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高贵的灵魂

什么是知识分子？应当具备三个基本特征：知识性；创造性；批判性。知识性是知识分子的基础条件，没有知识，知识分子的称谓就失去了依托。创造性是本质条件。没有创造性，知识分子就是知识的存储器，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灵魂。而批判性是知识分子主要功能的一种外在体现。在三个特征中，创造性是最具核心的特征。因为批判性本质来自创造性，同时，创造性也是知识性的直接和间接目的。另外，没有创造性，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身的关键价值。

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高贵的灵魂　 

左拉愤怒了，在1898年1月13日法国《震旦报》上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第一句话就是“我控诉”！ 此前，犹太藉的德雷福斯上尉遭受诬陷，身背“出卖军事机密”的罪名而背叛终生监禁。就在真相大白之后，真正的罪犯依然被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左拉站出来，为正义而发言，他所代表的，是人类的良知，是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精神特质。而这种特质，在左拉著名的《知识分子宣言》中得到充分的阐述：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

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讲是处于对立面的

知识分子是否定性的传播者

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

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认为自己所持的是准政治的对抗立场

知识分子必然被看作是边缘化的批判者

知识分子是支持国家的观念重要，还是批判更为重要？我的立场是，批判更为重要。

知识分子具有先锋的使命，应该逃离加之于它的法则，实践与制度而追求某种具有可能性的东西，即真正的批判。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左拉《知识分子宣言》

左拉之后，一批“左拉们”站出来，他们的行为昭示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是以人格气质为标志的，也就是向历史宣布了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如果你不同意这样一种从历史深处走出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非要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也可以，但你无权更改为世界普遍认同的历史定位，更无权将坚守这一定位的中国知识分子说成是“异化”！

最近，ZG主流媒体之一的《环球时报》宣称：“中国不少人认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而西方所崇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迅速异化成‘公知’，他们对社会的负面作用先于他们理论上的正面影响得到喷发。”“公知”，无非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怎样就成了“异化”的产物？按照环报的意思，所谓异化，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那么，究竟是坚持批判精神是异化，还是放弃批判精神是异化？

法国当代作家雷威认为，法国正是从德雷福斯事件开始形成了知识分子的阵容：“成百上千的诗人、画家、教授，他们认为放下手中的钢笔或画笔来参与评论国家的事务是他们分内的责任，与此同时他们修正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

ZG环球日报顽固地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西方所崇尚的、是不足为训的，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异化”的渊薮。——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方法论。只要一“西方”，就一定异化或堕落，就一定是“敌对势力”的阴谋。这种方法论已经使我们的理性异化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那就看看《东方主义》的作者、对“西方中心主义”充满警惕和进行过给里批判的萨义德如何认定知识分子。在其著名的《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义德如此论述Intellectual的涵义：“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如果说这段话是翻译者对其思想的概括，那就干脆看萨义德本人的说法：“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如此看来，按照环报的立场，萨义德显然“异化”了。

在后现代哲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福柯，在《权力的眼睛》中认为，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通过专业分析，对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心理习惯并参与政治意愿形成的人。

环报文章的作者肯定会说，什么后现代不后现代的，福柯毕竟是西方人，是“西方所崇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那么，看看马克思怎么样？——你敢说你玩“异化”概念，比马克思更高明吗？非常可惜，在对“异化”问题有着深刻研究的马克思那里，不仅没有将“批判精神”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异化，反而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给予了无情的、甚至是异常愤怒的批判。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以鲜明的批判精神为显著精神特质的知识分子。请问环报作者，你该怎样评价马克思的“异化”？

高等学府是培养知识分子的摇篮，而德国大学改革的先驱洪堡为普鲁士大学所拟订的章程中特别强调知识分子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其“意义在于，它能为国家和社会保持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力量的东西，就一定能将这个社会引向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是去。”环报文章的作者又该说了，怎么又是西方的？且不说这种大学精神早已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我们就退一步，看看蔡元培先生的理念吧：“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求知，与权力、政治是不同的。对于教育和求知来说，无论是追求科学、真理、价值，都需要需要怀疑、批判、求证、探索。所以，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灵魂，否则，根本无法称其为知识分子。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中轴时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的智者、学者、士大夫，无不具有批判精神，否则决不可能为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现代知识分子，尤其面临着历史的考问：坚持站在客观公正、大众利益的立场，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质疑和批判的精神，还是歌功颂德，为一切决策作诠释和注解，依附于权力而丧失独立性，这已经是辨别真假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是重要前提。如果所有党内外的知识分子都“把毛泽东思想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都在“两个凡是”的框架里，“真理标准大讨论”会是什么结果？如果没有发出批判声音的西单民主墙、发行量极大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和《未定稿》、影响深远的“理论务虚会议”……所谓思想解放会是什么结果？这种与文革“大批判”截然不同的理性批判，决不是什么“异化”，恰恰是向知识分子本质的回归。

环球日报的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一些热衷反主流行动的学者，迄今为止，他们大体处在知识界主流板块的缝隙之中，他们的实际社会角色很不稳定。如果中国的国家道路长时间延续下去，他们就没有可能在历史中沉淀下来，成为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

对于这句话中隐含的阴森森的威胁和利诱，暂且不予理会，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将自己的命运看得至关重要。什么是“国家道路”？还是看看十八大怎么说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算不算“国家道路”？在思想和权力之间、理性和决策之间、政府体制与知识分子之间，需要一种张力，这才是真正的现代文明、政治文明和政治生态文明。现代的历史，的确有前苏联、中国文革时期、现今北朝鲜等等靠强制而实行“思想一律”的状况，为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什么？答案确切，众所周知。而这样的思想牵制，不仅是“国家道路”的异化，而且是人类的异化！

一听到批判的声音，就神经兮兮地发现了敌人。——环球日报们，还是看看到底是谁在与国家道路、人民利益进行“对立”、“背叛”、“异化”吧！是谁大量侵吞人民血汗钱而将自己扮得很“红”？又是谁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蛀虫以及它们赖以施恶的制度弊端？环球们，睁开眼睛看看环球吧：是谁将老婆孩子送到西方而高喊爱国？是谁在揭露这些败坏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行径？又是谁，在“夹缝”里向批判者释放阴风和冷箭？

就连文革期间大行其道的“又红又专”也冒了出来，竟然出自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口。关于所谓的“红”，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白专道路”的棍棒曾经使多少知识分子惨遭迫害。如果一定要以颜色来标注知识分子，那就应当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万紫千红，百花齐放，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色”。关于“专”，萨义德说得好：“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因为专业人士必定受制于圈子内部的价值观或“政治语言和观念结构”，他们对被圈子抛弃存在着恐惧。在萨义德看来，“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而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所谓“又红又专”，才是知识分子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