？”这样的猖狂之问。）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专制者们自身如何能够反腐败？反腐败最后成了权力争夺过程中一种打击对手和竞争者，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和借口，成了对老百姓的欺骗和忽悠。仅此而已！

寄希望在这种体制内能够反腐败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强人政治只能加强这种侵害和对民众的掠夺，不停地制造一场又一场灾难，毛时代就是如此，最后是全民陷入极度贫困和政治灾难的苦海之中，饿死无数的下层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无权无力的农民。北朝鲜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上演饿死无数百姓的故事，而毛左们却视而不见，拼命忽悠，欺骗民众，这是值得所有人保持高度警惕的事情。只要我们认真想一想，在全国饿死几千万百姓的情况下，还在全国各地为毛修建了六十多座行宫的事实，就可以想到这种专制制度对于普通百姓的危害是何等地惨烈。

　　所以单反腐败不反专制，腐败反不了，专制会更猖獗。消除一个政权腐败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力和大资本都关进笼子，让人民有权进行选择（定期投票选举，象美国的四年一选制），有权监督（议员代表和不受限制的媒体舆论，政府不得控制任何舆论工具，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人民言论不受控制，人民有自己通过选票进行授权的代表来行使权力，这就是公民和一个正义国家所需要的民主政权，也是被专制者们一再攻击和抵毁的西方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