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不拆除三峡大坝 就必须愚公移沙 每年成本为三千亿

——王维洛：愚公移沙──上海是三峡工程的最大受害者

作者：王维洛

当水库淤满了砾石泥沙，大坝也就成为危坝，在洪水的压力下随时可能溃塌。为了挽救大坝，就必须把水库中的砾石泥沙挖出来，再想方设法将其送入大海──愚公移沙。关键是移沙的成本。现在通过三峡大坝的泥沙每年只有一亿多吨，三亿多吨淤积在三峡水库或者上游的水库中。愚公移沙的平均成本按每吨一千元人民币计，每年的成本为三千亿元人民币。而三峡工程的每年发电销售额不过二百多亿元。

上海是三峡工程最大受害者

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组织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分为十四个专业组，其中一组为生态环境组，组长是马世骏，顾问是侯学煜，马、侯均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最著名的生态环境学家。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主任的陈国阶是生态环境组成员。二○一四年六月十四日陈国阶在凤凰网评论频道的“三峡工程、水坝建设与环境研讨会”上做了《三峡工程环境影响再认识》的报告，谈到了“上海是三峡工程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许多媒体跟进报道，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因为这个资讯和老百姓之前听到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利大于弊”的结论是截然矛盾的。

一九八八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完成，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为了缓和与领导的矛盾，马世骏在弊大于利后面再加上了半句话：但是许多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侯学煜坚决不同意加这半句，拒绝在生态环境的报告上签字。没有签字的还有北京大学生态学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陈昌笃。但此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对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利大于弊”的结论早已形成。

一九八九年三峡工程反对派因六四事件受到政治诬陷，罪名是反对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动乱做舆论准备等。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的侯学煜也因此受到牵连，从此对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至死一言不发。一九九二年一月国务院在没有有效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的情况下批准了三峡工程，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三峡工程，四月全国人大代表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的资讯基础上也通过了三峡工程。

陈国阶以当事人的身份指出，他所签字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是弊大于利，而不是利大于弊。和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而对工程持反对意见的陆钦侃、郭来喜、陈昌笃等一样，陈国阶也因此没有被选为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尽管他们的学术水准已经达到或超过了院士的水准。

上海的形成与三峡工程的得失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是依靠长江等河流携带下来的泥沙形成的，其成陆的时代并不长。三千年前，上海的市中心区浦西、浦东和其他一些区域仍处在海平面之下。根据Ren M.和C. Tseng的研究，在过去的二千到三千年中，长江河口增加陆地面积达九千三百平方公里。长江等河流携带下来的泥沙淤高了海滩，逐渐出现了浦西、浦东这样的陆域，这才有了上海。依靠长江泥沙形成的土地，依靠长江的水，依靠长江的舟楫交通之便，依靠上海人的辛勤努力，上海成为了世界的大都市。因此，没有长江就没有上海，没有长江的泥沙就没有上海立足的土地。黄万里这个上海的儿子在《哭三峡大坝开工》一诗中指出(长江)“含泥润溽滩涂厚”这一自然过程造就了上海、长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平原。黄万里生前认为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理由之一就是：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长江三角洲入海口处每年数量巨大的造陆运动。

三峡工程是否可行?就看工程的得和失比例如何，这包括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所有得失。简单地说，如果得到比失去的大，工程是可行的，如果失去比得到的大，工程就是不可行的。

三峡工程的得讲得很多，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枢纽，平均每年八百四十亿度的发电量等等。但是失讲得很少，淹没了库区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迫使一百五十万人迁移，涉及诸多稀有物种等等，对上海的损失则根本没有讲到。本文只谈三峡工程对上海的未来土地资源的影响。

上海是中国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地方，可谓寸土寸金。二○一三年这一年上海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二千二百六十二亿元人民币，而官方公布的三峡工程总造价是二千亿元人民币;上海每天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为六点二亿元人民币，三峡工程平均每天的发电收入为零点八一亿元。上海市人均耕地仅零点二六亩左右，常住人口增长迅速，土地需要用量大，到二○二○年新增土地需要用量达二百八十六平方公里至五百平方公里，但潜在土地资源有限。陈国阶指出：“在三峡大坝修建之前，上海的陆地面积平均每年要向海洋方向伸出四十米”。这对土地稀少的上海是怎样的一笔财富!可以说这是上海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假设上海地区造陆的厚度需要四米，泥沙容重为每立方米一点六吨，长江入海泥沙量中的零点二亿吨是用于为上海造陆，那么上海每年新增加的陆地面积就是三点一二五平方公里。相反，如果长江口入海泥沙量不足，海水运动就会对长江三角洲入海口的陆地发生侵蚀，上海的陆地面积不但不会增多，反而会持续减少，比如每年可能减少三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别在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的状态下，保证长江口自然状态下的泥沙入海量对于上海来说就尤为重要。可以看到，仅仅是三峡工程对上海造成的造陆面积的损失就已经超过了三峡工程的全部发电所得。所以三峡工程的损失比所得要大，工程不可行。

拆除三峡大坝和愚公移沙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拆除三峡大坝，让长江回复到原来的自然状态，保障长江口的泥沙来量。理由是，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还不是很多，大坝还有拆除的技术可能。再过几年，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增加，要想拆就拆不掉了。那时拆除大坝，三峡水库中的泥沙就会淹没大坝下游长江荆江河道，造成江汉平原洪水泛滥。从经济上来看，三峡工程的百分之八十多的资金来自老百姓缴纳的三峡基金和后续的水电基金，老百姓的投资是一分收益未得。拆除大坝对主要投资者来说没有经济损失。如果不拆除大坝，老百姓还需继续缴纳有关基金，因为后三峡工程一期尚未完成，即使完成一期还需要继续上二期、上三期。最后，三峡工程平均每年八百四十亿度电有许多替代方案，比如中国家庭使用节电的冰箱、洗衣机、厨房设备，每年起码可节约两个三峡工程的发电量。所以拆除三峡大坝是最优的选择。

如不拆除三峡大坝，就必须愚公移沙。毛泽东有篇文章叫《愚公移山》，说是两座大山挡住了愚公家的路，他决心把山挖平。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不必担心山挖不平。愚公的问题是没有考虑移山对生态环境影响，也没有考虑移山的成本与所得之间的关系。愚公做对的一点就是把挖山的泥石挑到大海里去了，而没有填在河道中。听说中国现在还成立了愚公移山研究会，毛泽东的孙子出任主席。恐怕将来中国人不是要愚公移山，而是愚公移沙。

未建三峡大坝时，长江三峡河段保持冲淤平衡，通过宜昌站的平均每年泥沙量为五亿吨，就是说上游来的泥沙和当地产的泥沙共五亿吨全部通过三峡河段下泄，最后经长江口入大海，三峡河段没有淤积的泥沙。三峡大坝建成后，即使采用“蓄清排浑”措施，每年也约有三亿吨泥沙淤积在水库中。黄万里先生指出，三峡水库的砾石淤积问题将更为严重。为了防止出现砾石淤积和泥沙淤积，李鹏提出的对策就是在三峡大坝上游建造大坝，阻挡进入三峡水库的砾石泥沙。比如最近投入发电的金沙江溪洛渡大坝工程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三峡工程阻挡三十年的砾石泥沙。这个办法只能把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在时间轴上向后推移，并不能根本解决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更不能解决长江口泥沙量减少带来的问题。三十年后溪洛渡水库的库容被淤满，需要建新的大坝来接替这个任务。总有一天，长江上可以建设大坝的坝址都建造了大坝，坝后的水库中都淤满了砾石泥沙，那时长江的洪水危害不是变小了，而是更大了，被泥沙壅高水位的洪水具有更大的破坏能力。当水库淤满了砾石泥沙，大坝也就成为危坝，在洪水的压力下随时可能溃塌。为了挽救大坝，就必须把水库中的砾石泥沙挖出来，再想方设法将其送入大海──愚公移沙。关键是移沙的成本。现在通过三峡大坝的泥沙每年只有一亿多吨，三亿多吨淤积在三峡水库或者上游的水库中。愚公移沙的平均成本按每吨一千元人民币计，每年的成本为三千亿元人民币。而三峡工程的每年发电销售额不过二百多亿元。

上海是三峡工程的最大受害者，如果三峡工程运行百年，上海失去的可以成陆的面积就超过三百平方公里，这里还没有考虑河口泥沙减少后可能发生的土地被侵蚀现象，没有考虑受三峡工程影响长江口水量的减少、水质的下降、海水倒灌、长江口拦门沙的形成、上海港航运条件变坏、东海鱼群食物量减少等等对上海极为不利的其他影响。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8月号》